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載自「財智與生活」公眾號
作者：
張彥武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歷史系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出生於上海，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1992年起，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2006年至2013年擔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臺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獲選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全球學人”。著有《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等。
葛兆光玩起了音訊。
還是2019年初春，往訪知名出版品牌“理想國”的新業務品牌“看理想”的北京公司，甫一聽說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歷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正受邀策劃一檔歷史類音訊節目，還是略有些吃驚的。
因為，葛兆光給外界的一直是學界清流的印象；作為當下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發聲的主要方式，三十多年來還是側重《禪宗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史》、“中國”研究三部曲這類專書，不申請課題，不時有些思想文化隨筆刊發於《文史參考》《讀書》《南方週末》等報刊，但不上電視，部落格、微博也是沒有的；最近這些年，他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時間，遠遠多於國內的學術活動。
5月30日，葛兆光與梁文道聯袂策劃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在“看理想APP” 上線。這檔6季暫定26講的音訊節目，最新訂閱數、收聽人數、聽眾留言評論數量和銷售額均頗為可觀。更讓在北大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分別修過國際關係和國際歷史的90後編輯張琪茜欣慰和振奮的是，其“完播率”也較高。
在知識付費的熱潮和全球史炙手可熱的背景下，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學的新生們，分別收到了各自校長隨錄取通知書寄贈的禮物：旅美臺灣前輩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已故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北大出版社培文公司引進的後者的第7版7月中旬已經是第94次印刷了——兩年前，時任國科大校長丁仲禮院士向新生們贈送的也是這本書，中科院院長、該校名譽校長白春禮院士在那次開學典禮的書面致辭中表示，“愛國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將這種愛立之於國家，放諸於全人類。”
《萬古江河》封面
《全球通史》封面
尋找一個籠括全球、世界互相聯絡的歷史
剛剛結束在墨爾本的澳洲中國研究雙年會，7月10日午後，葛兆光細述《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緣起、宗旨，還分享了他對普及歷史學知識的方法論心得，以及對全球史和“全球史觀”及相關歷史研究方法的看法。
《百家講壇》世紀之初當紅之時曾約請葛兆光上鏡而被婉拒，新貴如“得到”、“喜馬拉雅FM”等平臺也向他丟擲過橄欖枝，但是，史學普及中的世俗化傾向和對讀者的刻意遷就讓他有所顧慮，這一次，他選擇了“看理想”。
葛兆光與“看理想”總策劃梁文道的忘年交情誼超過了18年，“理想國”總編輯劉瑞琳16年前服務於山東畫報出版社時就責編過葛兆光的隨筆集《在異鄉聽雨看雲》。
“全球史這個問題在中國是值得做的。作為一個現在國際上歷史學的潮流，它怎麼樣跟中國聽眾有關係？”葛兆光建議做一檔全球史主題的音訊節目，一拍即合後花了一個多禮拜擬了一份詳盡大綱。
全球史不同於《史記》《漢書》《三國志》這類王朝史和19世紀以來的國別史，也區別於世界史，葛兆光這樣解釋它對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敘事單位的超越：“如果你到了遙遠的太空，就像李賀《夢天》裡說的，‘遙望齊州九點菸，一泓海水杯中瀉’，可以一眼覽盡我們這個七分是水、三分陸地的藍色星球，這地球上面哪裡有什麼一道道的國境線，有什麼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國怎麼會是不同顏色？”
