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超人是《儒林外史》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說人物。就故事所佔篇幅而言，從第十五回一直到第二十回，匡超人的故事幾乎佔據了六回的篇幅，這在全書的人物中是最多的。
連環畫《匡秀才》
從性格呈現的角度來看，從“孺慕之誠，出於至性”的孝子到最後成為背恩棄義、“停妻再娶”、“喪心昧良一至於此”的小人1，匡超人經歷了讓人瞠目結舌的性格轉變，這在全書的眾多人物中也極為鮮見。
匡超人和緊接著他出現的牛浦郎可以合觀：後者極端地表明瞭最不堪計程車人是怎樣的狀貌，而前者則充分顯示出士人如何跌落到這樣不堪的境地。
據金和所說，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姓汪”2。在《清稗類鈔》之《著述》類中載有汪容甫出妻之事，並明言“而《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或謂即指容甫”3。汪容甫也便是清乾隆年間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汪中。胡適在《跋》一文中提及了這一說法，並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其原因在於“吳敬梓死於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於乾隆九年”4。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顯見的原因，在《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等著作中，都沒有將汪中作為匡超人的原型人物納入，甚至也不在“附錄”的存疑者之列。
實際上，金和所說的匡超人原型人物姓“汪”並沒有說錯，而這位汪姓文人其實與吳敬梓之間有著密切的交往，在吳敬梓留存下來的詩詞作品以及旁人有關吳敬梓的記述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他。
本文便從考證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入手，考察這一原型人物的行跡及其與吳敬梓之間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探討匡超人從原型人物到小說人物的形成過程。
1
匡超人原型人物考
《吳敬梓集系年校注》
在吳敬梓所寫的《雪夜懷王溯山山居二十韻》中有一個小注，“荊門、躍舟同在山莊”5，這裡提及的“荊門”也便是《虞美人·貴池客舍晤管紹姬、周懷臣、汪荊門、姚川懷》一詞的題名中所寫到的汪荊門6。汪思迴，字荊門，有時也寫為“京門”7或“金門”8。
《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在露面之初曾自我介紹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9可見匡超人應該姓匡名迥。“匡”與“汪”是同韻諧音，字形上也有相同的部分，這與書中將商盤之“商”寫作向鼎之“向”的手法正屬同脈。而“迥”與“迴”則是形近。
事實上，一些文獻在提到汪思迴的時候，也往往會誤寫為“汪思迥”10。小說中的匡超人是浙江省溫州府樂清縣人，汪思迴則是安徽省池州府東流縣人。“樂清”與“東流”的繁體寫法字形略近11，並且“溫”與“池”偏旁相同。
從《儒林外史》十六回的回目“大柳莊孝子事親”以及此回中“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之語可知12，匡超人在樂清所住的村莊名叫大柳莊。在東流縣與“柳”之間也有一段淵源。
據《縣誌》所載“東流未建縣先為彭澤地”13，地處東晉彭澤縣的東北境，在後人看來，東流縣幾乎等同於東晉的彭澤縣，甚至方誌也可相通：“則是書也，以為志東流也可，以為志彭澤也可”14。
廬劇《匡超人》
因此，東流縣在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名人也便是曾擔任彭澤令的陶淵明，正所謂“晉靖節淵明先生遺風餘韻在焉”15。由於陶淵明愛菊，所以東流的地名多與菊相關：“故邑曰菊邑，江曰菊江。”16
除了菊之外，與陶淵明關係最為密切的意象自然是“柳”，不僅《縣誌》中載有陶淵明所寫的《五柳先生傳》，“如陶靖節五柳之居”17也是時人每每在談到東流時的津津樂道之語。
在小說中，匡超人剛出場時做的是拆字的營生，馬二先生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拆字與算命一樣，都是“下等”18。而汪思迴也精於命理之道，據他自己所說：“比來遊歷江淮，謬為一二交知筮擇修營，凡為避貧病夭絕之兇，造富厚多男之福，無不用之立效、如響應聲”19。
正因為受到馬二先生的勸導和資助，匡超人才放棄了拆字的行當，回到家鄉。有感於馬二先生的恩德，匡超人與馬二先生“結為兄弟”20。在現實中，汪思迴與馬二先生的原型馮祚泰之間也有交集。
首先，兩人是鐘山書院的同學21。
其二，馮祚泰曾“嘗裹糧徒步出遊，徧歷沿河各地，探黃淮水道利弊。著《治河前後策》四卷”22，汪思迴則著有《河防存說》一書23，在治河方面，二人志趣相同。
其三，在馮祚泰客死京城的時候，“聚錢而斂者為汪思迴”24。
在回到樂清縣後，匡超人受到知縣李本瑛的賞識，並在李本瑛的幫助下考上秀才，李本瑛“叫他拜做老師”25，此後二人便以師生相稱。
《治河後策》
巧合的是，汪思迴亦有一位李姓的老師，並且也是其家鄉東流縣的知縣。汪思迴曾寫有《登菊江亭太白書樓懷李石峰師》一詩，其中有“歸去亭邊思舊尹，呼來樓上憶先生”之語26，從題名和詩句中都可看出李石峰與汪思迴有師生之誼。
據《縣誌》所載：“李天柱，字石峰，號曉麓，湖廣善化人。康熙五十八年由舉人任縣令。”27雍正元年，李天柱曾將太白書樓移建於菊江亭側，這也是為何在他離任後，汪思迴會在太白樓上想起這位老師。
李天柱“立品端介，早歲有詩名”，“公暇，進邑士之賢者與論文講學”28，而汪思迴應當是邑士之賢者中的佼佼者，因此會被李天柱收入門下。李天柱在東流頗有官聲，在其升任信陽州守之時，“士民攀留，奉其名位祀於青蓮座右。越五年，途出縣境。百姓聞之，爭相餉遺。凡十日，牽挽行舟，幾不能去”29。
這種受當地百姓愛戴的程度也幾乎和《儒林外史》中的李本瑛相類似，如小說中所說，當李本瑛被摘取印信之際，“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片”30。
