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生在北京、長在部隊大院兒的“70後”作家，石一楓曾坦言自己深受老舍和王朔兩代“京味”作家的影響。因為與王朔相似的成長背景和語言風格，在很多場合，他都會被問到有關王朔的問題。
但石一楓並不介意，也不焦慮。在他看來，大家都在書寫各自所處的那個時代，都透過北京，去感受整個中國乃至世界變化著的世道人心。後來人繞不過老舍與王朔，那是因為人家確實寫得好，確實捕捉到了時代的“魂”。但是，王朔寫不了老舍那個時代，老舍也寫不了王朔那個時代，他自己也有身處其中的，有許多人和故事可講的時代。
於是，在2018年的《借命而生》、2020年的《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之後，石一楓又在他的文學版圖裡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小說首發於《十月》長篇小說專號2021年第五期，剛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單行本。
《漂洋過海來送你》單行本剛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
如果非要用一句話概括，《漂洋過海來送你》講述了三戶人家“抱錯骨灰盒”的故事。一戶來自北京胡同，去世的那姓爺爺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一戶身處上層社會，去世的老太太是個老革命，但她很會賺錢的兒子帶著孫子去了美國；還有一戶是一個海外勞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自己的家鄉。那姓爺爺的孫子那豆和爺爺有著很深的感情，他無論如何也想換回爺爺的骨灰盒，於是漂洋過海去了美國，歷經種種，聽聞了另外兩個骨灰盒背後的故事，也終於讓逝去的人回到了他們要去的地方。
石一楓雖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從沒住過衚衕，工作後才得以在日常時光走進衚衕人的生活空間。這是他第一次寫衚衕裡的北京人，寫傳統京味文學意義上的衚衕生活。小說從2020年開始寫，這一次，他腦海中先冒出來的不是人物，也不是情節，而是一種傳統京味小說的敘述調子，或者說是一種情境與氣氛。
“北京的作家基本上還是有一種情結，願意寫寫最傳統的老北京人，老舍時代的北京人。”近日，石一楓就新作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因篇幅關係，專訪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中，他談到了新作的由來與構想、京味小說的傳統與延續、中國家庭價值觀的“隔代遺傳”；在下篇中，他從自身寫作的變化談起他對這個時代的感受與發現，以及他的小說方法與文學觀。
此為上篇。
石一楓
【對話】
在文學的拼圖裡，把“北京”拼得全一點
澎湃新聞：
這是你第一次寫祖上“在旗”的，土生土長的北京人？
石一楓：
對。《漂洋過海來送你》寫的是一個北京胡同的主題，人基本上是衚衕的人，事兒基本上也是衚衕的事兒。北京的作家基本上還是有一種情結，願意寫寫最傳統的老北京人，老舍時代的北京人。老舍寫的都是衚衕裡邊的人，後來的北京作家，像鄧友梅、陳建功，老先生們寫的也是衚衕裡邊的人，這些人祖祖輩輩，數不清多少輩，一直都住在北京。到了王朔，才開始大量地寫部隊大院，或者說北京新城區的人、新北京人。部隊大院裡邊多是移民的後代，是父母那一代參軍或者進國家機關工作，然後第二代留在北京或者在北京出生。