葛兆光從四大方面規劃了節目的基本理念，“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特點與意義在於：1。 講一個聯絡的歷史（超越國境的敘述）；2。 講一個沒有中心的歷史（反對歐洲中心主義，但是也反對中國中心主義）；3。 講一個既重視“人”（人類的政治文化），也重視“物”（環境與物質文化）的歷史；4。 講一個從中國出發的長時段、大範圍的歷史。而之所以強調“從中國出發”，是因為這一“全球史”節目往往從中國、東亞和亞洲說起，“它可能和歐美學者的全球史，有一樣的地方，也有不太一樣的視野、角度、立場。”在具體的表達策略上，“每一講希望都從有趣的故事（特別是中國的故事）開始，所以，有關全球史若干講的設計，多選擇有意思的情節，而不求其歷史的完整性。”
世界地圖，1607年。彼得·範·德·克爾著，盜版自彼得·普朗克1594年的地圖
許倬雲先生從美國打來電話，稱許這檔節目“帶著宏闊的眼光，回訪過去思考未來”，寄望“這個計劃蔚成風氣，使得中國的歷史教學研究有更宏闊的眼光，更能思考到未來，找出過去跟未來有關的事情”。葛兆光在發刊詞中定位，要“尋找一個籠括全球、世界互相聯絡的歷史”；梁文道開宗明義，“真實的歷史是流動穿越的，不是壁壘分明的。發刊詞這一講之外，葛兆光規劃了6季暫定26講150集左右，還給每一講都寫出了綱要。其中：“全球史”從頭說（5講），戰爭與移民（3講），商品、貿易與物資交換（6講），宗教與信仰（3講），疾病、氣候與環境（2講），大航海之後進入全球時代（7講），從人類起源的單一和多元猜想講起，一直講到19世紀中葉兩次鴉片戰爭、晚清政府對《萬國公法》的接受。
葛兆光沒有時間和精力直接去撰寫講稿和獻聲講述，他起的是感召和講稿終審、總體把關等作用，在他的直接推薦和“理想國”學術館主編馬希哲、“看理想”編輯張琪茜及其同事的多方聯絡下，十餘位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中青年學者撰稿人迅速集聚，他們分佈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日本、美國、英國等地。
其中，1980年出生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段志強，是葛兆光門下十餘位弟子中的一位，他的碩士論文《舊廟新神：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從祀孔廟研究（1876—1908）》獲得清華大學2009年校級優秀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單行本《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2015年被納入文史研究院的“亞洲藝術、宗教與歷史研究叢書”並正式出版。在全校開講“中國古代文明”課程、有時在《讀書》上發些學術隨筆的他，格外認同導師的普及思路，當仁不讓地受託加入《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創作團隊，撰寫了全部26講中的4講且出任了節目上線以來唯一的講者。去北京的錄音棚錄了最初一講後，段志強迄今的全部錄音都是在上海的一間會議室錄製完成的，摸索中發現自己的睡袋有很好的吸音效果，一部錄音機擱在睡袋上，一杯茶，就這樣一個人在安靜的夜晚開始錄製起來。錄播漸入佳境後，段志強還跟梁文道在節目的“番外”篇裡定期向聽眾答疑。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生尹敏志，2011年本科畢業於武漢大學水利水電專業之前，早就讀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生理學教授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覺得“特別震撼”。看了北大歷史系學長馬希哲轉來的節目大綱，很感佩葛兆光這位並無直接接觸的復旦大學文科領軍學者的倡議。日本那些優秀的大學教授往往都是“用兩支筆寫作”——一邊寫學術專著，一邊寫向大眾進行普及的“文庫本”。尹敏志在北大歷史系期間修了日語，去了京都大學後又修了一年滿語，他所在的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的前教授杉山正明通曉13種語言文字，退休前還帶著博士生讀波斯文史料，“從區域史到全球史，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是單一語種史料的研究做盡了之後的必然趨勢。”
版畫：印第安人的農耕圖。在大多數土著美洲印第安部落裡，婦女都是主要的農業勞動力。她們種植花生、豆類和其他作物，這些作物構成部落的大部分食物來源。這幅16世紀的法國版畫，表現的是印第安男人正在耕地，而印第安婦女正在整理過的土茬中播種（供圖：北大培文）
尹敏志受邀撰寫最末一季“大航海之後進入全球時代”的“白銀：發現新大陸與全球貿易”這一講，幾易其稿的過程中覺得政治史、經濟史的考證和轉述相對容易，“難點在於用故事的線把它串起來，尤其是涉及理論部分就會很難”，比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貢德·弗蘭克的經典作品《白銀帝國的興衰——世界市場中的中國（16至18世紀）》 一書中的理論認為，白銀的流通塑造了近代中西交往的格局。
