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春紅回家這一年
16年前捲入一起投毒殺人案，河南高院去年終審改判無罪，吳春紅案寫入最高檢工作報告
東南角，是周崗村地勢最低的宅院。村口的硬化路抬高了水平線，多數村宅都用水泥墊高地基，建起了小樓，但那座宅空了16年，彷彿被時光遺忘。在豫東民權縣的黃河故堤，旱澇分明，到了夏季，雨水繞過高處，灌進這最低處。
這是吳春紅的家。
16年前，2004年11月15日，同村電工王戰勝的小兒子中毒身亡，大兒子倖免於難。警方認定，這是一起投毒殺人案。
兩天後，當時34歲的吳春紅穿著拖鞋被從家中帶走。辯護律師說，在此後的審訊中，他承認投毒。
他連續承認了三次，此後再也沒有認罪。2005年至2008年，吳春紅被商丘中院三次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河南高院三次以“事實不清”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第四次，商丘中院以故意殺人罪改判他無期徒刑，河南高院二審維持了判決。
2018年9月29日，最高法院指令河南高院再審此案。2020年4月1日，河南高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原判據以定案的證據沒有形成完整鎖鏈，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宣判吳春紅無罪，當庭釋放。
202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提及，對“吳春紅投毒案”等冤錯案件，堅持疑罪從無、有錯必糾，建議改判無罪。同時，制發錯案責任追究意見，對近年來已糾正重大錯案逐一啟動問責程式。糾錯不能止於國家賠償，追責必須落到責任主體。
女兒吳莉莉把這條新聞轉給吳春紅，他捧著手機掉淚了。“我看到檢察長說能追責，我心裡非常激動，國家真的太好了。”
如今，無罪釋放已近一年，吳春紅在努力跟上現代生活。另一方面，他與王戰勝一家仍處於僵局。
王戰勝要求重啟對當年投毒案的調查，記者獲悉，目前調查無突破性進展。他結束通話記者數十個電話後，發來簡訊，“別打擾我了好不，我想過平靜的生活。”
對兒女的願景
恢復自由一年後，吳春紅的體重從130斤長到160斤。他已經51歲，小肚子微微凸起。方臉，頭上的短髮夾雜星點的白，展開眉頭，右眼珠卻無法與左眼看向同一方向。
他的右眼現在只有微微的光感，他說是在監獄裡哭壞的。侄子上學時淘汰的雙肩包背在吳春紅肩上，揹包外側拉鍊壞了，口子敞開。吳春紅的座駕是被外甥淘汰的腳踏車，路在他的眼睛裡是斜的，他慢慢騎著車，匯入人流。
騎車時，吳春紅揣兜裡的手拿了出來，暴露了手背上一片片深紅的疙瘩。那是牛皮癬，同哭壞的右眼一樣，都是16年監獄生活的印跡。
醫生告訴吳春紅，牛皮癬是因為他身上有真菌，就像“草種”，壓力大時“草原”長出來，壓力減小“草原”就枯萎了。
牛皮癬比以前少了。吳春紅說，除了治病，他現在依然面臨著另一種壓力。
心頭病是給兒子成個家。兒子虛歲已有27，農村結婚早，同齡人都有了孩子，有的還有了仨。
頂著“殺人犯兒子”的壓力，吳春紅兒子10歲輟學，最初只能去傢俱廠做小工，幾年後，進了電子廠，在流水線上熬到成年。兒子多年來一直在外奔波，在工地上給人綁鋼筋，開混凝土攪拌車跑長途，還送過外賣。但因為家貧，始終攢不出彩禮錢，熬成了“大齡剩男”。
這些年，彩禮價格水漲船高。“沒攥著30萬都沒希望。”吳春紅說，除了這筆彩禮錢，他還必須給兒子在縣城買一套房子。在民權縣，精裝修新房每平方米7000元，如果選個二手房，每平米也要5000元。算來算去，買個差不多的三居室，再加上裝修，就要花掉百萬。
