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商周青銅器紋飾體現出古人關於分類與象徵的心智。青銅器紋飾的紋樣原型分為現實的物象、想象的物象和“意識變型”的物象。周代青銅器上銘文與紋飾的功能轉換，反映了周人“神本意識”向“人本意識”的轉化。漢字的起源可以用認知考古學的方法，從漢字的形、音、意三個造字路徑去探索。
曲楓教授新著《青銅與文字的婚禮——夏商周神話、藝術與思想》，以人類學視角對夏商周的藝術與文學，進行了非常有意義的探索，旨在揭示夏商周的藝術與文學所反映的“神本意識”向“人本意識”的轉化。曲楓是考古學出身的人類學家，還是詩人，在微信裡他告訴我，早就不寫詩了，但在這本書裡，我還是感覺到詩的意味。
作者在這本書的引言裡，分別給夏商周三代一個定語，即“傳說中的夏、青銅與甲骨的商和文學的周”，反映出作者對夏商周三代的基本看法。介於史前時期與商代之間的夏代，至今沒有發現成系統的文字，傳世歷史文獻關於夏代的記載，大都是後代用文字記載的口述傳說，不能作為復原夏代歷史的可靠證據。這本書對三代藝術與文學的研究，始於商代的甲骨和青銅器，實際上夏代被做了減法。
這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感受。我以為，無論是商周時期的藝術，還是文學，都涉及到用一定形式表達一定意義的思維方式，這是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考古學不但要研究考古遺存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而且要研究考古遺存與人類行為及思想之間的關係。透過考古遺存探索古代人類的認知，能夠將闡釋考古遺存引向更為深入的領域。
一
青銅器通常被認為是商周造型與裝飾藝術的傑出代表。曲楓說：“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無法用像‘藝術品’‘禮器’這樣類似的名詞定義夏商周的青銅，因為它們不僅關乎工藝、美術，更關乎思想、價值、信仰甚至心理、神話與生命意識。說到心理，我們想起了一個完全可以用到我論述中的詞：靈魂。就是說，青銅器的出現還關乎那個時代的人的靈魂，當是文化靈魂，並且富有地域特色和族群特色。”他對商周青銅器的研究，幾乎全都落在對於青銅器的解釋上。
商周青銅容器的造型大體分為兩類：一類為“器”，《說文解字》“器，皿也”，整體造型與陶器的器形類似；另一類為“物”，《說文解字》“物，萬物也”，整體造型模仿某種動物的樣子，商周時期模仿動物造型的青銅器有獸、禽與人三類。
曲楓認為：“在薩滿觀念中，人和動物在本質上是相等的，人與動物之間可以互相轉型。薩滿又有動物助手，在由他們所帶領的祭儀上，他們和助手戴上動物的皮、面具，運用其他特徵以完成向動物的轉型。在他們看來，自然環境中的所有現象都被一種生命力或靈魂賦予生命，人和動物的靈魂可以棲居在骨骼等物質之中，靈魂可以與身體分開並且在世界各地旅行，或是上行、下行至上界、下界。”傳湖南安化縣出土的商代虎食人銅卣，整體作猛虎蹲踞形，虎腿及尾做器足，虎口大張，人在口中神態自若。這件銅器所表現的並非是老虎吃人，而是象徵薩滿的精神旅行。
商周青銅器紋飾體現出古人關於分類與象徵的心智。青銅器紋飾的紋樣，大量和主要的是動物紋和幾何紋。動物紋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對視覺形式的描述，如牛、虎、鳥等現實中的動物；另一種是對想象形式的創造，如饕餮、龍、鳳等現實中沒有的動物。同一母題的動物紋，一般分為象形化與符號化兩種紋樣，所謂“簡化”實際也是符號化。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半坡文化彩陶魚紋分為象形化魚紋和幾何化魚紋，同樣，廟底溝文化彩陶分為象形化鳥紋和幾何化鳥紋。澳大利亞土著的原始藝術，有一種以動物和植物繪畫的視覺形式來想象、擬人和象徵，使他們成為圖騰，還有一種以圓、弧和直線的幾何形為基礎，這種風格並不是有意如實地傳達對動物和植物的自然主義描述，而是為圖騰關係的觀念提供視覺的標誌。無論是中國商周青銅器紋飾，還是史前彩陶，抑或澳大利亞土著原始藝術，都可以反映出具象與抽象是人類所具有的兩種思維方式。同一母題具象與抽象的形式，在現實中表達了既有聯絡又有區別的含義。