為了避免受到李本瑛之事的牽連，匡超人逃到杭州。在杭州，匡超人受文瀚樓店主人所託，批點了一部時文選，不僅由此成為選家，而且也因為批得“又快又細”，與各個書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31。
《沅湘耆舊集》
汪思迴也是當時著名的時文選家，在陸培為汪思迴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有“先是，生走八行，索餘所為文，將入五科八家之選”之語32。《沅湘耆舊集》在敘及益陽人劉恩寵時有道：“是科33，有汪京門者，評選天下墨卷，多所訾議。於湖南獨稱先生與湛學正開漣無異辭，亦可見針磁之投契為不謬矣。”34
除了時文選，在汪思迴的著作中，還有不少與考試相關的科舉用書，據汪思迴自己所說，一些書是應“坊人請”而刊印35，從中足可看出汪思迴和各書坊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絡。
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匡超人回到溫州應歲考，“考過，宗師著實稱讚，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36。汪思迴則在乾隆五年“以優行薦”37，並於乾隆五年以拔貢的方式進入太學38。
被貢入太學的匡超人在京城與自己的老師李本瑛會面，並在李本瑛的幫助下考取了內廷教習。匡超人自稱內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並且是“正途出身”39，可以參加選官。汪思迴在成為拔貢之後考取的則是“國子監正黃旗教習”40。
在汪思迴的好友張九鉞所寫的《移入正紅旗官學》一詩中，對於國子監教習有這樣的題詠：“國子先生分鐸振，公侯世冑捧經趨”41，也正與小說中的所敘述的內廷教習相一致。而最後汪思迴則由候補教諭選任寶應教諭。
綜上所述，“匡”產生於同韻諧音之“汪”，“迥”來自與其字形極為相近的“迴”；溫州府樂清縣由字形略近的池州府東流縣生髮而出；大柳莊的稱謂則來自寫作了《五柳先生傳》的陶淵明與東流縣之間的歷史淵源；匡超人曾以拆字為生或是由於汪思迴精於命理之道；匡超人與馬二先生之間的交誼也出自於現實中汪思迴與馮祚泰之間的友情；匡超人的老師樂清知縣李本瑛指涉的是汪思迴的老師東流知縣李天柱；匡超人的選家身份及其與書坊的良好關係是現實中汪思迴的真實寫照；匡超人的優行與出貢來自汪思迴的優行和拔貢；而匡超人的內廷教習以及可以參與選官對應的則是汪思迴的國子監正黃旗教習、寶應教諭。
電視劇《儒林外史》中宗峰巖飾匡超人
因此，《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應當就是汪思迴。
2
、鄉賢·名士·選家：小說人物的形塑過程
汪思迴是《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但這樣的結論還需要面對一個質疑：即從小說中的人物塑造來看，匡超人最後徹底墮落成為一個厚顏無恥之人，而根據此前我們對於汪思迴的瞭解，他應該是吳敬梓身邊最為親近的好友，在吳敬梓最好的朋友與其筆下最令人不齒的小說人物之間似乎存在著情理難以解釋的落差。
汪思迴是吳敬梓的好友，這一印象主要來自於程晉芳所寫的《文木先生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42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43
樊聖謨，也便是吳敬梓的另一個好友樊明徵，同時也是《儒林外史》中遲衡山這一人物的原型。
在吳敬梓邀請參加“暖足會”的五六人中，程晉芳單單列出汪思迴與樊明徵兩人的名號，並且汪氏還在前，似乎足以說明汪思迴是與吳敬梓關係密切的好友。
而這一印象也可以在吳敬梓的詩詞中得到確認。在《雪夜懷王溯山山居二十韻》一詩中有“扁舟良友聚，施榻故人心”之語44，而這兩句詩後面的小注便是“荊門、躍舟同在山莊”，可見汪思迴便是吳敬梓所說的“良友”之一。
《吳敬梓詩傳》，李漢秋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9年7月版。
此外，《虞美人·貴池客舍晤管紹姬、周懷臣、汪荊門、姚川懷》一詞中亦云：“幾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尋桃葉”、“端陽節近旅愁牽，孤負秦淮簫鼓擁燈船”45，吳敬梓曾與題名中出現的這些舊友在金陵城探訪古蹟、夜遊秦淮，這些都是吳敬梓念念不忘的快事，而汪思迴既然參與了這些快事，也理所當然應是吳敬梓的故知。
汪思迴既是吳敬梓的知交，同時卻也是《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這樣的雙重身份似乎難以共存。從這一角度說，汪思迴性情究竟怎樣以及他與吳敬梓的交情到底如何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在嘉慶年間修纂的《東流縣誌》中有一段汪思迴的小傳，其中有這樣的評價：“為人易直慈良，為文宏通淵博，有請業者無不告之且詳，一時當道重其人又重其文，延請質疑者道相望也。”46
就此看來，作為東流縣的鄉賢，無論是為人還是為文，汪思迴都很受人敬重。由於東流是“小邑”，汪思迴“患僻處而寡聞也”，因此“去井裡，喬於金陵”47。
應該正是在金陵期間，汪思迴與吳敬梓結識，併成為吳敬梓身周朋友中的一員。
同樣是吳敬梓的好友、同時也是《儒林外史》中武書原型的寧楷，曾寫過《病中雜感十六首》，憶及十六位朋友，其中既有吳敬梓、吳烺父子，也包括程廷祚、塗逢豫、嚴長明、馮祚泰、樊明徵等與吳敬梓交情深厚的契友。
吳敬梓《文木山房集》
而其中的第十四首寫的便是汪思迴，詩中有道：“曾向皇都振羽翰，十年前已重雞壇”48，前一句應指汪思迴曾貢入太學，後一句則是說汪思迴成名甚早，是金陵城中素有名望計程車人。
可以印證汪思迴在士人圈中頗為活躍的還有嶽夢淵所寫《竹軒詩社即事》一詩的小序。這篇小序記載了乾隆丁丑（1757年）在金陵成立竹軒詩社之事。詩社中名流薈萃，袁枚、葛祖亮、陶湘、周榘、途逢豫等二十七位名士都名列其中，除了袁枚等三位發起人以及葛祖亮等四位“一時耆宿”之外，汪思迴在一眾“名賢髦士”中位居第六49。
從有關汪思迴的詩文記敘中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多才多藝計程車人：湖南湘潭人張九鉞曾在詩中提到“君獨吹長笛，邀餘坐板橋”50，可見汪思迴擅長吹笛；在張九鉞之《題友人楓橋送別圖二首》一詩中有一個小注：“乙丑自都門歸廣陵，汪京門為作《秋帆送別圖》”51，能夠看出汪思迴會作畫；如前所論，汪思迴精於命理之學；而在汪思迴的著作中還有《地學薪傳》一書，包括了堪輿、風水、五行等諸多方面的內容52。或許這些多方面的才藝也有助於汪思迴成為金陵城中的名士。
