生活的形式
我寫農村，並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裡日漸呈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
這取決於它是一種緩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邊緣比較模糊，伸著一些觸角，有著漫流的自由的形態。
比如，著名的盛產年畫的楊家埠。在往昔的歲月裡，收過秋後，就有販年畫的客商，從遙遠的東北趕著馬車早早來到楊家埠。他們睡在畫坊的閣樓上，畫坊裡通宵達旦刻印年畫，趕著訂貨。客人睡夢裡都是，印板拍在印機，啪啪的響聲。等貨齊了，捆紮著裝上車，再上漫漫歸程。此時，已近年關。這一個買賣的過程，相當漫長，效率相當低。每一步都須人到手到，就是由於這樣具體的動作和環境，情景便產生了。還有，在紹興的鄉間，認識有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鎮上茶館喝茶。他背一個竹籃，籃裡放著自己愛吃的糕點，籃上再掛一件布衫，以防變天時好新增。
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間的田埂走一段，穿過一兩個村落，走過二三座木橋，太陽高了，他就踏進了茶館。
我住鎮上的時候，他送過我兩次禮，一次是他園子裡結的第一個葫蘆，二次是他喂的母雞下的頭一批蛋。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是可稱為形式的，因為它的精神性成分，已經超過了實用的任務。再有，我所插隊的安徽農村，縣裡召開基層幹部會，是不負責伙食的，那就需要隊裡自己解決吃飯的問題。於是，便要帶上個專門做飯的，還要到城裡聯絡個做飯的地方。這種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著人和人具體的特定的關係。
在那裡，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裡醫院治療，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麼辦？帶去。那麼豬誰來喂？雞誰來喂？於是跟去。狗會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為眷戀家人，便也去了。就這樣，醫院的院子裡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雞飛狗跳，煙熏火燎，像個野營宿地。
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發生於此。在農村時，有個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趕集，她怎麼動員我？她說，路上要經過兩口井呢，都是甜水井！
這種方式在當時都被艱難的生計掩住了，如今，在一個審美的領域裡，我重新發現了它們。它們確實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為代價的，可是，藝術和現代化究竟又有什麼關係呢？
城市為了追求效率，它將勞動與享受歸納為抽象的生產和消費，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證了功能。細節在制度的格式裡簡約，具體生動的性質漸漸消失了。它過速地完成過程，達到目的，餘下來的還有什麼呢？其實，所有的形式都是在過程中的。過程縮減了，形式便也簡化了。所以，描寫城市生活的小說不得不充滿言論和解析，因為缺乏形式，於是難以組織好的故事。現代小說故事的變形、誇張、顛倒，都是為了解決形式的匱乏，但也無濟於事。
所以，流浪漢，無業者，罪犯，外鄉人，內省人，精神病患者，會成為城市生活小說的英雄，因為他們衝出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們承擔了重建形式的幻想。
在這一個發展中的時期，我們的城市其實還未形成嚴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這樣的生活方式有著傳奇的表面，它並不就因此上升為形式，因為它缺乏格調。在突如其來的衝擊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則需要精神的價值，這價值是在長時間的學習、訓練、約束、進取中，鍛鍊而成。而現在，顯然時間不夠。像我們目前的描寫發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說，往往是惡俗的故事，這是過於接近的現實提供的資料。
小說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現在，我就找到了我們的村莊。
1999年3月3日 南通
遍地民工
我每晚大約是六點半到七點之間，都會乘坐一班公共汽車，車上常常有七八個頭戴安全帽，身穿帆布工作服，臉色黧黑的壯年男子。
要是夏天，衣服便被汗水溻透，臉上也滿是汗跡。他們散坐在車廂裡，直著背，收縮著身子，默不作聲。在擁擠而變得昏暗的空間裡，可見他們灼亮的眼睛，懷著對周遭環境的警惕。
他們比我早一站下車，這時，便可聽見他們互相招呼的聲音，是這城市所陌生的口音。他們招呼著，從各個角落集中到下車的後門口，當他們的身影糾結起來，就顯得很有重量。這是出於一種緊密的質地，由年輕、體力、室外勞動所形成。車到站停下，他們魚貫下車，抄著快速的短步，從等車與步行的熙攘人群中穿行而去，路燈映照出工作服後背某建築公司的字樣。
年節裡，到西區一條僻靜的馬路等班車。路邊是一道圍牆，牆上破著一扇門，站著一個人，對前面不遠處的幢幢大樓張望。走過去與他搭話，他先是一驚，後退一步，然後靦腆地笑了。原來他很年輕，幾乎是個孩子，像孩子那樣背了手，倚著竹爿扎的門。問他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他說大家都回家過年了，他是留守的人員。我問能進去看看嗎？他側過身，讓我探進頭去。裡面是沒有盡頭的一長條通鋪，被褥靠牆捲起，露出竹蓆。工棚是竹爿搭起的，因是新竹，一片黃燦燦。太陽從視窗與門外照進來，映下一方方亮，亮裡翻卷著一些塵埃的絮。有股子喧嚷於無聲處起來，洋溢滿室。
又有一幅極有趣的景象，是兩個川妹子，手裡攜了行李，風塵僕僕，顯然方才下了車船。
但因年輕，或還有期待，形容並無倦意，臉紅紅的。
當她們走近建築工地的入口時，就放慢了腳步。其中一個格外地低著頭，不肯舉步，另一個推她。被推了幾步，卻又磨轉了身，回到原地，讓那一個去，那一個也不願。兩人廝纏著，好久也不能近前。那起到一半的樓房，腳手架上，時不時傳下來吆喝聲，塔吊的行行聲，和了混凝土攪拌聲。上面有一個人，是她們千里迢迢來找的。
就是這樣，我們這座城市裡，四處都是民工，空氣中挾裹著他們的汗氣和異鄉的口音。
他們在勞作中練成的著地紮實的步態；穿行在車流之間，肆無忌憚又驚恐的身型；還有，大街小巷牆根下小便的背影，改變了這個城市布林喬亞的風韻，變得粗糲起來。在我家的住處周圍，先後起的樓群，有的就以他們家鄉的地方命名。比如有一幢為“新華舍”，我恰巧知道“華舍”這個小鎮，坐落在紹興柯橋邊上，曾以“日出萬丈綢”揚名。
我還注意到，每日中午，不知哪一幢樓上，會響起金屬的敲擊聲，因是居高處，傳得很遠。聽多了，便聽出那敲擊有拍點，什麼拍點？是某個人家鄉的小調，快書，或是大鼓。
2003年1月2日
稿件初審：周 貝
稿件複審：王 薇
稿件終審：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