在獄中時，吳春紅時常熬夜寫申訴狀，出獄後他依然睡得晚，這些時間就用來看新聞。他告訴記者，羨慕南方的婚俗習慣。他說的正是時下新聞裡流行的“贅婿”文化，即在南方某地嫁女兒，女方家全款把房子和車子置辦齊，還給盤個店，不對男方提出經濟要求。
在周崗村街坊眼中，“盤個店”是成功的標籤，吳春紅對女兒的願景也是如此。
吳春紅女兒吳莉莉出嫁時剛滿20歲，那時候是2012年，吳春紅還在獄中，她基本沒什麼嫁妝。吳莉莉只有初中學歷，在美容院給人“做臉”，底薪800塊，推銷出化妝品才能賺到提成。女婿是貨車司機，每年大部分時間在外奔波，吳莉莉一邊工作貼補家用，一邊照顧三個孩子。
在街坊鄰居眼裡，在美容院上班不夠體面。“不能讓她總是伺候人。”吳春紅說。那家美容院開在市場旁邊，顧客許多是小生意人，身上帶著魚腥的味道。除了給這些顧客洗臉、用理療器推油和敷面膜，吳莉莉還要幫客人捏背捶腿。這在吳春紅眼裡，是在“伺候別人”，彷彿低了一等。
春節過後，還沒出正月。吳莉莉不打算在美容院幹了，她丈夫也想在縣城陪孩子生活，於是夫妻倆合計後，貸款五萬，盤了同學的一家菸酒店。3月13日，吳春紅在這家店仿黃花梨材質的大桌旁，接受了記者的採訪。那天是吳莉莉開店第10天，酒櫃上擺著價值不菲的洋酒，但都是前老闆的貨，吳莉莉只是幫忙售賣。
菸酒店客人寥寥。“昨天別人買了一盒煙，收款20元現金，賺了兩塊錢。又賣了一瓶酒，賣了400塊錢，我們進價就是396元，賺了4塊錢。”吳莉莉從來沒做過生意，找不到靠譜的進貨渠道，賣不出去酒，也賺不到什麼錢，“啤酒一箱進價是50元，售價也是50元。”第二天，吳莉莉把店退回去了，損失幾千元押金。
2020年8月6日，河南高院作出了262萬餘元的國家賠償決定，精神損害賠償金是68萬元。此前吳春紅申請的金額是1872萬餘元，申請的醫療費、誤工費，都沒有得到法院支援。他對此提出複議，目前尚未有結論。
吳春紅決定，等獲得賠償，先給兒子在縣城買個房子，“讓他自己找媳婦吧，找有緣分的”。
女兒“盤個店”的構想遇到挫折，他本想等有錢了，投錢給菸酒店，但吳莉莉很快把店退了，他又想將來投資給女兒開奶茶店。他打算在學校附近找個店鋪，人流量大，讓吳莉莉帶著弟弟一起幹。
被操心的人
現在的吳春紅暫時還一窮二白，靠親人接濟。他還沒有住所，儘管親人向他敞開了家門，但他總感覺住著不方便。
回周崗村時，吳春紅和父母住在已去世的三弟家裡，三弟幾年前患癌，不想把錢投入和絕症對抗的“無底洞”，就蓋起一棟三層小樓，留給了父母和孩子。
此後，吳春紅大部分時間呆在縣裡。一開始住出租屋，親戚替他交了幾個月房租，後來吳莉莉婆家出資在縣城買了房，他就搬去與女兒同住。吳莉莉家有三個孩子，她公公在外打工，婆婆與她一起居住照顧孫輩，儘管從沒把話挑明，吳春紅仍認為和親家母住在一起“不方便”，去找女兒的次數越來越少。
最近一段時間，吳春紅住到了妻妹空著的房子裡，那是妻妹為自己兒子準備的婚房。吳春紅也提到，妻妹的兒子已經到了婚齡，他不可能長住。
春節過後，他的妻子回到廣州的燈廠繼續打工賺錢。他給記者展示妻子工作時的影片，不大的廠房裡只有三個工人，他們把晾乾油漆的燈架搬到操作檯上，兩名男性工人不戴口罩，但他的妻子在口罩外還套了防毒面具。
她如此注重防護的原因在於，吳春紅的三弟因肺癌去世，家人懷疑是在傢俱廠遭到了油漆汙染。
吳春紅進不了廠。春節時，同樣在廣州打工的二弟告訴他，進工廠需要體檢，他的面板病過不了關。他還想留在家，幹打傢俱的老本行，但由於一隻眼睛看不見，他拿起刨子，找不準直線。他也曾去縣裡的傢俱廠尋找賣力氣的簡單活，但一看到年輕人光著膀子冒著汗，他也跟著出汗，是虛汗。
他只好遊蕩在妻妹開的火鍋店裡。早上，他幫著連襟買菜，中午收拾餐桌、打掃衛生，晚上忙時，他幫後廚剪蝦線。妻妹一家供他吃住，他不要工錢。
在火鍋店沒活幹的時候，他就到不遠處的莊子文化廣場繞圈。民權縣是莊子故里，廣場中間有個巨大的莊子石像，人們聚集在石像的腳下，帶著小娃娃在充氣娛樂場玩耍，擺弄著健身器材聊天，擁擠著套圈，或是紮成堆下棋打牌。
吳春紅把手揣在兜裡，表情木然地穿過這些人，對什麼都提不起勁。