汪思迴在僑居金陵時頗為知名，也或許與其對待朋友熱情周到有關。張九鉞曾數次來金陵，其中至少有四次都得到汪思迴的招待53。
尤其是乾隆十六年（1755年），汪思迴找到張九鉞在南京的客居之所54，陪張九鉞遊覽了秦淮河、雞鳴寺、瓦官寺等金陵名勝55，在張九鉞離開時，又將其送至幕府山下方才依依惜別56。以至於當張九鉞再來南京而汪思迴恰好不在時，張九鉞會惆悵地寫下“登臺思舊侶，把酒送將歸”的詩句57，表達對於汪思迴的懷想。
連環畫《匡超人》
對待生友如此，對待死友也不例外。汪思迴曾頗為感動地與張九鉞談及另一位好友周兩峰歿後由李殷相代為經紀其喪之事。而如前所舉，當馮祚泰客死京城時，“聚錢而斂者”就是汪思迴，言談與行事之間，都顯現出汪思迴對於“生死交情”的追慕和踐行58。
根據這些記載，非但正如同《縣誌》中小傳所云，汪思迴“為人易直慈良”，而且篤於友道，是值得一交的好友。
但奇怪的是，儘管汪思迴是當時的名賢髦士，與很多士人也有相當密集的交往，但除了《縣誌》中的小傳之外，對於汪思迴的為人如何，時人卻少有更為明確的評價，對於汪思迴的為文如何，也少有讚歎或是褒揚。
在寧楷乾隆十年（1745年）所寫的《鐘山書院同學志》中，曾點評了書院中的諸多同學，例如馮祚泰“挾大志，著治河兩策，行將上之天子，謀萬世之安”，而顧雨蓀“才頗疏忽，然古今各體無所不為，為人敦氣節，固當世所僅見”，他們都是“進可以趨廟廊，退可以領風雅，而騷壇之望，翰苑之光不待既出而後可知也”之人。
而對於汪思迴，則僅將其放在“以文著者”的十位士人之列，與另外“以品著者”的六名士人相同59，未予置評。
對於汪思迴文章鮮見的評價可參考陸培所寫的《汪荊門文集序》：“餘觀生之文，兗兗然有氣，熊熊然有光。炊飯淘沙，鎔金分滓，擴其所未至，毋狃於所已至。雖古人亦可到，豈直為逢時利器哉！”60
文章充分讚揚了汪思迴的文章，但由於這是為汪思迴文集所做的序言，這樣的評價卻也很難說沒有溢美過實之辭。
從數量看，汪思迴著作頗豐，據《縣誌》所云有“凡百餘卷”之多61，但其詩文集都已散佚，僅有的一些零散詩文作品多保留在《縣誌》中。就著述而言，其留存於世最重要的作品則是乾隆二十三年所修纂的《東流縣誌》。
乾隆《東流縣誌》
這部《縣誌》是時任東流知縣的蔣綬主持修纂的。在修纂之初，蔣綬曾與汪思迴商議此事，並得到汪思迴的熱烈響應。
當修志之事“佈置既周，館局鹹定”之後，蔣綬將汪思迴“致之自江寧，屬以掌修重任”62，因此，正如後人所云：“時國子教習邑人汪君思迴實綜其文”63，這部《縣誌》最主要的修纂者便是汪思迴。
儘管乾隆年間這部《東流縣誌》的整理保留了很多的東流的鄉邦文獻，並且“方之前志搜訪略備”64，但縣誌中存在的“繁簡多失其宜”65、“因訛踵謬”66、“裁取未當”67等謬失不足之處還是受到了諸多批評，更有人評價道：“然其為書泛而不該，糅而無當，繪列虛景反疏疆域之圖，條舉細端乃失表志之例。好緣飾而不雅，標論議而不文，考文獻者能無遺憾也哉！”68
對於這些指責，實際上負責修纂的汪思迴顯然難辭其咎。
更為重要的是，汪思迴個人的性情也隱現在他所修纂的這部《縣誌》中。在乾隆《縣誌》的卷二十的《藝文·書目》裡，一共收錄了東流籍士人所著的三十種著述，其中有十五種都是汪思迴所著，恰與其他所有士人累積起來的著述數量相當。
嘉慶《東流縣誌》
而除了汪思迴之外，著述最多計程車人也不過只有兩種而已。僅僅著眼於這些數字對比似乎正說明了東流是一個“章縫之士不滿百”69、“士多樸而少文”70的小邑，汪思迴則是邑中首屈一指的文人。
但即使現實的狀況果真如此，在自己所修纂的《縣誌》中記載了數量和比例都如此之高的己著還是令人覺得不甚妥當。
退一步說，如果所有這些著作都是汪思迴集畢生之精力，嘔心瀝血、皓首窮經寫成，那記載下來為桑梓增光卻也無足厚非。保留在乾隆《縣誌》中的汪思迴著述如下：
《四書質義》、《增訂四書襯義》、《古文質義》、《周易質義》、《歷代帝王紀要》、《周易存說》、《尚書存說》、《詩經存說》、《春秋存說》、《曲臺存說》、《四書存說》、《河防存說》、《詩學卿雲集》、《有吾堂詩集》、《有吾堂文集》71。
這些著述少數是汪思迴的詩文集，如《有吾堂詩集》、《有吾堂文集》，多數則都是與“四書五經”相關的著作。
從題名看，這些與“四書五經”有關的書籍都是闡發或探討儒家經典的經學著述，但其實卻並非如此。
以《周易質義》為例，該書的體例是：
祗遵欽定折中，附以講章定式，各卦、各爻、各章、各節悉仍今經本義。提明全旨，敘演順文。其各卦、各爻、各章、各節之後詳載傳說，庶幾居今道古，通變宜人。既可便於誦讀，亦將廣為刊行72。
《周易質義》
由此可見，此書並無汪思迴個人的新見，不過是將通行的經義和傳說用較為清晰扼要的方式排列出來，而其目的則在於“便於誦讀”、“廣為刊行”，既為士人準備科舉考試提供便利，同時也藉此成為熱銷書籍。
根據汪思迴為《周易質義》所做的序言，之所以會有這部書，是由於《四書質義》一書刊行後，“坊人請以周易質義尾之而出”，“名曰《周易質義》，仍《四書質義》以為言也”73。因此，《周易質義》與經學無關，只是科舉書市場商業運作成功後的跟風之作。
在《四書質義》大賣之後，坊人還請求汪思迴編撰刊行了《增訂四書襯義》一書。根據汪思迴為這本書所做的序言，在編撰之初，坊人的建議是：“不登《集註》，不列章旨、節旨與夫人物典故”，汪思迴否定了坊人的這一建議，決定採用“一章一節，循經襯義；一字一句，因文襯言”的方式編撰，並且“撮每卷中人物典故而摘其要於尾，以備參考用”。
此書的賣點在於與《四書質義》一書相互配合“其於餘《質義》一書涵詠本文為主，有脗合無紕繆矣”。最後編撰這部書的則是汪思迴“與蔣子念劬同心商榷，增訂成書”74。
從以上語句可以看到，這部書完全是按照商業模式運作產生：其源起並非是出自汪思迴本人的研究興趣或是心得，而是完全應坊人之請，其著眼點仍在繼《四書質義》之後趁熱打鐵，搶佔科舉書市場；所採用的編撰體例也是為了應對潛在購買者即科舉中人閱讀的需要和便利；由於《四書質義》的成功，汪思迴在序言中屢次提到自己的這本得意之作，實則也是以此作為《增訂四書襯義》一書的廣告；而與蔣念劬一起編撰亦說明《增訂四書襯義》更像是一本短時間內攢出來的速成書，而絕非苦心孤詣寫就的著述。
汪思迴手稿
由此可以推測，與《四書質義》以及《增訂四書襯義》的編撰方式類同，《四書存說》、《周易存說》、《尚書存說》、《詩經存說》、《春秋存說》等書名整齊的“存說”系列的書籍或許也採取了相似的編寫方式，並同樣以“便於誦讀”、“廣為刊行”為目標，而這些書籍所面對的讀者顯然也並非是那些經學碩儒，而是以獲取功名為目的的科舉之士。
因此，儘管汪思迴載於乾隆《縣誌》的著述多達十五種，但除了詩文集之外，多是與科舉考試相關的科舉用書，但汪思迴卻將這些書作為著述一一列舉在自己所編纂的《縣誌》中，體現在這一行為背後的名利心讓我們隱約看了《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影子。
同樣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汪思迴為《增訂四書襯義》所寫的序言中，在談到《四書質義》時說道：“書成問世凡八年，歲三易版矣。”75