復旦大學歷史系青年副研究員商兆琦也受邀撰稿，他碩士和博士均就讀於東京大學，專治日本政治思想史和東亞儒學史，此前就在“看理想”APP上嘗試過《明治維新10講》。
“看理想”的全球史節目組還在繼續發掘術業有專攻且長於普及策略的撰稿人，北大歷史系古代史專業的博士畢業生周思成是他們找到的一位，1984年生人的他通曉英語、法語、德語，還能閱讀日文、俄文、拉丁文、波斯文等十餘種文字，專攻蒙元史、民族史和軍事史，其4月出版的新著《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在網上擁有一批擁躉。
歷史的變遷是多種因素造成的
葛兆光要求每一講的成稿數字在3000字左右，“不要太想把事情講清楚，沒必要滴水不漏。要注意節奏，一小塊一小塊地集中地講”，“每節只圍繞一個知識核心來寫”，“講白話，少用長句子”，每講15分鐘左右的節目時長被證明是較為合理的。原來，1980年代初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讀碩士時，導師之一金開誠先生就是中文系講課節奏感很好的幾大“鐵口”之一，他對“文史科普”和“大學者寫小文章”的推崇，激勵著葛兆光多年以後結集出版了《古代中國文化講義》《中國經典十種》《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等多部講義。
《世界簡史》封面
《20世紀簡史》封面
早在2001年，葛兆光就在媒體上推薦過臺灣地區學者張元、李孝悌合編的高中教科書《歷史》和美國漢學家伊佩霞的《劍橋插圖中國史》。這一次，他向參與撰稿的中青年學者們推薦了5部全球史的典範之作，都是體量適中且有中譯本的：澳大利亞國寶級歷史學家傑弗裡·布萊內的《世界簡史：從非洲到月球》，卜正民的《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1998年度美國普利策獎得主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牛津大學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世界史專家傑裡·本特利與赫伯特·齊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第三版）。
葛兆光極力強調細節和故事。比如，“何以果腹”的問題就引匯出了一部“食物的全球史”，像國人熟悉的茉莉花，其實是從中國西邊傳來的，葡萄和黃瓜也來源於中亞等地，而源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幫助我們解決了歷史上人口膨脹導致的糧食危機；400年前並沒有“川菜”，改變我們口味的辣椒也是外來物種；不光是吃的，讓人容易上癮的菸草也是從菲律賓、日本傳來的……
“全球史”的概念似乎不言自明，國內對“全球史觀”和“全球史”的接觸其實有個過程。北大歷史系榮休的資深教授馬克垚1978年參加了“文革”後中國第一個出訪的世界歷史代表團，他和團員們見到外國同行就迫不及待地問“你們現在在讀什麼書”，對方大多回答稱正在讀時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1963），中國的世界史學者趕緊找來讀，“儘管當時我們對該書並不十分了解。”
《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在國內已經更新到第五版，譯者們特別提到這套書“很明顯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前輩史學家的影響，尤其是有威廉·麥克尼爾的影子”——學者們在論述“全球史觀”或全球史1980年代以來的興起和它新世紀以來在國內的大量譯介、出版時，多會提及曾任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的威廉·麥克尼爾的《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1967）和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70，1971），本土新聞與傳播學學者往往也很推崇威廉·麥克尼爾與其子、環境史專家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的《人類之網：鳥瞰人類歷史》。
1987年，英國曆史學名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簡體中文版出版，原著中的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 一詞首次被譯為“全球歷史觀”，這被認為是“全球史觀”一詞在中國的首次出現，此後巴勒克拉夫、斯塔夫裡阿諾斯、麥克尼爾、彭慕蘭、本特利等逐漸被中國學者視為全球史觀的代表性學者。各種名目的“世界史”“新世界史”和“全球史”主題出版物在國內汗牛充棟，首師大2004 年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隨著“世界史”2011年成為一級學科，北京外國語大學2014年底正式成立全球史研究院，華東師大同年成立跨區域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師大的《世界歷史評論》試刊4年10期後拿到正式刊號……
