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先生在畫《俗世奇人全本》中的人物
《俗世奇人》的緣起與“語言”
文丨馮驥才
作家不愛過多談自己的小說，因為要說的已經都寫在自己的小說裡了。
總要說幾句，就說兩點寫作時的思考吧。
第一點：緣起。
在我寫完一組實驗性的文化小說《怪世奇談》之後，還有一肚子人物與故事。但是隻有故事與人物是不能寫作的，關鍵是思想，還有審美的立意。一位史學界人士曾經對我講了法國年鑑學派的一個觀點，即一個地域的人的集體性格總會在某一個歷史階段中表現特別充分與鮮明。我對這個觀點有興趣。我一直認為，地域的集體性格才是真正和深刻的地域形象。
作家對人的關注主要是人物的命運與人物的性格。性格有兩種：
一種是人的個性。
一種是人的集體性格。某一國家和民族的集體性格是國民性，某一地域獨有的集體性格是地域性。很多作家關注集體性格，比如美國作家筆下的西部牛仔、肖洛霍夫和巴別爾的哥薩克、梅里美的吉普賽人、老舍的北京人、魯迅的魯鎮人、托爾斯泰的俄羅斯性格等等。地域性格是特定的地域文化養育出來的。他們的集體性格確實在某一個歷史時代彰顯得有聲有色。比如三十年代的上海和清末的北京，天津是在清末民初。都是在時代更迭和新舊交替的時代。巴爾扎克所寫的巴黎人也是在貴族社會瓦解、新興資產階級崛起的時期。
▲《俗世奇人全本》插圖
寫集體性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魯迅的《孔乙己》，他把民族共性（國民性）作為一個人的個性來寫，這樣寫民族的集體性格確實很絕。孔乙己在生活裡是沒有的，但我們每個人都能從孔乙己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些影子。這個人物有極高的認識價值，是古今文學的人物畫廊中從來沒有過的人物。
再有就像老舍的北京人，他是透過一群人，許許多多不同個性的北京人，來完成北京人的地域的集體形象。這個形象也深入人心。
我選擇老舍先生的方式。所不同的是我不是採用長篇的方式。不是把一群人寫在同一個生活的時空裡。我採取小小說的方式，一篇小說寫一個人，最多兩個人。當讀者把書看完，就會看出天津人獨特的地域性格來。
由於各篇故事彼此無關，城市的空間感就會強，讓人聯想得多。這也是巴別爾的《騎兵軍》給我的啟示。他就是用長短不一、彼此無關的三十五篇小說把哥薩克的集體性格極其斑駁地寫出來了。
第二點：語言。
魯迅先生寫魯鎮人和老舍先生寫北京人時，小說的敘述語言與人物對話語言是兩種語言。人物的對話語言採用的是地方的語言，敘述語言是作家自己的語言。透過這樣的區別，可以將人物的地域特點強調出來。但這樣的方法用在小小說裡就會有支離之感。小小說短，必須緊湊。我採用的方法是，除去在對話中用純粹的天津話，包括俗語、俚語；在敘述語言中有意地加進一些地域氣質（津味）。比如天津人的強梁、調侃、戲謔與自嘲，以使對話語言與敘述語言融為一個整體，強化地域氣質的鮮明性。
小說中使用的語言，與寫散文的語言，是完全不同的兩套筆墨。我認為語言也是要塑造的，這是我的一種試驗。
本文整理自——
馮先生在《俗世奇人》研討會上的講話
2017。7。12 鄭州
真人不露相，能耐暗中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