在《儒林外史》裡，匡超人曾洋洋得意道：“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顯然，這裡所說的“刻過三副板”的“拙稿”，影射的應該就是汪思迴的“歲三易版”的《四書質義》。
而匡超人所號稱的“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裡有個帳，共是九十五本”76，這裡的共是九十五本，也與前面所舉汪思迴的著作有“凡百餘卷”在數量上差相彷彿，而無論是將數量可觀的科舉書都搬來凸顯自己的“文名”，還是《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與《四書存說》、《周易存說》、《古文質義》等書題名之間的關聯，汪思迴和匡超人都如出一轍。
連環畫《匡超人變質》封面
不僅是透過《縣誌》中的這些書目可以看到汪思迴的名利心，從乾隆《縣誌》卷九的選舉志中也能看到這一點。
在“闢薦”一類中，汪思迴引人注目地出現了兩次，一次是“乾隆五年以優行薦”，一次是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詩賦薦”77。
如果還算上在“拔貢”一類中汪思迴的現身，汪思迴在卷九的選舉表中出現了三次之多，僅僅看露面的次數，會讓人覺得汪思迴是東流縣最成功的科舉人士——雖然他的科名不過只是拔貢。
事實上，汪思迴的拔貢就來自乾隆五年以優行薦，兩者是重複的；而在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時，汪思迴確實曾“以詩賦恭迎聖駕”78，但與吳烺、嚴長明等人先後透過這一方式獲取舉人名號以及內閣中書的官職不同，汪思迴並沒有因為獻詩賦而獲得仕進的機會。
因此，這兩次“闢薦”都名不副實，而在嘉慶《縣誌》的選舉表中，就將這一謬誤糾正了過來：“薦闢”類中，整個“國朝”都空無一人，而汪思迴只在“拔貢”類中出現了一次而已。
總之，從現有資料看，汪思迴是一個有著多重面相計程車人：一方面，他是東流縣聲名卓著的鄉賢，同時也是金陵城中交遊甚廣的名士。由於多才多藝以及對待朋友的熱情周到、生死如一，在士人圈中汪思迴擁有不錯的人緣；但另一方面，汪思迴的名聲更多地不是源自他的文學才能，而是來自在科舉書市場上所建立起來的“選家”之名，與科舉書之間的淵源既讓汪思迴名利雙收，卻似乎也讓他陷於名利場中不能自拔。
汪思迴的這些多重面相不僅可以有助於我們釐清吳敬梓和汪思迴之間的交誼，也能夠幫助我們探討匡超人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過程。
3
、情感基調與群體隱喻
程十發繪吳敬梓
吳敬梓於雍正十一年（1733年）從全椒移居南京79。汪思迴僑居金陵的時間難以確知，張九鉞《金陵任文鬥宅同汪大京門觀蔣生戲技夜聽王生彈箏作》被編年在其十三歲時所作，即雍正十二年（1734年），詩中有“秦淮再來汪君老”之語80，可見汪思迴僑居南京的時間應該早於吳敬梓。
當吳敬梓移居南京時，“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為盟主”81，由於汪思迴就在南京，也是“四方文酒之士”中的一員，因此兩人的交情或從1733年開始。
乾隆元年（1736年），吳敬梓被薦舉去安慶參加“博學鴻詞”科的預試82，“端午節近”83之時在回南京途中的貴池客舍與管紹姬、周懷臣、汪荊門、姚川懷等見面，並寫下《虞美人》一詞憶及在南京與各位好友的快事。
同樣是在乾隆元年的冬天，吳敬梓在《雪夜懷王溯山山居二十韻》一詩中回憶了十天之前與王溯山、汪思迴、曹躍舟在一起“絮語同揮麈，攤書共識蟫”的“歡娛”84，並稱汪思迴為“良友”。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在此時還甚為契厚。
兩人的交情發生轉折或許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這一年，汪思迴的《四書質義》出版85，並且“歲三易版”，隨著此書的熱銷，汪思迴成為科舉書市場上炙手可熱的人物，不僅在乾隆六年（1741年）評選了當科的鄉試墨卷86，而且出版了一系列的科舉用書，如乾隆七年（1742年）的《周易質義》87、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增訂四書襯義》88等十數部書。
而吳敬梓自“博學鴻詞”之薦後，“亦自此不應鄉試”，而從程晉芳《文木先生傳》中也可知道，吳敬梓“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89，當汪思迴在科舉書市場上春風得意的時候，他與吳敬梓之間也勢必會漸行漸遠。
對於吳敬梓和汪思迴之間交情的變化，也可以從吳敬梓的另一個好友寧楷的詩文作品中得到一些佐證。
寧楷《修潔堂集略》，南京圖書館藏嘉慶八年刻本
吳敬梓在寫給寧楷的序言中有“僕與寧君，交稱密契，昔親蘭臭”之語90，在吳敬梓去世之後，寧楷曾寫下了《挽吳贈君敏軒四首》91表達對於摯友逝世的痛惜，兩人可謂生死不渝的至契。
如第二部分所舉，在寧楷的集中有一組題為《病中雜感十六首》的詩作，這組應寫於1752年92的詩題詠了包括吳敬梓、吳烺父子在內的十六位友人，其中的第十四首寫的就是汪思迴。
在詩中，當寫到其他朋友時，寧楷會感嘆“二三知己是吾儕”或是“只有荃林是弟兄”，而在題詠汪思迴的這首詩裡，他卻這樣寫道：“曾向皇都振羽翰，十年前已重雞壇。只今未了縹緗債，名士多因不是官。”93
詩中提及了汪思迴的拔貢以及在士人圈中的名聲，但最後兩句指向的則是身為“名士”的汪思迴在科舉書市場上炙手可熱的狀態，並對此略有揶揄之意。無論是詩中所體現的交情的淡薄還是對於汪思迴的微諷，都可看出身為吳敬梓好友，並且與吳敬梓“昔親蘭臭”的寧楷對於汪思迴的真實觀感。
實際上，雖然吳敬梓和汪思迴之間的交情經歷了從篤好到漸行漸遠的變化，但由於兩人共處於南京計程車人圈中，彼此之間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因此或許很難做到完全不相往來，可情感上的疏遠甚至背離應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吳敬梓在塑造出匡超人這一形象時，除了吸收原型人物汪思迴的諸多素材之外，也將其他本事例如好友寧楷的一些事情融入了進去。
初登場時，匡超人是以拆字少年的形象出現在《儒林外史》中，這既影射了汪思迴擅長命理之道，也來自寧楷的一段真實人生。
寧楷《病中雜感十六首》，《修潔堂初稿》，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抄本
由於家貧，寧楷在十四歲時就不得不輟學，“賣卜於市以供菽水”，並且這樣的營生一做就是三年。