《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紐約，佛利克收藏館）約翰內斯·維米爾。牆上的荷蘭西弗里斯蘭地圖，是代爾夫特地圖製造商巴爾塔薩爾·範·伯肯羅斯德印刷，繪圖者是威廉·布勞。據推斷，此畫繪於1658年左右
在全球史的熱潮中，環境史成為熱點中的熱點。就在筆者準備這次專訪期間，中美合辦的“自‘哥倫布大交換’以來——環境史視野下的美國曆史變遷”研習營舉辦，與會的美國博伊西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莉薩·布雷迪（Lisa Brady）在介紹1990年代以來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生代力量時指出，自然的“文化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轉向備受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國環境史學者的青睞，“環境正義”、“南部環境史”、“帝國環境史”、階級和種族等陸續成為環境史研究的新正規化。
葛兆光2005 年的舊著《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近日出了最新增訂版。早在1998年，他就開始在清華大學的課堂上介紹法國年鑑學派、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及後現代史學思潮等，探究“文化史與思想史研究的‘視域’轉換”。這一次，葛兆光著力“講一個既重視‘人’（人類的政治文化），也重視‘物’（環境與物質文化）的歷史”，節目第五季專門講“疾病、氣候與環境”，“氣候與環境”這一講就是從竺可楨先生的名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談起—竺可楨先生1918 年以論文《遠東臺風的新分類》獲得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且是當時旅美的“中國科學社”骨幹—這，或許可以被認為是與國際史學界的某種對話。
這不禁讓我回憶起2016年葛兆光受邀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卜正民主編的6卷本“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的簡體中文版作序，他在評述卜正民撰述的“元明”卷時特別談到他的環境史維度和“小冰河時代”提法的短長，指出：“氣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20世紀70年代以前竺可楨就陸續寫出了傑出的論文《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1925）、《中國歷史時代之氣候變遷》（1933）、《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氣候對於北方遊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影響外，我們的通史著作並不那麼注意環境與氣候在政治史上的意義。”
更長遠些看，自美國地理學家E·亨廷頓1915年提出“氣候決定論”以來，相關爭議就一直沒有停歇過。“我不贊成任何決定論，並不認為氣候決定一切，也不認為地理決定一切，也不認為環境決定一切，歷史的變遷是多種因素造成的。”葛兆光舉了幾個例子。在對古都長安之衰落的考察中，他發現這跟運河和漕運的變遷有關；又比如，中國幾乎所有地方的山川、河流都是東西走向的，唯獨雲南是南北走向，這種地理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導致了雲南的政治、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性。
瓷盤，荷蘭代爾夫特市蘭貝特·範·梅爾騰博物館收藏。大概於17世紀結束前後製作於代爾夫特。仿中國式的裝飾裡，前景處呈現五位雲中的神仙，後面的中式庭園裡則有姿態各異的男女人物
再比如，季風在東海和南海的歷史上至關重要，在“背海立國”的南宋時期，日本與中國商貿往來的一大途徑就是靠季風。當時，浙江的一座廟兩次失火，兩次都是靠日本運來的木材修復的，日本透過海運利用季風一次運了一千根的每根粗到雙人合抱的木頭來做維修。日本如今還保留著當年南宋和尚傳去的感謝信，“這個運輸是非常厲害的，可是如果你做歷史不看周邊，也不看自然環境，也不看當時的交通能力，你就搞不清楚這個問題。”
“我非常贊成把歷史學擴大，把各種因素都考慮進來。無論是環境史、氣候史還是歷史地理學，這些因素都應該擱進去。”
國別史和全球史都是可以接受的
