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生要參加科舉考試，考中之後就能做官。他們要修齊治平，要立德立言與立功。但是，考不中的書生大有人在。他們要追求怎樣的理想呢？
考不上的書生要立德、立言，要成為地方上的行為模範。雖然他們不是真正的權貴，但在文化水平上並不差，甚至和考中的書生在學識方面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而他們身邊的老百姓都沒什麼文化，不識字，需要有人引導，考不中的書生就成了自覺的引路人，因為他們讀過聖賢書，知道聖賢的行為準則是什麼，就要按照聖賢的標準去做。當他們自覺和聖賢看齊的時候，就是帶動別人向聖賢學習的時候。
考中之後，進入官場的書生基本上拋棄了聖賢書那一套，要按照官場的行為規範來要求自己，尤其是行賄受賄，以權謀私方面簡直是手到擒來，毫不費力，按照慣例走就行了，不必要獨創圈錢的手段。等到他們做官久了以後，就知道官員到底應該如何做了。表面要宣傳聖賢那一套，而背地裡都是互相傾軋，行賄受賄。但他們畢竟受過聖賢書的教育，要學聖賢立德，樹立管轄範圍內的民間道德規範，還要以身作則，其實只是做做樣子，究竟什麼樣，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就是說，他們提倡的道德只在他們在任的時候管用，也只是一種形象工程，等到他們卸任之後，提倡的道德就不管用了。繼任的官員會繼續提倡道德，不過已經推翻了他們提倡的道德，另外樹立一種道德，算是造一種另外的政績。此外，官員還要立言，就是寫文章。有的官員要寫詩作詞，寫散文，卻很少寫小說。或許，在他們那個時代，小說被稱為荒誕不經的文體，沒有引起他們足夠的重視吧，抑或許他們作為官員要行事嚴謹有法度，立言方面不能隨便胡編亂造吧。於是，官員們大多會寫寫詩詞，寫寫文章，卻大多不會寫小說，或者說，不願意去寫，不屑於寫。立言的同時，他們要立功。在書生的時候，他們就抱定了修齊治平的理想，要為國立功。文官不愛財，武將不畏死。立功之後，受到皇帝封賞，博一個封妻廕子的結局，人生也就圓滿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能立功的，而是一部分官員能夠立功，另一部分官員只能庸庸碌碌在官場混下去。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官員站錯了隊，被打擊，被貶謫，被下在大獄，被砍頭，也就沒什麼奮鬥的可能了。但他們就是不會像陶淵明一樣辭官歸隱，而是繼續做官，即便被貶了也要做官，被砍頭了，也要儘量保持官位，給後代留下一點福廕。
官員可以立德、立言、立功，地位得天獨厚，當然也有立起來以後又被全盤推翻的。元祐黨人碑就是一例，被誅了十族的方孝孺是一例，金聖嘆哭廟案又是一例。以至於清代的很多大儒真的怕了，遠離了政治和現實，躲到考據之學裡去，皓首窮經，兀兀窮年。民間的書生們就自由很多了，考不中可以做幕僚，可以做書館的先生，可以給人算卦相面，可以替人寫書信等等。但他們還是受到了聖賢書的影響，要立德，以身作則。畢竟，他們的身份是知識分子，懂政治，也懂一些社會內在的道理和規律，只不過浮於表面罷了。要是讓他們代替考中的考生，到官場做官，不一定比那些考中的考生要差。畢竟，考中的考生做官的時候已經大多用不到考試的內容了，也就拋棄了聖賢書上的一套，悉心鑽研做官的學問，要深通官場潛規則了。而考不中的考生在才學方面並不比他們差很多，甚至還有的很有才學，就是不被主考官青睞。於是，就要自己著書立說，曹雪芹寫《紅樓夢》，蒲松齡寫《聊齋志異》，都可以立言，流傳後世。他們也都是落第的考生，包括寫《西遊記》的吳承恩，都是落第之後開始寫作的，比起在朝的文人，他們的創作影響力更大，而在朝的文人還是以詩詞為正宗呢。得益於當時經濟的發展，民間文化、文學也開始發展，小說成為主流，內部嵌入了很多詩詞，而詩詞本身卻不再是影響最大的文體了。
唐宋的很多民間詩人影響力不如在朝的文人大，尤其是在朝做官的文人，升遷的時候做的詩詞並不見得好，要是被貶謫了，做的詩詞反而出奇地好。除了文學方面悲劇的影響力更加動人心魄，更加持久之外，就是他們認識到了官場的真面目，也認識到了自身的侷限性，當然就會寫好了。民間詩人不少，只是出名的並不多，因為詩壇被官員把持，官員本身就擁有話語權，而民間詩人沒有話語權，也就只能自娛自樂了。
民間書生能立德、立言，但就是不能立功。立功是官員的事，和書生無關。要是民間的書生也想立功，就要參加科舉考試，或者被人舉薦，做官之後就能立功了。但是，立功哪有那麼容易？有時立功之後反而受到排擠，還不如庸庸碌碌做官，享受國家福利待遇呢。於是，官場上出現了很多無所作為的官員，即便吟風弄月也不一定能寫好，而民間卻出現了很多優秀的作家，尤其是明清時期，這種現象更為明顯。
或許，立言才是重要的，不管做官還是不做官的書生都要立言，力求透過書本傳遞的言論能夠更為長久，而立德與立功卻並不如立言長久，這就是很多官員和書生著書立說的原因，以求不朽。真正的朽與不朽，只能靠後人評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