而寧楷開始為士大夫所知並走上成名之路也與匡超人一般無二：寧楷雖然家貧，卻“日夜讀之無倦”，“乙卯秋，江寧令張公嘉綸折柬相邀，府君莫知其從來。既往謁，乃知昨夜讀書，有客扣門，閒話而去者，公也”。
正是在江寧縣令張嘉綸的賞識和幫助下，寧楷才得以進入鐘山書院並最終“成就學問，名震於時”94，在《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則是由於夜讀受到知縣李本瑛的賞識，並在其提攜之下考取秀才。
從性格發展的時序上來說，寧楷的材料都用於性格轉變之前的匡超人，而逐漸墮落的匡超人基本上則多與汪思迴的生平行事相符合。表面看來，這一狀況或許正應和了吳敬梓與寧楷、汪思迴兩人不同的交情。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從地域的角度看。匡超人的故事基本上都在浙江展開，尤其是杭州，他屬於包括景蘭江、趙雪齋、支劍鋒等人的杭州士人群體，和以杜少卿、遲衡山、武書等人為代表的南京士人群體沒有任何交集。
可從現實狀況來看，汪思迴與這幾個人物的原型之間卻都存在交誼。似乎吳敬梓是在“有意”將匡超人從南京士人圈中排除出去。
以上所論可以說明在吳敬梓的好友與其筆下最令人不齒計程車人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並且透過對於汪思迴生平及其與吳敬梓關係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汪思迴身上存在著很多匡超人式的影子。
但對於小說而言，在現實人物汪思迴與小說人物匡超人之間永遠不能劃上等號，吳敬梓如何以汪思迴為原型塑造出了匡超人這一經典的人物形象是一個更有意義的話題。
張九鉞手稿
如第二部分所論，從對待友人的角度來看，汪思迴真誠周到、生死如一，在汪思迴去世之後，張九鉞在《哀友詩十首》之十以及《東流晚泊懷亡友汪京門》95兩首詩中曾動情地懷念這位故友也說明了這一點。
但在吳敬梓的筆下，汪思迴生平中較為積極的一些面相卻並沒有被吸收到小說中成為匡超人的性格因子。
在此方面，有三種主要的情形。
其一，在塑造匡超人時，吳敬梓完全遮蔽了汪思迴某些資訊。例如汪思迴是東流縣的鄉賢，並且算是首屈一指的文士，但在小說中，這些身份匡超人都不具備，其不過是樂清縣出身貧寒的一介普通士人。
其二，吳敬梓將汪思迴的一些特徵做了轉化。從第二部分的論述可以知道，汪思迴是一位多才多藝計程車人，而在小說中，吳敬梓則將這一多才多藝、“天資英敏”96轉化成了匡超人的“絕頂的聰明”97：無論是磨豆腐、殺豬、賣肉，還是寫八股、作詩、批時文，匡超人幾乎都是觸手就會，並且做得比旁人都好些。
其三，汪思迴的某些特徵也進入了小說，但不是出現在匡超人的身上，而是被轉移給了與匡超人密切接觸的其他人。
可以看到，與匡超人有過接觸的那些人：包括馬二先生、鄭老爹、潘老爹、李本瑛、潘三等，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性情怎樣，待人真誠周到都是他們無一例外的共同特徵，而實際上，這本應是汪思迴最為重要的正面性格。
經過了上述三種方式的處理，汪思迴人生中較為積極的面相基本上都被剝離了出去：即便是有些趨向正極的絕頂聰明，在小說中也往往成為匡超人八面玲瓏、投機取巧的資本，更不用說在周圍所接觸的人都真摯誠懇的比對下，會越發襯顯出匡超人的涼薄寡恩。
吳敬梓一方面幾乎抽空了匡超人身上所可能具有的汪思迴的正面性格，同時又將汪思迴最令其反感的負面性格填充了進去：這也便是身為選家的汪思迴的名利之心。
漫畫《匡超人》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在小說中所看到的匡超人在選政方面才幾乎會與汪思迴有著驚人的一致：從與書坊的密切關係，到數量大致相當的科舉書，再到“歲三易版”與“刻過三副板”之間的影射，以至於《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和《四書存說》、《周易存說》、《古文質義》等書名目的相似，吳敬梓幾乎是以現實中的選家汪思迴為模板，用同樣的聲口和舉止在刻畫小說中的匡超人。
由此可見，相對於現實中的原型汪思迴，匡超人有著似與不似的雙重特性。不似的是他基本不具有汪思迴的正面性格，而相似的則是他直接承接了汪思迴性格面相中的負面因素。以此為基礎，汪思迴的諸多個人資訊也被移植到了匡超人的身上，這些個人資訊對於匡超人的人物塑造來說，未必有直接的用處。
例如浙江省溫州府樂清縣，似乎也可以在浙江境內換一個和安徽省池州府東流縣完全產生不了任何勾連的名字，李本瑛亦可以改做其他姓氏，都不會對匡超人這一人物產生影響。
因此，這些被大量移植的個人資訊最為顯著的功能就是在強化原型人物汪思迴和小說人物匡超人之間的關聯，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吳敬梓對於汪思迴的某些現實情感。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以上所論都可以從吳敬梓對於汪思迴的現實情感的角度得到解釋，但這一現實情感至多隻是給予了匡超人一個基本的色調，對此，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程十發繪吳敬梓像
首先，吳敬梓個體的私人情緒會成為人物塑造的基礎，但這些情緒卻並未左右小說中的人物塑造。在《儒林外史》中，臧荼也是一個形象頗為不堪計程車人，不僅婁煥文評價臧荼是“沒良心的人”98，杜少卿也曾藉著酒意笑罵臧荼“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99。
可就是這樣的一個士人，杜少卿和他的關係卻頗為親暱，不僅稱臧荼為“三哥”100，而且在杜少卿移居南京之後，臧荼去南京探望他，恰好泰伯祠大祭缺人，杜少卿便引薦這位故知參加大祭，擔任司柷之職。
可以看到，對於臧荼這一人物來說，在其品行的低劣與吳敬梓透過杜少卿投諸於這一人物的溫厚態度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反差。
由於這種反差的存在，整個人物不是善惡分明、是非截然的，而是處於朦朧不清的曖昧狀態中——這其實也正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同時也是現實中計程車人最為普遍的狀態。
從情理上說，對於臧荼品行缺陷的呈現應基於吳敬梓對於此種士人的現實情感，但在小說中，這一情感卻受到《儒林外史》人物書寫規律的限制，並與規律相調和，賦予了人物不甚鮮明、但卻更為複雜而真實的色調。對於匡超人這一人物來說，同樣也是如此。
在匡超人和汪思迴的性格差異中，有一點顯得尤為重要，這便是匡超人曾經是一個“孝子”，而從現有資料看，汪思迴並無引人注目的孝行。因此，孝子的身份以及與之有關的種種令人感動的描寫都是吳敬梓在原型之外附加到匡超人身上的。