吳莉莉回憶，在她小時候，父親好像永遠有使不完的勁兒。出事那年的夏天，父親幾乎每天都在院子裡光著膀子，流著汗，切割木材和打傢俱。那時家裡的作坊已經有六七個工人，父親還規劃把鄰居家的地買下來，擴大生產，父親還和姨父去考察過聯合收割機，想幹割麥子的生意。
吳莉莉說，她父親還曾告訴她，等到爺爺奶奶60歲之後，要每年給老人過生日。而那時候的她和弟弟，格外地不缺零食。
但現在，時光過去16年，兩位老人都已經71歲了，吳春紅還沒有為他們過過生日。三年前，吳春紅的父親吳慶亮查出了高血糖，又查出了輕度腦梗，高壓時常在200mmHg居高不下。這幾天，老爺子扛不住了，他腰痠腿疼，走不動路，吃不下飯。他給吳春紅打電話，讓他帶自己看病。
吳春紅坐公交車到人和鎮，老父親到繁忙的車站用小三輪接了他。
因為怕花錢，吳慶亮查出病後，從沒做過更細緻的檢查，只讓大夫開藥。他應對高血糖的方法就是忍住不吃飯，但由於藥不對症，他的高血糖始終沒降下去，這就像個定時炸彈。
這次，吳春紅帶父親做了心電圖、胸片和腦血管B超，新農合報銷後，檢查費不到196元。吳春紅還不會用手機付款，他從懷裡掏出一沓零錢。
大夫又加了一筆65元藥費，這次是母親付的。大夫是遠房親戚。開完藥，他支開兩位老人告訴吳春紅，吳慶亮的一身病，都是因為操心他的事。
兩家人的心結
吳春紅被羈押了5612天，這些日子裡，在牢籠之外的周崗村，失去小兒子的王戰勝家和吳春紅的家人間打響了“戰爭”。
王戰勝聘請了律師，要求法院對吳春紅嚴懲，同時要求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共計6萬元。商丘中院在2008年改判吳春紅死緩時，支援了13737。5元的賠償金額。
但吳春紅的家人一直沒有履行賠償。
爭鬥從吳春紅被帶走後就開始了。一位年過八旬的鄰居告訴記者，吳春紅被帶走後，王家帶著親戚朋友將吳春紅的宅院圍住討說法。“持續了好多天，俺們的門都關上了，不敢出門，嚇得沒辦法。”
吳慶亮告訴記者，王家人衝到吳春紅的家裡，砸碎了鍋碗瓢盆，捅破了傢俱作坊的棚子，還用木棍把吃水的井堵住。吳春紅的族親也被殃及，幾個族親家裡的電被掐斷了。“把我們幾個的家圍得像個監牢一樣，就連別人的工具和摩托車都不讓帶走。”
吳慶亮認為，王家當時包圍吳春紅家，討說法的另一層含義是要賠償。吳春紅院子的豬圈裡，有14頭200斤左右的豬，他想把豬賣掉補貼孫子生活，但王家派人擋在收豬的車面前，不讓賣豬，吳慶亮報警後，派出所來人調解，一萬元的賣豬款先押在了派出所。
還有吳家在河沿邊上的20多棵楊樹。吳慶亮說，樹讓王家在晚上伐倒了8棵，運走了3棵，最後又是報警，2700元賣樹錢押在派出所。
吳春紅向記者確認，當他無罪釋放後，派出所把賣豬和樹的錢都還給了他。
兩家人的仇恨發酵了16年。即使到現在，王戰勝仍在堅持為死去的孩子“要說法”。
王戰勝家的小樓在周崗村西北角，村子不大，兩家直線距離也不到500米。他們竭力避免打照面。2017年初，有記者敲開了王戰勝家的大門，他對記者有些牴觸，“過去那麼多年了，我也不想提這個事情了。”他重複著這句話，當記者問：“你是否認為吳春紅有罪？”他則回答：“他肯定有罪啊，他沒有罪，法院能定他罪嗎？”
如今吳春紅無罪釋放已經一年，王戰勝對記者更加牴觸，發簡訊要求不要打擾他平靜的生活。電話裡他留下了隻言片語。“（小孩的案子）民權縣公安局現在在調查呢，公安局去年就重新開始調查了。”
王戰勝曾經的代理律師告訴記者，法院從疑罪從無出發，認定吳春紅無罪，“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還要等公安機關偵查才能確定”。這位律師稱，具體瞭解，王戰勝“肯定”要求公安機關找到兇手，確定犯罪嫌疑人，“這個很明確，他會一如既往地去找政府部門，來解決這個事情。”
這位律師呼籲，這類疑罪從無的案件曝光的同時，也應對受害人有個說法。“辦案單位折騰這麼多年，最後疑罪從無，那麼這說明這個案件是沒有查清呢，還是說沒有犯罪事實呢？”他稱，嫌疑人被放出來，會令受害人不只承擔失去親人的痛苦，還要承擔案件懸而不決的壓力。