我雖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從沒住過衚衕，都在部隊大院或者大學的環境裡。北京這邊，衚衕是東城區、西城區，傳統意義上的二環路，最城市中心的那個地帶，大院要再稍微往外一點，三環路四環路沿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還叫郊區，這些年變成了所謂的商業中心。正好我的單位《當代》雜誌是在老城區，以前的主編楊新嵐就住在東四的衚衕裡，走幾分鐘就能到單位上班。我是上班之後才開始對衚衕這一片熟起來的，沒事兒就老去衚衕那瞎溜達、買東西、吃飯。溜達了一些年頭，就覺得自個兒好像也能寫這個情境裡的事兒了。另外我還是想寫一下老北京，就跟巴爾扎克寫巴黎似的，希望在自個兒文學寫作的拼圖裡，把北京這個城市拼得全一點，那肯定得寫一個衚衕裡的北京。
澎湃新聞：
北京太大了，小說裡的食物也能幫人迅速“定位”。像《漂洋過海來送你》裡主人公吃的東西就和之前作品裡的很不一樣，糖油餅、燒餅夾肉、炒疙瘩，好像是衚衕人“專屬”的食物。
石一楓：
對，後來北京人的生活習慣比較雜糅了，全國各地的習慣都有。只有住在衚衕裡的這些人依然保持著老北京的生活習慣。我們現在吃炒疙瘩還得去“護國寺小吃”，今天都還是一個國營飯館，特破，但就那有炒疙瘩。
澎湃新聞：
你心目中的京味小說是什麼樣的？
石一楓：
我覺得京味小說有兩個標準。一個標準是有北京語言或者北京人的獨特氣息，比如北京人說話比較貧，有時候他說話不是為了說清一個意思，就是為了玩兒，為了享受語言的狂歡。其實只有在人口密度極高的地方，又是沒什麼正經事兒乾的這幫人，才會把語言當玩具。你看人口密度很低的西北，西北人不會把語言當玩具，你想玩沒人跟你玩吶。再看上海，人口密度高了，但人家忙著上班掙錢，人家有正經事兒幹，只有中國的北方，尤其是北京人能把語言當玩具，然後天津人、東北人也有這個特點。再因為北京是首都，把語言變成玩具之後，計程車師傅都能跟你談政治，好像什麼事我都知道，世界大事都是我們家事，有這麼一個感覺。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標準，就是京味小說寫的是發生在北京的事，但它折射的其實是這個時代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化。北京歷來是中國的首都或者文化中心，所以它所折射的變化更加劇烈。我覺得京味小說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就是透過北京去寫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世道人心的變化，這個挺重要的。比如說老舍的《貓城記》是一個啟蒙小說，寫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愚昧，《四世同堂》寫的是救亡，其實老舍寫的主題全都不是北京人那點風俗，他寫的是這個國家在那個大時代的變化。然後王朔也是，他除了耍貧嘴，除了諷刺，除了挑戰知識分子權威，他同時寫的是改革開放初期，整個中國迅速從政治社會變成商業社會的那麼一個時代變化。我覺得王朔特別大的一個貢獻在於他寫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折，寫得特別好。你看他的小說，典型人物就是一個部隊大院的子弟，過去是當兵的，這種人本應該是國家幹部的後代，就是預備國家幹部，但他不去當幹部，他在街上混，混完兩年呢，他去南方當倒爺。這是典型的只有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有的變化。所以京味小說有一種比較大的社會性的、時代性的眼界，從本質上說它還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一種創作。
石一楓第一次寫衚衕裡的北京人。
澎湃新聞：
有沒有為這次的小說創作專門做些功課？
石一楓：
