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經典化的問題，我曾在不同的場合中表達過，特別是在幾次編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現場討論中。我認為，文學史的編寫，就作品而言，一是要確立文學經典，一是要注意文學史經典。所謂文學經典，就是經過歷史化之後、經過時間淘洗經受了時間檢驗的優秀作品。用佛克馬的話來說，文學“經典”是指一個文化所擁有的我們可以從中進行選擇的全部精神寶藏；所謂文學史經典，是指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過重要影響、但本身並不具有經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講述這樣的作品，文學史的敘述就不能完成。在當代文學領域，就“十七年”而言，它的“經典化”已經初步實現，雖然其間經歷過“再解讀”，但“三紅一創保山青林”（《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保衛延安》《山鄉鉅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被普遍認為是“十七年”帶有鮮明社會主義文學特徵的文學經典；而《我們夫婦之間》《達吉和她的父親》等，只是“文學史經典”。這樣的作品雖然不具有經典性，但透過對這些作品的評價，我們才能講述清楚社會主義初期階段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文學。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文學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或者說，剛剛跨進共和國門檻的部分作家、特別是來自“國統區”的作家，並不明確如何書寫新的時代，並不瞭解文學實踐條件究竟發生怎樣的變化。因此，在“試錯”的過程中，制度化地建構起了文學規約和禁忌。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年”時期，文學界有絕對權威話語權的擁有者。比如周揚，他對某部作品的肯定或否定，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或價值的評價，就有了基本的依據；比如茅盾，如果沒有他對《百合花》的肯定，不僅不能終止對《百合花》的質疑或批評，《百合花》在它的時代究竟是怎樣性質的作品，恐怕還是個問題。除此之外，西方經典文學的尺度和對我們的影響、不同時期的閱讀趣味和意識形態要求、不同的文學獎項的頒發、不同的文學選本、一個時期對某些文學傾向的倡導等，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文學經典的指認或認同。這樣看來，四十年來文學經典的難以確立，重要的原因就不僅是時間問題，更是當代文學不確定性因素決定的。因此，在各種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對四十年來文學經典的確認都採取了謹慎的態度，一方面這是正確的，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中國文學經典的確立，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並不僅僅是中國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的事情。這個過程並不是線性的按照現代歷史發展的邏輯展開的，它的變化的全部複雜性並不完全在我們的想象和實踐中。一個突出的例證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他的許多判斷對重寫中國百年文學史產生過重要影響。也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評價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鍾書在中國現代文學歷史敘述中的地位，與魯郭茅巴老曹比較起來並不那麼重要。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中國大陸得以傳播之後，許多人接受了他的看法。對夏志清的接受不止是抬高了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鍾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同時也引發了對現代文學史上主流作家的重新評價。這個現象呈現出的問題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的過程，已經不是中國文學自己的事情，國際漢學界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介入，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的程序和格局，它使“經典化”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一方面，它使現代中國文學逐漸被國際社會所注意，他們的評價帶來了國際背景並提供了另一種參照；一方面，文學評價也為另一種意識形態所掌控，帶來了文學評價的“對峙”格局。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德國漢學家顧彬在2006年對中國當代文學發表的“垃圾”說。這一評價在國內批評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問題不在於顧彬語出驚人的評價，在此之前，國內文學界內外對當代文學的詬病在大小媒體上早已耳熟能詳，但批評界耳充不聞坦然處之。問題在於為什麼一個外國漢學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負面評價，使文學界難以接受。這件事情使我們聯想到80年代文學界的一個口號：“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這是一個祈使句，在這樣的表達中，我們總會感到這是一個文學弱勢國家內心的失落或不自信。或者說，中國文學自覺地將自己設定在世界文學的總體版圖之外，並表達了能夠融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強烈願望；但是，2010年1月14日，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孔子學院、美國《當代世界文學》雜誌社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聯合召開的一次會議則被命名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在這個陳述句中，“中國”是陳述主體，“向海外傳播”既是方向也是意志，它的堅定是不能動搖的。這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東方文化向西方輸出”的想象在文學上的表達。但是，在這樣的表達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和中國文學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雖然我們已經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主體性，但是，透過顧彬“垃圾”說事件表明的是，當代文學的評價和經典化與國際背景有了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莫言獲得諾獎，更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顧彬
因此，對當下文學的評價，用我們過去理解的“經典”不可能成為唯一尺度。我們更需要面對的是當代文學的“當代性”問題。這個“當代性”是指文學的總體狀況改變了“時間的總體化”邏輯，而是以一種不確定性和非邏輯化的方式在發展執行。許多文學因素以突如其來的方式改變了現代性時間總體化的預設，使本來就撲朔迷離的文學現狀變得更加複雜。而恰恰是這種複雜的“整體性”構成了當下文學狀況的豐富性和“當代性”特徵。因此，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不斷對話、此消彼長的過程。我們不可能言之鑿鑿地指認哪部作品就是文學經典。當然，虛無主義是不可取的。就在不同的對話過程中，當代文學的某些經典作品已經呼之欲出了。
孟繁華，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遼寧作協副主席。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編委等。著有《眾神狂歡》《1978：激情歲月》《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新世紀文學論稿》等20餘部。主編文學書籍80餘種，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國內外重要刊物發表論文400餘篇，部分著作譯為英文、日文、韓國文等。2014年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201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批評家獎、多次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理論成果獎、中國文聯優秀理論批評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