由此可以推想，倘或吳敬梓真得對匡超人反感之極，同時又將這一情緒毫不阻攔地注入到小說寫作之中，那匡超人這一人物絕不會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一狀貌，至少這樣一個孝子匡超人就不會出現在小說中。
連環畫《杜少卿平居豪舉》封面
從這個角度看，就如同吳敬梓透過杜少卿給予臧荼的那種親暱而溫厚的態度一樣，孝子時期的匡超人也正是《儒林外史》人物書寫規律的體現：用來避免現實情感的瀰漫所造成的人物色澤的過分單一和強烈。
其次，對於匡超人這一人物來說，無論是前期的孝子還是後期的卑劣小人，性格的呈現都不是最為重要的方面，更為確切地說，“變化”才是這一形象的意義所在。
儘管匡超人的兩個性格端點都極為鮮明：單個看來，前期讓人感動的孝行和後期令人切齒的卑鄙都足以讓這個人物成為一個成功的塑造，但這兩個性格端點卻都不是匡超人最為重要的特徵。匡超人的形象之所以經典，是因為“變化”。
從一個性格端點到另一個性格端點，匡超人在小說中經歷了讓所有人瞠目結舌的性格轉變，這在《儒林外史》中是絕無僅有的。也有一些人物在小說中經歷了性格的變化，但就幅度而言卻遠不能和匡超人相提並論。因為“變化”，匡超人被塑造成一個極為特殊的人物形象。
回到吳敬梓和汪思迴的交誼，他們的交情也發生了變化。而吳敬梓關注的不只是汪思迴令他反感的性格，更是試圖用小說的方式洞察、展現、反思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就此而言，他才會將孝與汪思迴的名利都拼接到匡超人一個人物的身上，並透過對於兩個性格端點的極端化書寫展現人物性格變化所產生的耀眼弧光。
清臥閒草堂刊本《儒林外史》
因此，極寫匡超人後來的無恥不是因為其原型汪思迴也是一個卑鄙小人，或是吳敬梓真得恨汪思迴至極點，而是基於展現人物性格變化的需要。
其三，吳敬梓不僅塑造了匡超人這一人物形象，更塑造了一種人物的意義。從儒林的角度說，匡超人是最具群體意義的一個典型個體。
在小說中，吳敬梓用幾乎六回的篇幅生動呈現了匡超人的轉變過程，而在整部小說快接近上半部終點的時候，匡超人的墮落軌跡亦是整個儒林士風日下的一道縮影：雖然程度有別、方式各異，但所有計程車人似乎都在進行著匡超人式的墮落。
同時，匡超人之所以會產生性格的劇烈變化，與他所處計程車人群體也有著脫不了的干係：匡超人在小說中獲得了頗多的知遇：馬二先生、李本瑛以及杭州的一眾士人等都曾真誠地幫助、提攜、接納過匡超人，但所有的這些知遇在讓匡超人的生活境遇越來越好的同時，卻也一步步地將他推到人性的深淵。
透過匡超人這一人物，吳敬梓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凝聚在士人個體身上的群體隱喻、群體影響下不可捉摸的個體命運以及士人個體與士林之間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謬感。因此，從整部小說的意旨表達來說，相對於人物形象本身，匡超人這一人物所體現出來的意義或許更為重要。
從汪思迴的交遊看，東流縣的幾任知縣都和他有交情：李天柱、蔣綬、陸培、萬紹熙101等人莫不是如此，而到了南京以後，汪思迴也積極地在爭取融入金陵計程車人群體，陸培序言中所謂“日從士大夫遊”所說的也正是此意。
《儒林外史》郵票
與這些士大夫的交往既使得汪思迴榮升為東流名聲卓著的鄉賢，在南京城也成為聲名鵲起的名士，終於實現了“崛起流輩之中”的夙願，但與此同時，汪思迴也一步步迷失在這樣的名利場中，忘記了在“揚其光”的同時他更應該做的是“砥其質”102。
對於在汪思迴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吳敬梓應當瞭然於胸。而在吳敬梓的朋友之中，類似的情形應該也並非特例。
此外，從吳敬梓的詩詞以及《文木先生傳》中的相關敘述可以看到，吳敬梓和汪思迴的交往多發生在數個朋友同時交遊的場合。這意味著由於士人圈彼此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兩人即便已經疏遠，也很難做到截然不相往來——對於其他令吳敬梓反感計程車人來說，應該也是如此。這些會面會讓吳敬梓覺得尷尬和不快，或許卻也讓他獲得了一個冷眼旁觀並冷靜思考的契機。
最終的結果是：吳敬梓對於士人的各種狀貌有深切地體察，同時又能擺脫對於人物個體善惡是非的簡單關注，而是從個體與群體關係的角度細緻呈現士人的命運，並將由此而生髮出的種種普遍而深邃的意義都透過匡超人這一人物自然演繹出來。
4
、餘論
《儒林外史》英譯本，1959年獲萊比錫書籍裝幀藝術展覽插圖銀質獎
從原型人物汪思迴到小說人物匡超人，以之為例，我們可以地看到《儒林外史》中小說人物的生成過程。
從原型人物的角度說，汪思迴是一個有著多重面相計程車人，同時，汪思迴和吳敬梓之間也經歷了從交好到疏遠的變化。
就小說人物而言，匡超人充分汲取了汪思迴的選家身份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名利心，但同時又將汪思迴較為正面的性格面相做了種種轉化和遮蔽。
更為重要的是，吳敬梓沒有受到對於汪思迴個人情感的限制，甚至也沒有被這一特殊計程車人個體所束縛，透過孝子身份的加入，吳敬梓舒緩了匡超人身上過於濃郁的負面特質，讓其色調和整個《儒林外史》的群像譜系更為合拍；在塑造這一人物時，吳敬梓著力去展現的是其性格的變化，而不僅僅是分外鮮明的兩個性格端點；人物塑造也並非匡超人這一人物的全部價值，更進一步說，個體士人與士林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整個士人群體的生存困境才是其命意所在。
不僅是從原型人物到小說人物的生成，汪思迴作為原型人物的出現也能幫助我們瞭解《儒林外史》的創作過程。
如前所論，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時候，汪思迴和吳敬梓之間還私交甚篤，而兩人的交情出現裂痕直至疏遠，或許應是《四書質義》一書出版並且熱銷以後的事情。
倪紹勇繪吳敬梓像
無論如何，1736年的時候，吳敬梓還不會將其口中的“良友”塑造成匡超人這樣的狀貌，汪思迴在科舉書市場上要達到蛻變後的匡超人那般春風得意的狀態，也至少在《四書質義》出版的乾隆四年（1739年）之後。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有關匡超人的幾回故事，其完成時間不會早於乾隆四年。
從《儒林外史》取材看，此前談鳳梁先生曾認為“作品第二十五回以前和第三十五回前後的取材情況也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吳敬梓幾乎全部取材於歷史和社會的傳聞”，“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側重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為題材”103。
