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裙、貫頭衣或對襟上衣，也許你曾見過黎錦的百般模樣。
織貝、吉貝布或黎幕、黎單，也許你並不清楚黎錦來時的路。
是也好否也罷，這一黎族古老技藝都已真真切切地綿延千年，並在持續不斷的嬗變、交融與創新中，構建起一個自成門派的手工藝知識體系。
於是又回到最初的命題，什麼是黎錦？一言以蔽之，不過紡、染、織、繡四字。
黎錦圍巾。海南日報記者 封爍 攝
搓棉絮，絲縷縷
黎錦的故事，要從一根線說起。
遠古時代，人類先祖摸索著學會將某些植物纖維或動物毛髮編結成網，套在石頭外作為武器襲擊野獸。或許是某一刻的靈感迸發，當他們將多根纖維合到一塊搓揉成線時，發現竟堅固耐用了不少，紡線技術雛形便也由此形成。
再將目光聚焦到海南島，這裡溫暖多雨的氣候滋養出多種優質纖維植物，自然也為黎族先民提供了豐富的紡線原料。如火索麻、苧麻、木棉、草棉等，其中又尤以棉類運用最廣。
每年三四月採木棉，八九月採草棉，將收集到的棉花果實入筐，接下來便是脫籽、彈棉和卷筳。等到完成這三道初加工工序，一團團棉絮變成無雜質、均勻鬆散的條狀物時，才算真正進入“紡線時間”。
將棉花捲向紡錘，放在腿上急速地滾搓後再鬆手，反覆拉捻之間，細白的棉線便越拉越長。也有少數黎族婦女透過腳踏紡車紡線，宋末詩人艾可叔的一句“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描繪的或許便是這般場景。
無論是採用紡錘還是紡車，紡出的紗線都容易打絞，再加上錠子直徑不大，纏繞的紗線長度有限，所以需將紗線加長並加以整理，是為導紗。
黎族婦女常用的導紗工具是繞線架，多為竹製或木製，結構似“工”字或“幹”字。等到利用繞線架將紗線束繞成“8”字，黎胞便會將其捆好取下，同“鴨板栗”（一種植物果實）、米漿、碎米汁、牛皮等一起入鍋加水煮開，晾乾後便成了韌性好、不易斷、不起毛的紗線成品。
黎錦圖樣。 海南日報記者 封爍 攝
入染矣，色斑斕
“黎錦光輝豔若雲”——清代進士程秉釗在《瓊州雜事詩》中的這句稱讚，讓黎錦一下子從灰撲撲的“活化石”形象中抽離出來，分明演繹著斑斕之美。可一根根細白的紗線，何以能變得“豔若雲”？
到訪瓊島黎區，到村寨周邊轉上一圈，外人見到的不過是一株株普通草木，在黎胞眼裡卻全是色彩的代名詞。
藍草是藍色，薑黃、楓樹皮是黃色，野板栗樹皮、蘇木心材是紅色，谷木的葉是綠色，烏墨樹的皮和根是黑色……聰明的黎族婦女採擷各種植物的根、莖、心、皮、葉、花、果，以及少量動物血、礦物作染料，將自然之色運用到極致。
製作染料，有浸泡、煮沸、造靛等法，通常以草木灰、泥土、河泥、礦物質作助劑，可謂真正的純天然。
不同於常見的先織後染，黎錦往往是先染紗線，後織布。染法也是五花八門，既有直接染色、媒染劑染色、還原染色之分，也可分為單色染、混合染、復染、套染等。其中最為獨特的，當數流行於東方、昌江兩地黎族美孚方言區的絣染技藝。
絣染，也稱結染、扎染、纈染。“纈，撮採以線結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原色，餘則入染矣，其色斑斕謂之纈。”元代史學家胡三省在《資治通鑑音注》中的這段描述，還原的正是絣染之法。
此法之難，在於操作極為繁瑣。通常，要將理好的紗線作經線，緊縛在絣染架上，再用其他色系的紗線在經線上紮結出所需花紋圖案，隨後將其取下染色，染後晾乾，再摘去所結紗線，便顯現出別具一格的朦朧暈色經線。這時，還要再織上彩色緯線，才算大功告成。