主要是日常積累，到單位以後沒什麼事就去溜達溜達，下班也不溜達，就上班溜達。其實說實話，北京和上海還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老上海經常做會計師、工程師，或者說老師、職員，可能還真是文化教育水平高一點，工作也好一點。但老北京是勞動人民多，比如開出租車的，賣肉的，整個狀態比較閒，經常一條衚衕裡有半條衚衕不上班。一般來說你上班時間進一個小區總覺得那小區挺空的，但是你上班時間進衚衕，會覺得人都挺滿的，那就是老北京，上班少。後來，衚衕裡的生活人群也在慢慢地變化，大量的老北京人拆遷或者外遷，就離開衚衕了，好多人也住樓房了，衚衕的房子就租出去，所以現在有的衚衕裡也是三教九流。還有的一個人一個四合院，那都要不是做了大官就是發了大財，基本不是老北京。還有的是因為工作方便在衚衕暫住，交通上可以省一些時間，但其實住衚衕肯定比住樓房的生活條件差一點。
過去王朔寫過一個文章，是一幫人寫衚衕，好多人都寫對衚衕的感情很深，然後說這個是民俗，是傳統，只有王朔一個人說這個地方的生活環境不好，住得就是不舒服，當時他那個意思是願意住這才怪呢，都是沒轍才住這。當然那是王朔那個時代的看法，現在衚衕那有的四合院，裡邊一修真是好極了，還方便，交通位置更是沒話說的。前一陣有個新聞，說為了重點小學的學區房買了衚衕邊上一個根本沒法住人的破房子，10平米，賣300萬，這也是衚衕。
澎湃新聞：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衚衕。這個故事開頭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發生在殯儀館。之前像餘華的《第七天》也寫到了殯儀館，而《漂洋過海來送你》裡的殯儀館還很有當下的特色，比如宣傳手冊、監控裝置，寫得很細，這部分是有做一些功課？
石一楓：
那肯定得做，要寫得像那麼回事。還有一個是為了完成小說的合理性。這篇小說主要的情節就是換錯骨灰盒，但這個情景在現在很多火葬場已經不太可能了，都是電子化，需要掃碼，掃過那個碼它就不會錯，那麼出錯的可能性只有一個，就是用那種老式的需要手寫登記的爐子。因為這個我有段時間看了好多火葬場的影片，看得我都瘮得慌。然後為什麼還需要老式的爐子，因為成本低而且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燒人也得多快好省，在這種情況下故事才有了合理性。我還查了很多東西，比如整個殯儀產業，還有火葬流程，都得做功課。包括後面寫到美國那段時間，一般寫美國對標的是紐約、洛杉磯，但因為我在美國生活的那段時間主要是在芝加哥，所以我就寫芝加哥。
幾代人之間的辯證法：價值觀也有“隔輩親”
澎湃新聞
：就《漂洋過海來送你》的人物來說，雖然小說情節主要是靠那豆推動的，但那豆的爺爺反倒是讓我印象更深的人物。爺爺的一生經歷了抗美援朝、饑荒、改革開放、國企改制，他一直講集體，講奉獻。在小說裡，他的善舉也為日後，哪怕是去世之後的種種埋下了“福報”的種子。這麼寫是出於你對更為傳統的價值觀與倫理觀的致敬或緬懷嗎？
石一楓：
我覺得從小來說，這是仁義，是民間社會人與人交往的基本邏輯和道德原則。另外一個，我這個小說想寫一個辯證法，就是幾代人之間的辯證法，或者說是生活倫理上的“隔輩親”。一般咱們說“隔輩親”，爺爺和孫子比較親，爸爸和兒子有時候還沒有爺爺和孫子親，但這是血緣上的親近感。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在人生觀、價值觀上，好像也有一點“隔輩親”。
澎湃新聞
：或者說“隔代遺傳”？
石一楓
：對，就是爺爺的態度經常和孫子的態度是暗合的。比如爺爺愛看《長津湖》，孫子也愛看，但中間這個爸爸他特別喜歡美國大片。這個規律在美國沒有，在其他國家也沒有，只有在中國會出現這種政治倫理上的“隔輩親”，我覺得這是我們社會挺有意思的地方。咱們也沒法評價它是好還是不好，但我就覺得這事有意思，然後你把這三代人連下來看，就有一個辯證法：下一代人永遠是上一代的反面，但是再下一代人就又變成了第一代人的同面了，這很有意思。
澎湃新聞
：這能不能說明，時代的力量其實遠遠大於基因的力量？
石一楓：
也可以這麼理解，我想這個事應該還是社會氣氛形成的。因為爺爺那一代生活在1950年代，當時的社會氣氛塑造了他的人格。爸爸的青春時代可能“文革”剛剛結束，進入改革開放，然後這個時代氣氛塑造了他的人格。到了孫子這一代，中國的某些城市已經相對富足安定了，所謂的民族自豪感又開始起來了。我覺得人格其實是我們的社會氣氛決定的，包括那豆他們家也是，爺爺是一個很有集體主義精神的人，那豆雖然混得不大好，不屬於任何一個集體，但他其實挺願意為別人做事，只有爸爸比較自私，那代人覺得自己被剝奪了，被欺騙了，所以變得很自私，這往往是時代經歷導致的吧。我覺得人可能還真是在青春時代形成了自己對生活和時代的看法。