但從汪思迴就是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可以知道，就取材而言，前後兩部分或許並沒有如此截然的分別。小說的前二十五回中的一些部分與吳敬梓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同樣有著密切的聯絡。
此外，對於《儒林外史》寫作中虛構與寫實的關係我們也能有更深的體認。相對於虛構而言，寫實似乎是更為簡單易行的創作手法，而其價值似乎也遜於更能體現作者創造力的虛構。
但在《儒林外史》中，不僅很多小說人物都有現實人物作為原型，在原型之外吳敬梓還使用了許多其他人物的本事來塑造這一人物。
而我也相信，隨著《儒林外史》本事研究的持續深入，越來越多的原型人物和小說本事還會被揭示出來。這也就意味著，此前我們認為往往是小說中虛構的成分，許多都有現實的人物或事情作為基礎，是偏向於寫實的。
全椒吳敬梓紀念館
表面看來，這種寫實與虛構的比例變化會影響《儒林外史》的“偉大”。但事實上，寫實成分的增多並不意味著小說成就的降低。
與此恰恰相反，吳敬梓總能擺脫現實的人物和事情對於創造力的拘禁，也能穿越主觀情緒對於小說寫作的控制，透過對於原型人物以及其他本事的巧妙嫁接、組合幻化出比現實本身更具穿透力與表現力的人物和情節，就《儒林外史》所面對的題材而言，這是比單純的虛構更為高明的手法。從汪思迴到匡超人，其間所發生的一切便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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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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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55頁。
2。金和：《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頁。
3。《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264頁。
4。胡適：《跋考證》，《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第741頁。
5。李漢秋、項東昇校注：《吳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77頁。
6。《吳敬梓集系年校注》，第379頁。
7。如“適汪君京門應聘至自江寧”。趙靑藜：《序》，吳篪修、李兆洛等纂：《東流縣誌》，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卷十六下。
8。如“汪思迴，字金門”，《東流縣誌》（嘉慶），卷二十。
9。《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198頁。
10。如《重修安徽通志·藝文志》中便著錄為“《四書質義》，東流汪思迥著”。吳坤修等修、何紹基等纂、盧士傑續修、馮焯續纂：《重修安徽通志》，清光緒七年刻本，卷三百三十七《藝文志》。
11。 “樂清”、“東流”。
12。《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04、209頁。
13。蔣綬修、汪思迴等纂：《東流縣誌》，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卷二《沿革》。
14。蔡烱：《敘》，《東流縣誌》（嘉慶）。
15。左亮、蔣培榖：《學序》，《東流縣誌》（乾隆）。
16。 《東流縣誌》（乾隆），卷二《沿革》。
17。 寶寧：《寶序》，《東流縣誌》（乾隆）。
18。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00頁。
19。 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20。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00頁。
參見寧楷：《鐘山書院同學志》，寧楷：《修潔堂初稿》，清抄本，卷十五。
21。 《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二十九《人物誌》。
22。 《東流縣誌》（乾隆），卷二十《書目》。
23。 寧楷：《馮先生傳》，寧楷：《修潔堂集略》，清嘉慶刻本，卷十四。
24。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17頁。
25。《東流縣誌》（嘉慶），卷十七上。
26。《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八。
27。 李瀚章等修、曾國荃等纂：《湖南通志》，清光緒十一年刻本，卷一百七十六。
28。《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八。
29。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19頁。
30。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43頁。
31。 陸培：《序》，沈粹芬等輯：《國朝文匯》，上海：國學扶輪社，清宣統元年石印本，卷五十六。
32。即乾隆六年（1741年）的辛酉科鄉試。
33。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八十六。
34。“臣迴恪守一經，時懼有乖義例，爾以《四書質義》刊行，坊人請以《周易質義》尾之而出”， 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35。《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47頁。
36。《東流縣誌》（乾隆），卷九《闢薦》。
37。《東流縣誌》（乾隆），卷九《拔貢》。一說為乾隆六年。參見《東流縣誌》（嘉慶），卷五。
38。《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54頁。
39。《東流縣誌》（嘉慶），卷二十。