領銜策劃《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從葛兆光自身的學術關懷和學術譜系而言，也可以說是水到渠成一以貫之，他迄今四十餘年的學術生涯也伴隨著逐步開放和顯著的國際化色彩——全球史之於葛兆光，不僅僅是一種學術理念和主張，也是一種切實的生命經驗，他的人生和學術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程序始終交融在一起。
2010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三十年集”叢書，入選者集一時之選，多系受益於恢復高考的77級、78級。葛兆光選編了一本《看瀾集》，他為起始的1978年寫了一篇《開學瑣記——回憶1978年的春天》，2008年的結尾篇選了一則演講《透過亞洲認識中國》。
1968年夏天，當歐美的左翼青年和民權運動者在街頭如火如荼地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精英時，這年10月，剛從貴州省凱里縣第一中學畢業的葛兆光，下鄉到凱里爐山鎮生苗聚居的苗寨插隊，在磚瓦廠、農藥廠和供銷社當工人。1960年，還在上小學四年級的葛兆光，就隨在對外貿易部工作的父親和教中學的母親被下放到貴州凱里。他告訴我，在“只有一兩個人會說漢語”的苗寨插隊，“跟他們打得很火熱，生活融進那裡不少，它讓我理解中國不是同一性的，它還有另外的文化、另外的傳統，絕對不會有‘漢族中心主義’。”這段經歷讓葛兆光對“族群”問題複雜性的認識更加深刻。最近，葛兆光剛寫完一篇關於苗族歷史的論文，8月即將在臺北的學術會議上宣讀。
“我基本上算是比較能接地氣的，生活也很簡樸。”直到2012年，葛兆光才趁著一個會議間隙第一次重回闊別了44年之久的凱里苗寨，“跟我們在的時候沒什麼變化，除了通了電。”當年班上其他10個農家子弟沒有一個能考上大學，“很早就沒有工作或早早就退休了”，這讓葛兆光一直不忍心直視他們的艱辛和蒼老。葛兆光當年也是當地乒乓球隊的好手，可後來，昔日球友1980年代四散各地，有的去了深圳，球技特別好的一位，甚至觸類旁通，靠打網球也能謀生。1992年從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調到清華大學中文系，一待就是14年，2006年轉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次年創立文史研究院並擔任6年院長。在清華和復旦時期，偶爾還會有當年凱里的同學來探望，也會從收到的照片裡瞭解老同學們的現狀，葛兆光會力所能及地接濟，王小帥以貴州“三線”知青為背景的電影《青紅》讓他感觸頗深。改革開放前的艱難歲月，給葛兆光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堅定地擁抱改革和開放自有其深層動力。
作為78級中的幸運兒，葛兆光和他那一代受惠於恢復高考和改革開放的弄潮兒的故事，被既往媒體報道連篇累牘地講述。1978年元宵節（2月21日）後不久收到了錄取通知書，一口大樟木箱貼著“北京大學新生行李託運單”，從凱里火車站發往北京，行李中抄寫的《聖馬利諾史》《匈牙利史》《中國科技史》《法蘭西內戰》和《你到底要什麼》《多雪的冬天》等書目，透露著那個逐漸走向開放的年代對知識全球化的渴望。
《看瀾集》中附錄了一份“ 學術簡表（1978—2008）”， 顯示著傳主日趨頻繁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歷程。早在1989年，香港中華書局就出版了葛兆光的《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1994年，作為訪問學人訪問日本京都大學、關西大學、東京大學等，此後數年又陸續在香港、京都、比利時、臺北、巴黎等地的多所世界名校擔任客座教授或講學。2009年，葛兆光獲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第一屆“普林斯頓全球學人”，自2010年開始連續四年赴該校擔任“普林斯頓全球學人”，每次在那裡講學一個半月到兩個月。
2013年，與羽田正教授（中）、艾爾曼教授（右）會面
40年來，葛兆光的問學和治學之旅，由古典文獻、史學史而思想史研究而東亞史研究，力推“從周邊看中國”，在復旦大學給博士生開設“東亞史研究的方法”，主張“讓影象作為文獻”，《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和《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何為中國：疆域、族群、文化與歷史》《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等代表性著述的出版和廣受關注，見證著作者成長為國際學者的歷程。其中，2003年版《中國思想史》獲得2015年第三屆“思勉原創獎”，還出版了英文版和韓文版；2011年版《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出版了英文版、韓文版和日文版；2014 年版《何為中國：疆域、族群、文化與歷史》的日文版與英文版，分別由巖波書店和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還獲得了日本的“亞洲·太平洋大獎”。