澎湃新聞：
你會如何看待個人和時代的關係呢？如果時代的影響巨大且不可避免，你認為身處其中的個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
石一楓：
我覺得如果談“個人改變時代”，或者是喬布斯那種“change the world”，這對普通人來說基本不可能。你為什麼是小人物，就是因為你不能改變時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大家或許都要認這一點。但我覺得也有一些比較恆定的個人原則，比如在中國人的倫理或者說整個人類的倫理裡，我們講為別人考慮，我們講敬業，我們講尋找個人價值。這些是個人能夠做到的事兒，就是當時代有了明顯的轉向時，如果個人能夠堅守長期以來人類普遍的倫理和價值，體現自己存在的價值，對小人物而言就已經很可貴了。
《漂洋過海來送你》首發於《十月》長篇小說專號2021年第五期。
澎湃新聞
：這篇小說其實也一直在討論“活法”，但其中的思考不僅體現在縱向的代際之間，也體現在不同階層、地域的同代人之間。比如同樣是年輕人，那豆這樣的“老北京”能混著過，從湖南來的打工姑娘得同時打兩份工；那豆自詡“北京人啥沒見過”，但其實遠不如海外勞工對這個世界有見識與膽識。橫縱向的比較會讓這個小說的視野是開啟的，比以前有更廣闊的感覺。
石一楓
：我覺得這是我比較欣慰的地方，也是貫徹的一個很經典的寫法——狄更斯的寫法。我不必諱言，像《大衛·科波菲爾》和《霧都孤兒》那種小說，它們都是透過一個串聯的人物，把各種階層、身份和性格的人都放到一個時代熔爐裡，或者放在一個容器裡，讓他們互動和對望。我覺得狄更斯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如果我們寫長篇小說，就是希望寫得相對複雜，相對廣闊，那麼這個複雜和廣闊的地方在哪呢？我覺得狄更斯的這個方法非常有效，還真是要向經典小說學習吧。
澎湃新聞
：寫小說的過程也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寫完這篇小說，你會更認可怎樣的“活法”？
石一楓
：我能認可的只能是不斷思考。如果我們輕而易舉地說出哪種活法是對的，這個活法可能也很可疑。對待生活負責任的態度，我覺得只能是不斷地觀察和思考，然後進行調整。好小說裡邊的人，他不管文化高低，都是一個思考者，不一定是思想者，但是個思考者，他會不斷地想我怎麼活著才是對的，我應該怎麼去活。你看《靜靜的頓河》裡的格里高利就是。我相信好的作家也會不斷地思考同一個問題——怎麼活著才是對的？這可能是一個永恆的問題，或者說是成長小說永恆的問題。
澎湃新聞：
前面我們也說到，在社會氛圍的影響下，黃耶魯爸爸那一代很以自我為中心。那我們可能也會探討一個問題，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有觀點認為我們過去都是集體主義，人人沒有自我，那時候人很可憐。但是當人走向另一種極端，就是特別強調自我的時候，好像也很容易出問題。一般來說“自我”是一個相對褒義的詞，但“自私”就是一個特別貶義的詞了。你認為“自我”與“自私”之間，是否有一條明確的線？
石一楓：
承認自我價值應該說是比較理想的狀態，但是要避免自私的傾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社會一直就沒有把握好這個度，要不就是抹殺自我，要不就是放任自私，就沒有過中間狀態。這點我覺得也有意思，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辯證法，可以繼續思考。還真是個好問題，以後可以再寫個小說考慮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