晾曬植物染色後的棉線。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攝
織經緯，布料成
“紡織”二字，如今多數時間總是成對出現。事實上，它們屬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操作——“紡”是將棉絮製成紗線，這是由點到線的蛻變；“織”則是將紗線經緯交織，由線及面組成一片片織物之餘，也頓從一維空間躍至二維空間。
一番解釋後不難發現，紡與織之間簡直隔著一道“技術鴻溝”。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周易·繫辭（下）》中的這段描述，是人們所能找到關於織造技術最早的文獻記載之一。彼時，人們先將經紗排好，用手指一根隔一根地挑起，穿入緯紗，是為“手經指掛”。
反反覆覆的高強度、低效率作業，終有一日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織造工具便應運而生。
其中最為典型、早期使用最廣的，當數腰機：由腰帶、卷布軸、打緯刀、梭子、提綜杆等構件組成，體積僅一小捆，攜帶相當方便。
腰機同樣受到黎族婦女的青睞，以至於到黎寨去，屋裡屋外、樹蔭下、廣場上，處處可見這般景緻——婦女們席地而坐，腰纏腰帶，腳蹬撐經杆兩端，提梭引緯、上下交替間，經紗與緯紗便一次次相互交織。
但這一流程只適用於織造底布。若想配以花紋圖案，則涉及提花、挑花技術，又分單面織、雙面織，通經通緯之正織、通經斷緯之反織。不管哪種方法，織造時都沒有圖樣提供參考。織什麼、如何織，全在織造者的腦海裡。
對於她們而言，這將是對記憶力與創造力的考驗，亦是對心性的一場修煉。
4月20日，博鰲亞洲論壇主題公園展示的用於製作黎錦的線團。海南日報記者 李天平 攝
綴異紋，奪天工
人類對美的追求，似乎是與生俱來的特性。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從《尚書·益稷》中記載的這段舜帝與大禹的對話可知，早在舜帝時代，人們便已懂得“衣畫而裳繡”。
這一工藝相傳是脫胎於文身習俗，至少具體到黎族而言，兩者間的關聯至今清晰可見：均存在大量“蛙紋”“雷紋”，造型語言多為直線、平行線、三角形、菱形等幾何形狀的對稱組合，且五大方言區的文身、繡納圖案均呈現出顯著的氏族特徵。
而刺繡沒有紋刺之苦，黎族婦女在發揮時自然更加肆意。既有素繡、平繡、鋪繡、辮繡、縐繡、彩繡（雙面繡）、貼布繡、花邊挑繡、堆繡等繡法之分，又有直針、扭針、珠針、鋪針等針法之別，再加上紛繁多樣的圖案與色彩搭配，可謂將黎錦美學價值與藝術內涵推到極致。
若論頭名，首推還是白沙黎族潤方言區的雙面繡。其技藝之絕，在於織物正反兩面不但針法疏密一致，且色彩、紋樣也完全一樣，這就需刺繡者在施針過程中時刻記線記針，運針始終垂直，不是行家老手，恐難勝任。
也難怪我國著名人類學家梁釗韜在《中國民族學概論》中對黎族雙面繡發出如此感慨：“黎族中的本地黎婦女則長於雙面繡，而以構圖、造型精巧為特點，她們刺出的雙面繡，工藝奇美。”
從紡紗到染色，由織布到刺繡，當一團團棉絮在朝暉夕陰中終於蛻變為“間以五彩，異紋炳然”的方寸黎錦，這一色一紋、一針一線間，閃爍著的分明是黎族文明的歷史與現在。
原標題：方寸黎錦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