吳春紅說，他也想要求公安再進行破案，找出兇手。“最起碼真正的兇手出來了，我也算清白了。要是沒有的情況下，俺那村每個人還是嫌疑物件，我還是想叫公家去破案。”
“我一直在心裡想，人家孩子死了沒有找到兇手也是煩，但是我清清白白地蹲了16年，我也煩。以後最好你過你的，我過我的。”吳春紅說，以後當他回到東南角的房子後，會避免往西北走。
團聚
法院宣佈無罪那天，吳春紅走出監獄，用手機和家人影片通話。當看到鏡頭裡滿頭白髮的母親，他癱倒了。“我一看俺孃的臉，感覺心裡難受，頭一暈，就再站不起來了。”他說，之後司法工作人員把他送去了醫院。
剛回家時，吳春紅身體虛弱，右眼球萎縮，滿身牛皮癬。因此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去醫院治病，治病花了三四個月，兒子辭去工作全職照顧。“基本上走一步跟一步。”
與社會脫節16年，吳春紅適應起來很艱難，他不敢花錢，這些年豬肉從幾元漲到了幾十元錢，青菜也貴得“可怕”。
“以前去超市，一百塊錢買的東西都提不動，現在小手指一勾就走了。”而基本生活技能也要從頭學，吳春紅沒見過電磁爐，能把饅頭蒸成焦炭，為了使用智慧手機，他練習了幾個月。
去年，吳春紅本可以領到260萬餘元的國家賠償，但他認為精神損害賠得太少，提交了複議申請，目前還沒結論。他還起訴了監獄，要求就他的眼病和面板病給出賠償，也還沒有結論。
國家賠償雖然還沒到手，但吳春紅想在春節時表達心意，他申請到了五萬元司法救助金，想先還一些當年雪中送炭的人情。
他反覆提起一個朋友，2004年底，他剛被抓走時，這位朋友援助了他家人1000元，這個數額是兩畝麥地一年的總收入。春節前，他去拜訪這位朋友，掏出錢要還，對方不收，兩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場。
在周崗村，吳春紅的同齡人命運各有不同，有人仍在工地幹苦活，有的已經資產百萬。相比起來，他自己的人生算是最誇張，16年的牢獄之災，磨去了他的青春，令家人陷入貧困。
對於正在複議中的國家賠償，“我寧願不要這個錢，也不想受這個罪。”他說。
“這些災在我身上，誰也扒不下來了，就是有人替，我那個罪也受罷（完）了，我只有花倆錢把孩子安排好，我受點苦受點罪無所謂。”他說。
春節後，親人朋友四散到各地打工，只剩吳春紅在等待。錢沒攥在手裡，他無法實現安排好家人的承諾，但他腦子還能轉，腿還能跑。
“我想先操心，反正以後避免不了是不是？”由於害怕突然間就要交彩禮，他還沒正式找媒人替兒子說親，於是他就到縣裡看房，從碧桂園看到學校旁的老公房，從精裝修看到毛坯。
女兒吳莉莉關店的前一天晚上，吳春紅還在操心。他和開超市的發小接通影片，把店裡的酒一瓶瓶照給對方看，詢問是否有更低價的進貨渠道。店裡的高檔洋酒吳莉莉不認識，吳春紅的發小也不認識，吳莉莉賣不出酒，就自己花錢進了點飲料礦泉水和啤酒，依然賣不出去。
這些操心反而給了吳春紅動力。“說實話，我看著是個人，實際上這裡頭感覺都空了。”吳春紅指指自己的胸膛，“如果沒有這些事兒，如果沒有壓力了，我心情一放鬆，我的身體是不是要像氣球一樣，一放氣就垮了？”
吳春紅開始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
當務之急是把老宅子好好修一修。他諮詢了在工地幹活的發小，將地基填高，需要買一萬塊錢的土。他打算，把舊宅修好了，就把父母從三弟家接到自己家，讓妻子不再打工，回家伺候老人。
這些都弄好，“家”才算置辦齊了。
吳春紅不斷提起，大年三十，吳家的人16年來第一次聚齊，拍了全家福。
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實習生 梅雲秋
A10-A11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