商代同一母題的具象紋樣或抽象紋樣的青銅器，在不同等級墓葬裡，表達了不同含義。例如，殷墟五號墓（即學界所謂“婦好墓”）墓主人身份為王族的“婦”和“母”，該墓出土青銅容器多為復層紋飾，具象的饕餮紋、夔龍紋等造型複雜，其周圍佈滿細密的雷紋。郭家灣新村商代墓地為等級較低的家族墓地，大部分墓葬隨葬陶器，隨葬青銅容器的墓葬數量很少，銅器紋飾只有簡化或符號化的饕餮紋，鮮見或不見地紋。據此可知，青銅器上具象的、複雜的紋飾與抽象的、簡單的紋飾，分別象徵著墓葬死者不同的身份等級。
張光直指出，對社會體系進行操縱的關鍵，在於社會與經濟的分層，“在中國這種分層在三處從考古和文獻資料可以證實的專案中取得表現，即宗族分支、聚落的等級體系（導致城市和國家）和薩滿階層以及薩滿法器（包括美術寶藏）的獨佔”，“在分層的宇宙內，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層次。生人經由薩滿或薩滿一類的人物，借動物伴侶和法器——包括裝飾著有關動物形象的禮器——的幫助與他們溝通。在像中國這樣把祖先或神的智慧的賦予與統治的權力之間劃等號的文明之中，對薩滿服務的獨佔與美術寶藏——亦即薩滿法器——的佔有便是社會上層人士的必要條件”。
曲楓認為，商周的青銅文化雖然是薩滿式文明，但不能僅僅用薩滿教的宇宙觀、靈魂觀、迷幻術等一般理論解釋商周青銅器，而是需要用神經心理學作進一步解釋。他建議用“意識變型”的物象——即人們的意識處於一種非正常狀態下所看到的物象，解釋商周青銅器中那些超現實的具象紋飾和幾何形的抽象紋飾。這樣，以鼻子為對稱軸的饕餮紋、糾纏在一起的龍（或蛇）紋，以及弧線類幾何紋（渦紋、四瓣目紋等）、折線類幾何紋（雲雷紋、菱格紋等），都能夠用神經心理學“意識改變狀態”模式做出認知方面的解讀。
二
牛骨和龜甲在商代被用來作為貞人占卜的道具，占卜的內容和結果大都刻在牛骨和龜甲上，占卜使用過的牛骨和龜甲，成為記錄商代文字的重要載體。《尚書·周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甲骨文“冊”字像用繩子聯結的竹木簡，“典”字像雙手捧著簡冊，估計商代已經有用筆書寫的簡冊，只是目前考古上還沒有發現。
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大約有4500個單字，能夠識讀的只有1/3。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漢語古文字，字形基本固定，具有表音功能，能夠組成句子表達意思，顯然在此之前應當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如果從考古學文化往上追溯，在河南安陽晚商文化之前，河南鄭州二里岡、商城、南關外、小雙橋以及河北藁城臺西等早商文化遺址發現了為數不少的‘刻畫符號’和‘朱書符號’，從形態上看和晚商甲骨文比較接近。這些‘符號’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可能為人名或族徽，另一類可能為數字。根據已有的甲骨文知識，人名或族徽很難考釋出來的，這類未釋字佔已發現甲骨文的多數”。
順著這個思路，還可以上溯到二里頭文化。“截至目前，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了數十個‘刻畫符號’和兩個‘朱書符號’，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形態像‘物’，另一類形態像‘數’，跟早商‘符號’的情況非常相似。”
確切地講，比商代甲骨文更早的漢語古文字究竟什麼樣，目前還不清楚。“陝西半坡文化陶器刻符大都是彩陶魚紋和蛙紋的抽象符號，龍山文化陶器刻符是早期東夷族的遺存，良渚文化的刻符自成系統，而這些刻畫符號都跟商代甲骨文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不是甲骨文的前身。
