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啟超結束一段為期十個月的美洲之旅後，一摒此前政治上力倡“民主”“共和”，思想上“發明新道德”的主張，轉而面向中國先賢大儒，從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
兩年後，編纂出版《德育鑑》一書，為新學青年量身定做修身指南，以培養有志之士偉大人格。試圖透過道德重建，恢弘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本原之學，並擔當救國救民之責。本書初刊於《新民叢報》，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單行本，風靡一時。
梁漱溟、胡適、徐志摩等民國風雲人物都在成長中受到過《德育鑑》的重要影響。
梁啟超的修身讀本
影響了
梁漱溟、胡適、徐志摩等風雲人物
現代新儒家
梁漱溟
先生在《我的自學小史》中回憶道：“任公先生有《德育鑑》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任公自加按語跋識。我對於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於此。”
胡適
坦言自己受《德育鑑》和《節本明儒學案》的引導而去讀宋明理學書，也正因此，才萌生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
徐志摩
在讀罷《德育鑑》後，合十稽首，感喟“喜懼愧感，一時交集”。
這位舊時代計程車大夫、新時代的啟蒙者，用“善變”和“多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代的人格，梁啟超對後世影響廣博深遠。
梁啟超精選出
先秦至明清65位先儒421條德育修身的格言語錄
，分為“辨術”“立志”“知本”“存養”“省克”“應用”六篇，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驟摘錄編排，並加按語跋識。
他自稱本書“其體裁異也。惟有志之士，欲從事修養以成偉大之人格者，日置座右，可以當一良友”。在“學絕道喪”之際，他希望重返儒家的道德本心，以此建立融會中西之長、足以長治久安的善好社會，傳承中國文化的命脈。
歷久彌新
現為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國學指定教本
梁啟超是清華國學研究院五大導師之一，培養了一批一流人才。承襲其先志的劉東教授，不僅在十餘年前復建了梁啟超所在的清華國學研究院，還將其《德育鑑》設為
國學研究院的德育教材。
《德育鑑》這個書名就意味著
以古人的偉大人格為對照，為救國救民之鏡鑑
。劉東敏銳地意識到在百年後的今天，《德育鑑》仍有其迫切的現實意義：“恐怕梁先生都無法逆料，這種對照到今天變得如此緊迫，在後世出現了一層障礙，無形地阻隔著同傳統精神的親近。”
而今，劉東教授在西子湖畔創立了浙江大學中西書院，這本超越時空的青年德育修身指南，再度被推薦為
中西書院指定教本
。
梁啟超這本為時人和後人所編的修身讀本，以最凝練的篇幅幫助讀者集中領略歷代先哲的親口傳授。
此次由劉東教授撰寫弁言、題解的《德育鑑》版本，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翟奎鳳根據多種版本做了點校和註釋，並在附錄中對全書所涉名儒做了簡介。
這是一個更適合現代讀者閱讀的《德育鑑》版本，強調的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德性修養和勵志修身之本，對於今天的青年來說，在當下非但沒有過時，意義反而更加彰顯。
14堂大家德育課
直抵中華文化精神核心
藉著為《德育鑑》撰寫題解的機緣，劉東教授在
《德教釋疑》
中一氣呵成又多所發明、自成一體地解答了一系列極為關鍵且迄今尚未釐清的儒學難題，比如：有無公德與私德之分，“為己之學”為什麼反而是成己之學，心學比理學強在哪裡，修己與待人的區別何在，道德要不要形上預設，怎樣才算是知行合一，等等。
他在譯林主編的“
人文與社會譯叢
”引介西方最前沿的學術成果，從人文思入社會，以哲思觀照現實。經過20年的持續出版，這套書已經成為知識界無人不曉的社會科學品牌叢書。
在道德研究方面，這套叢書也為我們引介了西方重要的美德研究作品，如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的《追尋美德》、羅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美德倫理學》、約納斯·奧爾松的《道德錯誤論》，以及邁克爾·斯洛特的《源自動機的道德》《從道德到美德》《關懷倫理與移情》，以西方德育的前沿研究，為我國從傳統中汲取道德養料提供鏡鑑，真正在接續傳統的同時做到中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
從清華園到求是園，劉東教授再造傳統之初心抱定如一。他在《德育鑑》弁言中說：“語境雖有所遷移，外在的物象亦大有變異，可自己的內心依然如故，而價值追求更是未稍動搖。”
梁啟超選編的《德育鑑》原有一篇例言和六章正文，共七個部分。劉東為各章分別撰寫兩篇“題解”，以聯絡當下特定的複雜語境，對於諸多疑難問題進行解疑，作為青年讀者進一步閱讀的導引，也有助於讀者更深刻理解《德育鑑》之精髓。
14個儒學難題，14堂大家德育課，直抵中華文化精神核心。
最提倡國學的人
反而可能是最瞭解西方的
對於劉東教授而言，弘揚國學和促進中西交流不僅是兩項並行不悖的文化事業，也是在新的時代真正復興傳統的必經之路。在他眼裡，西學與國學並不矛盾，正相反，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最提倡國學的人，反而可能是最瞭解西方的”。
比如，當年清華國學院裡的五大導師，不僅國學水平一流，也擅西學。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均從哈佛學成歸國，王國維從未到過西方，卻是第一個硬用西文去啃西學的中國人。梁啟超遊歷了日本和歐洲，在西學與國學的不斷對話、碰撞中，在價值觀念上獲得了文化相對主義的轉折，從而不再籠統地把西方的每一步發展，都看成無可替代的歷史趨勢，而是深入細部看到，實際上就連表現出強勢的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種價值的矛盾綜合體。
在劉東看來，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特徵，有一套作為其基調和特色的學術話語，在千百年裡不間斷地被接續研討和講談著。《德育鑑》一書所集中反映的，也正是這樣一種貫穿文明始終的“接著講”的程序。
從孔孟到程朱陸王，到康梁，一直來到我們自己……只要中國文化不斷傳承下去，它就必然包含著對後學的無盡期許，要求把這種講談活動繼續延伸下去，不光延續到我們，還要延續到我們的後人，以及我們後人的後人。
《德教釋疑》一書不僅是後人“接著講”，還更要進一步去“對著講”；甚至不光要跟古代的西學（佛學）“對著講”，還更要跟當今的西學“對著講”。與古人、與西學對話，在相互理解中達成重疊的意識。
在工具理性主導的今天，重溫《德育鑑》，捧讀《德教釋疑》，可以看到，梁啟超闡述的辨術、立志、正本、存養、省克、致用、救世的德育之道和修身之術，對於根治功利主義瀰漫的弊端，無疑依然具有振聾發聵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