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
“歲月苦熬下，衣服在穿我們，而不是我們在穿衣服。”
這個句子，出自100年前的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之口。
100年後的今天，她和四位女作家的故事，被80歲高齡的英國傳記作家林德爾·戈登寫下，名為《破局者：改變世界的五位女作家》。
瑪麗·雪萊、艾米莉·勃朗特、喬治·艾略特、奧利芙·施賴納、弗吉尼亞·伍爾夫——這些19世紀英國女作家，她們如何克服阻礙而成為作家？
面對這些閃亮的名字，戈登的筆觸重返她們每個人置身“局外”的時刻，將她們生命肌理之中的沉默、孤獨緩緩鋪開。正是這些時刻，帶給了她們無限的創作能量。
破局者是狹隘的反義詞，而創作是療愈憂鬱最好的解藥。
01
傾聽她們驚人的勇敢
戈登將這五位女性作家稱作“破局者”，因為她們每個人都在人生的某個時段，甚至絕大多數時光，由於某些價值標準而到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戈登精心展示了她們的人生。今天，我們傾聽她們驚人的勇敢，她們表面之下有諸多的不得已。譬如，雪萊被稱作天才少女；艾略特37歲寫了第一部小說，40歲時，她才找到自己作為小說家的聲音；伍爾夫篤信“女人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屋、一筆屬於自己的薪金，才能真正擁有創作的自由”。
戈登不僅書寫了這五位女作家的一生，還給她們找到了一條“聯絡紐帶”，使這五位作家構成了一幅19——20世紀的文學地圖。
構成這幅文學地圖原點的就是雪萊的母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其作品幾乎成為跨越整個19世紀的精神信仰。
對於雪萊，母親帶給她的影響很深遠——“在一個又一個簡陋的旅館，瑪麗、簡和雪萊組成了一個閱讀小組。”
沃斯通克拉夫特同艾略特的勾連在我們的設想中該是相對簡單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戈登發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並不好找”。
然而，艾略特卻是一個另類——“喬治·艾略特三十好幾才讀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就是在那個時候她才接受了挑戰：艾略特並非生來就是個天才。她是成長為一個天才的。”
在這個背景之下，問題就產生了：奧利芙·施賴納是如何被一個“不好找”並“保持距離”的作家所影響的呢？
“1886年5月，一個出版商聯絡了奧利芙·施賴納，要她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寫序。‘她是最偉大的，在某些問題上，她在100年前就看到了今天也僅有少部分人能看到的、整個世界要在300年後才能看到的東西。’”
在這份“工作”當中，施賴納發現自己同沃斯通克拉夫特有著驚人的相似。
直到20世紀以後，一切都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出現在伍爾夫視野當中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經完全不同——“就在伍爾夫重新將她在劍橋的講座修訂成《一間自己的房間》的同一年——1929年——她也寫下一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傳記性文字。這篇文章旨在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革新精神正名，洗去18世紀末在她身上印下的汙名：伍爾夫只用了3頁就表明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如何一刀切入生活的嫩肉’，並表明她身上最重要的並非常見的抑鬱。這些也是伍爾夫本人具有的品質。她一次又一次走出疾病的低谷；她不允許自己成為一個沉默的‘病人’。”
因此，在這部作品當中，人們看到的不僅僅是5位女作家的各自生平以及獨特的生命體驗，更能看到一種跨越了百年的思想文化圖景及其脈絡。
02
當“局外人”成為“破局者”
像許多人一樣，當作者戈登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也曾與書中的人物“交朋友”。這是讀者和作者之間一種奇特的關係。
在英國小鎮長大的戈登被那些女作家所吸引。例如喬治·艾略特，她是個無法為自己向上求索的天性找到安放之處的、躁動而聰穎的女孩；後來，戈登愛上了伍爾夫的所見——暗夜中她看透局外人的心靈和思想，自我在強光下褪色；艾米莉·勃朗特吶喊出的對“外在世界”的輕視和對“內在世界”的擁抱也讓戈登深深信服。