此次領銜策劃《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正是這一學術脈絡水到渠成的結果。近年在對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日本東洋史學者多有推介之後，葛兆光多個場合表彰過“理想國”2014年引進的講談社版“中國的歷史”叢書；2016年，他在給《全球史、區域史與國別史——復旦、東大、普林斯頓三校合作會議論文集》寫序時，還在追問：“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別史還有意義嗎？”也是這一年，受邀為“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簡體中文版作序。去年，在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要把學術研究放在國際學界的對話之中，這樣彼此激盪、互相刺激，不斷有新問題新想法，這樣的學術研究就免於平庸和重複，也很容易獲得新鮮感和成就感，這樣也就不會覺得重複和單調了。”新近接受韓國學者閔丙禧的訪談時，葛兆光如是分享參與“學術（人文社科）研究全球化”的心得。
在全球化的學術網路和互動中，葛兆光特別注重與海外學者的跨界、深度交流，尤其是往來不侷限於漢學家。其中，德國康茨坦茨大學近代史教授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1952—）、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暨該校全球歷史實驗室主任傑里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1960— ）、東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和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羽田正（Haneda Masashi，1953— ），是葛兆光切磋較深的三位。奧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變：1世紀史》《亞洲的去魔化》《中國與世界社會》《中國革命：1925年5月30日， 上海》， 近年陸續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引進，目前他在從事20 世紀去殖民化史研究的同時，正與美國曆史協會前主席入江昭（Akira Iriye，1934— ）先生聯合主編6卷本《世界史》。葛兆光與奧斯特哈默在交談中有一個共識，“並不是說全球史要籠罩一切，有了全球史就什麼都不要了。全球史跟國別史並不衝突，有全球背景的國別史和有國別意識的全球史都是可以接受的。”
阿德爾曼的《入世哲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2016年秋天剛有了簡體中文版，作者專長本來是南美史和拉丁美洲史，“你只要跟他談，話題馬上就變成了全球史。我跟他有一些觀點可能不一樣，但是（就‘全球史應該怎麼做’）能夠談得起來，我比較強調我們‘從中國出發’，他當然有另外的角度。”
2011年，葛兆光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與艾爾曼教授（左）、阿德爾曼教授（右）在一起
學術世家出身的羽田正專治伊斯蘭城市史、伊朗近代史等——其專書《“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7年前由“復旦文史叢刊”引進。他的研究兼及全球史——他更傾向於用“新世界史”（atarashii sekaishi）這個術語，稱“我是透過一條日本史學的獨特路徑，獨立抵達全球史的，只是在進入這個領域後，我才發現，許多國際上的同事也在研究相似的領域，儘管來的路各不相同，但我們都來到了同一個地方”。葛兆光去年將羽田正的5 卷本繪本《全景世界史》介紹給復旦大學出版社並引進出版，“他有一個非常強的理念，是要反對日本現在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要使得日本人成為懂得擁抱世界的世界公民”。
28歲才開始上大學，葛兆光的日語、英語能力以書面閱讀為主，他並不是參與國際交流次數最多、時間最長的本土學者，但是，跨國跨界交流中他還是有一些秘訣，“不要只跟同質性的學者打交道，也不要過多地只看同質性的學者的文章，也不要把它僅僅作為一種史料、一種補充、一種實用的研究參考，你要去理解他們想問題的方法”，要學會“把自己的學術研究思路跟別人的學術研究思路融合進來，我融入了你的想法，你也融入了我的想法，變成一個新的想法”。
注：本文寫作得到段志強、尹敏志等人幫助，參閱了葛兆光、羽田正、約翰·麥克尼爾和劉新成等學者相關著述，謹致謝忱。
圖 / 葛兆光、看理想、理想國、北大培文、IC PHOTO
AUTHOR｜ 作 者
張彥武，資深媒體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訪問學者（2013）。個人思想與研究旨趣集中於近世中國知識分子的群落化生存、口述史和記憶史的媒體應用及非虛構寫作等， 著有深度訪談、長篇述評合集《見解》一書，第二部海外學人訪談錄即將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