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行不怠 青銅之旅
文 | 韓雪
2020年9月，我非常榮幸地進入中國國家博物館這座國家歷史文化藝術的最高殿堂，在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霍宏偉先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晁福林先生的悉心指導下，開始了博士後階段的研究工作。
在博士後工作站期間，我將自己碩博所學的專業——考古學與古文字學，與國博館藏豐富精美的兩週青銅器相結合，以女性銘文作為主要研究物件，繼續深入發掘其背後的價值。在國博強有力的學術支援下，我有幸參加了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合作舉辦的兩次青銅器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我彙報了自己最新的館藏青銅器研究成果，並與頂尖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專家進行學習、交流，這樣的機會實屬難得。在國博搭建的高水平研究平臺上，我主持有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專案1項，在核心期刊發表研究論文3篇。
除了學術研究外，我還參與了館內業務工作：策劃博士後沙龍；參與籌備國博青銅器學術會議；負責國博講堂年度總結及相關的編輯工作等。這些寶貴的工作積累和歷練，讓我對國博的具體工作有了更為直接和深刻的瞭解，從中受益匪淺。
在國博做博後，我深感榮幸。國家博物館對新人後輩的提攜與鼓勵是無時無刻、無微不至的，工作站的柔性管理和科研服務是體貼入微的，讓我珍藏了無數次的感動瞬間。合作導師霍老師對我科研工作要求是嚴格的，指導更是耐心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國博學者的精深與嚴謹。還有我所接觸過的許多國博老師、同事都令我記憶深刻，感觸良多，能夠遇到科研和工作上志同道合的好夥伴，是我的幸運。對此，我由衷感謝國博大家庭的關懷與溫暖，他們讓我的博士後工作經歷充實而美好。
每當我徜徉在國博展廳，凝視著渾厚古樸的青銅器、古拙宛轉的銘文，深沉朴茂的篆籀之氣與商周古風撲面而來，三千多年曆史積澱的精華在短短兩年的博士後階段是無法全部汲取的。歲月悠悠，來日方長，在今後的日子裡，我將繼續沉浸在青銅之旅的探索之中。
以夢為馬 砥礪向學
文 | 韓少玄
博爾赫斯有言，如果有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套用他的話，其實也可以說，對於科研工作者而言，如果有天堂，也應該是博物館的模樣。
2020年，從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畢業後，我選擇到中國國家博物館從事博士後科研工作。就個人體會，於此從事博士後科研工作，優勢顯而易見。比如，有更多機會接觸珍貴文物、文獻，晤對之間，不期然就能生髮出新的感悟、邂逅新的選題；再如，在這裡從事科研工作，更有可能完成成果的轉化、彰顯其社會價值，讓學術走出“象牙塔”。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科研工作，繁重而充實，兩年來我有兩部學術專著出版，在權威核心期刊發表了三篇學術論文、另有十數篇論文刊發於各專業報刊，這些學術成果有相當一部分是透過研究國博館藏而完成的。在研究過程中，我真切地體會到“個案”帶“問題”這一研究方式之殊勝，以糾過往為學之偏。
兩年來，有幸追從中國國家博物館劉萬鳴先生、北京大學朱良志先生為合作導師。兩位先生皆心性真純、學養深厚、識見淵雅，在他們的悉心教導下，我得以順利完成新著《20世紀中國畫論研究》的書稿。2021年10月，劉萬鳴先生主持策劃的“藝術為人民——劉文西藝術大展”開幕，我有幸參與採訪、展評等部分工作，籍此對藝術與人民、藝術與生活的關係，對藝術的功能和價值、藝術家的使命和擔當，都有了更深的體察。
兩年博士後科研工作的經歷，見證了我的身份轉型，自此開啟專事科研的征程。以夢為馬、心向遠方，深情揖別、鄭重起行。感謝中國國家博物館，在這裡，雖駑鈍如我也稍稍領略了學術探研之奧妙。感謝博士後工作站的所有工作人員，他們嚴謹、負責、務實的作風，時時令我感佩。
理論與實踐的橋樑
文 | 任麗娜
2020年的冬天，我從中國藝術研究院畢業，幸運地來到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做博士後。自那一刻起，歷史的通道似乎一下子向我敞開：書法、繪畫、青銅、陶瓷……最令人欣喜的是，這裡有我神往已久的非遺專案——書畫臨摹複製技藝。我深知國博的手跡類文物臨摹複製技藝在國內首屈一指，這令我對未來的研究充滿期待。事實證明，在國博的求學經歷確實不枉此行。
國家博物館和北京大學的聯合培養，使我的研究既不脫離實踐，又緊密結合理論。無論是技藝精湛的館內專家王秋仲，還是學養深厚的北大教授張辛，均親切隨和，不以導師而自居。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成功申請到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支援。此外，國博文保院裝置齊全且先進，領導與同事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與關懷，讓我有機會跟隨王秋仲老師一起文物複製實操。
王老師雖已年近70，但經驗豐富、技法精湛，令人欽佩不已，最可貴的是他樂於傳承。記得跟隨王老師複製的第一件文物——董必武的書法作品《丹崖仙境》，據家屬介紹，這件作品是董必武在山東蓬萊療養時受邀所作，因當時身邊沒有大筆，董老便隨手找了一團棉花蘸取墨汁，一揮而就“丹崖仙境”四個大字，加上題款共由三張四尺整張的宣紙拼接而成。面對如此大尺寸的書法作品，再加上棉花蘸墨行筆急時留下的許多“枯筆飛白”，我當時就犯了難：如果用傳統的“廓填法”，這麼多的幹筆鋒以及墨色的乾溼濃淡就不好表現；倘若用“一筆書”法臨摹，細節又無法做到與原作一般的逼真形象。幸得王老師及時提點，說用半生熟的紙，結合“一筆書”和“廓填法”兩種方法進行臨摹複製，這樣即可保留墨色自然的變化形態，還可以使細節與原作保持一致。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們投入了工作：先用毛筆精準地摹出邊廓細節，對於尖筆峰和纖絲縈帶的飛白，不是一掃而過，而是用筆輕輕送到，努力做到與原作絲毫不差，再用噴壺噴水讓紙面微微溼潤，然後按照原作筆勢走向和墨色的濃淡進行反覆微填墨處理，我還在最後的“全色”處理時著重調整了細節與整體的關係，最後達到了形神兼備以假亂真的程度。據交接人員反映，董必武的家屬十分滿意。就這樣，我不斷在工作實踐中獲得經驗，在王老師的傾囊相授中逐漸地掌握了手跡類文物臨摹複製的全部流程與核心技藝，為館裡臨摹複製文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簽名冊》首頁、錢學森手稿、葛庭燧信件等等。
紙上談兵的理論落到了實處，我陸續在國家一級出版社出版30萬字學術專著、20萬字傳承人口述史，並發表數篇相關學術論文。倘若脫離國家博物館這座連線理論與實踐的橋樑，我的學術研究將難免空洞無力，國博這個包容的平臺培養了我、成就了我。感謝國博給我這樣的機遇和體驗，我也會一直努力，為國博略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