40。張九鉞：《紫峴山人全集》，清咸豐元年刻本，詩集卷九。
41。此字原缺，應為“謨”或“模”。
42。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801頁。
43。《吳敬梓集系年校注》，第177頁。
44。《吳敬梓集系年校注》，第379-380頁。
45。《東流縣誌》（嘉慶），卷二十。
46。陸培：《序》，《國朝文匯》，卷五十六。
47。《修潔堂初稿》，卷十三。
48。嶽夢淵：《海桐書屋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本，第161頁。
49。張九鉞：《秦淮舟中同京門》，《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六。
50。張九鉞：《題友人楓橋送別圖二首》，《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十七。
51。參見劉輔清：《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52。參看《金陵任文鬥宅同汪大京門觀蔣生戲技夜聽王生彈箏作》等詩。
53。參看《汪京門訪我於任典煌宅同外弟梁慎葊飲》，《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六。
54。參看《秦淮舟中同京門》、《同京門慎葊登雞鳴寺望後湖》、《吳氏園中六朝松石歌同京門作》等詩，55。《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六。
56。參看《汪京門任典煌送至幕府山下》，《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六。
57。《同杭友蓉任玉佔登雨花臺懷汪京門》，《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六。
58。《白下晤汪京門，聞周兩峰以卓薦赴都，歿良鄉李殷相署中。李為經紀其喪，俾嗣君扶櫬歸徐州，並致書海內同人致 。感激賦此》，《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八。
59。寧楷：《鐘山書院同學志》，《修潔堂初稿》，卷十五。
60。陸培：《序》，《國朝文匯》，卷五十六。
61。《東流縣誌》（嘉慶），卷二十。
62。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下。
63。吳篪：《序錄》，《東流縣誌》（嘉慶），卷三十。
64。吳篪：《序錄》，《東流縣誌》（嘉慶），卷三十。
65。康紹鏞：《康序》，《東流縣誌》（嘉慶）。
66。李書明：《李序》，《東流縣誌》（嘉慶）。
67。《東流縣誌例》，《東流縣誌》（嘉慶）。
68。吳篪：《序錄》，《東流縣誌》（嘉慶），卷三十。
69。王應乾：《書院記》，《東流縣誌》（嘉慶），卷十下。
70。陸培：《汪荊門文集序》，《國朝文匯》，卷五十六。
71。《東流縣誌》（乾隆），卷二十《書目》。
72。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73。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74。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75。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76。《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56頁。
77。《東流縣誌》（乾隆），卷九《闢薦》。
78。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下。
79。孟醒仁：《吳敬梓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頁。
80。張九鉞：《金陵任文鬥宅同汪大京門觀蔣生戲技夜聽王生彈箏作》，《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一。
81。金和：《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128頁。
82。《吳敬梓年譜》，第54頁。
83。《吳敬梓集系年校注》，第380頁。
84。《吳敬梓集系年校注》，第177—178頁。
85。“乾隆已未餘有事《四書質義》一書”，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86。《沅湘耆舊集》，卷八十六。
87。參見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88。參見汪思迴：《序》，《東流縣誌》（嘉慶），卷十六上。
89。《勉行堂詩文集》，第801—802頁。
90。吳敬梓序，《修潔堂集略》。
91。《修潔堂集略》，卷二。
92。這組詩中的第十首寫的是馮祚泰，中有“著就一編頭已白，故鄉初得孝廉名”之語，馮祚泰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考中舉人，“榜發之日，京師之先達能文者莫不懽然，頌朝廷之得人。先生聞報時已病，數日即死”（寧楷：《馮先生傳》，《修潔堂集略》，卷十四），從詩作看，寧楷只當時知道馮祚泰已考中舉人，卻還不知道他逝世的訊息，因此此詩應寫於乾隆十七年。
93。《修潔堂初稿》，卷十三。
94。寧開熙：《先府君家傳》，《修潔堂集略》。
95。張九鉞：《紫峴山人全集》，詩集卷十八。
96。陸培：《序》，《國朝文匯》，卷五十六。
97。《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234頁。
98。《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403頁。
99。《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398頁。
100。《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第389頁。
101。李天柱、蔣綬、陸培與汪思迴參見前文。汪思迴與萬紹熙則是“與為昆晜交”，汪思迴：《天然塔記》，《東流縣誌》（嘉慶），卷十七上。
102。陸培：《序》，《國朝文匯》，卷五十六。
103。談鳳梁：《創作時間、過程新探》，《古小說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