她們在世時彷彿都是“局外人”，儘管痛苦，但與社會的疏離也的確使她們吐露了那些不得不言說的東西。
童年時，戈登一直陪著生病的母親，深知對局外人的同情之感；但與此同時，戈登很早就為她們的所見所感而震動，比如母親，她的疏離能讓她對世界擁有別樣的理解。
“那些意義非凡的局外人告訴我們的，並非我們是誰，而是我們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
戈登選擇了五位卓越的局外人——她們的聲音都在時間的程序中變得益發響亮。在戈登心目中，她們永久地改變了我們。
她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各自擁有不同的處境，但她們的共通之處在於她們相互間的啟發，以及她們跨越時代對我們的影響。
她們在成為作家前都曾是讀者，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在創造之鏈中聽到了前人的聲音。
她們中的每一位，是如何穿越時間發出龐然巨響的呢？
1846年1月2日，在勃朗特寫作《呼嘯山莊》之時，她不受束縛的聲音驅動著它超越了自身的時代。她宣稱，“我的靈魂絕不怯懦”。
她們的生命歷程似乎是常常變化的，以至於經歷了完全的蛻變——勃朗特有兩個天賦異稟並與她惺惺相惜的姐妹，幾乎逆著她的意願，想方設法出版她的作品；醫生沒想到伍爾夫能從1915年的精神疾病中康復過來，更別提在當時一舉成為一流小說家；施賴納也可能一生都是個普通女教師。
在她們每個人的人生開端，戈登都看到一個模糊的形影：她隱約察覺到自己尚待檢驗的潛力，或是在書信中浮現，或是寄身日記裡的喃喃自語，但在即將偏離習俗的既定路線時，她又總是作出抉擇。
熱情在她們的成名之路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同樣重要的還有愛情：艾略特愛上了一位男性，但對方無法回饋她的愛；雪萊義無反顧地愛上了一個詩人。
他們相互啟發、神交，最終克服生命中的阻礙，成為了“破局者”。
藉助生命敘事這一特殊體裁，我們也可窺見那個時代的風起雲湧：彼時，一方面必須面對經濟、法律、社會生活的種種限制；而另一方面，從啟蒙運動的餘暉到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自由人文主義，再到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許多勇敢的聲音都為她們的“離經叛道”提供了思想的溫床。
當然，構成五位女作家最為耀眼的天賦與才華的，還是一段段不同尋常的人生和社會網路，她們也有家人、朋友、愛人和導師，就像伍爾夫所說的，“只有在能夠丈量普通人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經歷的前提下，我們才能夠理解超凡的成功或失敗”。
她們都寫出了傳世之書，並改變了我們看待歷史的方式。
戈登展示了她們的共同之處，不僅僅是才華。
在時代背景下，她們從書本上學習，有時也從開明的導師那裡學習。每個人都必須想象一個女人會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創造出自己的聲音。個人生活中的激情被注入了她們的小說之中。戈登發現，這些女作家激發了新一代，她們希望改變世界。
03
“我必須說話”
這五位作家中，有四位的人生都是在沒什麼希望中開始的。雪萊是唯一的例外，她在20歲之前就寫出了《弗蘭肯斯坦》。她雖然和其他人一樣變成了局外人——但她的起點很高。
其他四位女作家都沒有母親。她們從書中學習。她們面臨著一直待在家裡、過未經活過的人生的危險。如果說待在家裡是種風險，那麼離開家則往往意味著更大的危險：失去庇護、與家人隔閡、受到剝削；流離失所，從一處輾轉到另一處。
恰恰就在這時，她們不屈的心靈出現了，她們的小說也即刻迴應著當下：雪萊的《弗蘭肯斯坦》、艾略特的《亞當·比德》和施賴納《一個非洲農場的故事》。勃朗特和伍爾夫更為坦率大膽的話語則在她們身後很久才為廣大的讀者所知。
她們選擇了自己的人生，以及苦難和美好互相滲透的生活。她們每個人在創作之初，都懷抱著簡·愛所表達的衝動：“我必須說話。”
正如伍爾夫所言：“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觀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韻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義也許永遠沒有答案，但也要盡情感受這種沒有答案的人生。”
《破局者：改變世界的五位女作家》
林德爾·戈登 著
胡笑然、肖一之、許小凡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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