漢語古文字是怎麼產生的，當下沒有考古材料可以說明白，但是，從漢字的造字法也許能夠得到某種啟示。古文字學家釋讀商周甲骨文、金文，都離不開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敘》裡說的造字法，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六種。《漢書·藝文志》說的造字法，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六種。轉註、假借是用字法不是造字法，應當排除掉。《漢書》的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與《說文解字》的象形、指事、形聲、會意分類相同，只是說法有別。據甲骨文推測，象形字大概是由具象的圖畫發展來的，象事字大概是由抽象的符號發展來的。象聲字以形聲字的數量最多，《說文解字》收錄小篆9353個，其中形聲字就有7000多個，已經辨識的甲骨文也是以形聲字為多。象意與會意的意思實際差不多，字意要從字形的構成去領會，比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反正為乏。不難看出，四種造字法有三個造字的路徑，即形、音、意，而形、音、意恰好是漢字的三個基本要素。我以為，漢字的起源可以用認知考古學的方法，透過前面所說的三個造字路徑去探索。
甲骨文是商代語言的視覺記錄形式，它能夠突破口語所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而流傳下來，甲骨卜辭裡保留了一些最古老的文學作品。“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這段描寫盼雨的文字，寫得多麼有趣。
三
曲楓認為，周代長篇銅器銘文出現以後，銅器紋飾隨之發生了變化，他說，青銅上的紋飾是人與神之間的一種特別的語言，充滿了人對另一個神靈世界景象的理解。在商代，它是與甲骨文並駕齊驅的一種神秘的情感表達和敘述方式，然而到了周代，當長篇記事銘文在青銅器上流行開來的時候，紋飾此刻成了真正的裝飾，成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一種禮貌性紀念。無需多說的是，在青銅器上鑄刻文字一定比鑄造紋飾還麻煩，但是，周代人不怕這個麻煩，大量長篇銘文青銅器的發現證明了周人對此項事業的熱衷。為什麼要把文字以這樣費力的方式刻在青銅上，他們自己在文字中從未提到，但是，我們可以猜測到，青銅是一種不易腐朽的物質，周人一定想借此賦予文字以一種不朽的特性。他們的確做到了。正因為他們這樣做，今天的我們才能讀到這些最古老的書——也是最古老的文學作品，最古老的實物文獻。好像可以這樣理解，周代青銅器上銘文與紋飾的功能轉換，反映了周人神本意識向人本意識的轉化。
曲楓說青銅器上有“書”，我補充他的說法，青銅器上還有“詩”。王國維最先發現，一些周代青銅器銘文用韻，繼王氏《兩週金石文韻讀》之後，又有一些古文字學家收集了兩週青銅器銘文裡的韻文，《利簋銘》就是西周最早的一篇韻文。
青銅器銘文押韻均依母音的和諧，母音相同的押韻，母音接近的也可以押韻，這就是所謂的“合韻”，如庚陽合韻、真諄合韻、脂之合韻等，聲調不同的也可以押韻。押韻可以通篇銘文用一個韻，也可以換韻。周人利用字的音韻，在句子末尾創造聲音和諧，句子形成一定的節奏感，使銘文更加口語化。周代的用韻銅器銘文，開了先秦散文用韻的先河，同時為先秦詩歌的產生提供了語言形式。
《周易》裡保留了一些古老的詩歌，比如：“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明顯有了“興”的味道。
我很贊成曲楓說的：“文字的流行意味著史前及歷史時代早期象徵藝術的式微，商代之後紋飾藝術不再是中國人情感表達的主要語言方式。在文字系統中，早期視覺藝術中的象徵手法被詩歌完整地保留下來，並以所謂‘興’的面目出現。這也許是史前藝術的一次無奈的逃亡，當然也是象徵手法的一次成功的移居。因此，直到今天，詩歌仍然具備著與史前藝術相類似的屬性，比如：一以貫之的朦朧性、宗教式的崇高、無處不在的隱喻等等。”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學作品，特別注重思想性和說理性。《論語》講述的道理是“禮”，文體為散文，喜歡談《詩》。《道德經》講述的道理是“道”，文體為有韻散文，喜歡說民謠。這兩部作品是孔子和老子思想的體現，培養出眾多的儒生與方士。到了西漢初期，提倡儒術與尊崇黃老相映成趣。
讀《青銅與文字的婚禮——夏商周神話、藝術與思想》，受到啟發產生了許多想法，落到文字上的只有以上這些。
（2021年12月11日）
作者：陳雍，天津市文史研究館
原文刊於：《北方文物》2022年第2期
此處省略註釋，完整版請看原文。
原標題：商周時期藝術與文學的認知考古學探索——《青銅與文字的婚禮——夏商周神話、藝術與思想》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