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叢竹”石牌坊，聳立於泉州舊城區北門模範巷，即在今泉州市第三醫院內。清道光《晉江縣誌》將它列為“宋坊”；1983年1月，泉州市（小市）人民政府以“朱熹小山叢竹坊”之名公佈為第二批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年代界定為“南宋”。這座石碑坊是與南宋大理學家、大教育家朱熹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它是否為“宋坊”呢？對這個問題應當作出正確的判斷，才能準確地顯示出這座石牌坊的文物價值，以免以訛傳訛。
“小山叢竹”石牌坊，座南向北，系由花崗岩石構築，屬沖天式，為兩柱一間，高3。70米、面寬3。75米，頗為簡樸大方。其兩柱上端飾以葫蘆形頂，兩柱間僅橫架兩條額枋，在兩條額枋中間嵌有一方長方形輝綠岩石字版（石匾額）：正面陰刻朱熹手書行楷“小山叢竹”四個繁體大字，橫幅式，字徑27×25釐米，落款“晦翁書”三個行楷繁體小字，陰刻豎排；背面陰刻徐之霖題寫的楷書《自為記》，可惜字跡已漫漶不清。
幸喜清乾隆《泉州府志》和道光《晉江縣誌》在介紹小山叢竹書院的條目中都錄有徐之霖的《自記略》，為研究“小山叢竹”石牌坊的來歷和判斷它的建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資料。現抄錄於下：
郡治東北有高阜地，氣獨溫，溫陵之名實肇諸此。宋徽國文公朱夫子，種竹建亭講學其中，自題曰“小山叢竹”，固勝蹟也。歷久傾圮，修復闕人。明嘉靖間，通判陳公堯典重構斯亭，更名“過化”，且鏤夫子遺像以崇祀之。後復為兵燹所毀，基址侵作民居，石額沒於卒伍，像則碎而為三，委置五賢祠壁隙，褻瀆先賢不亦甚軟！歲甲成予判是郡，訪求夫子遺蹟，吳子方皋為予歷歷言之，偕往省視，茂草綿芊，幾莫能判，雖寸椽片礫亦蕩然無存矣。竊不自揣，銳矢興復，僅節一歲所支俸錢，於乙亥之秋龍材而經始焉。尋復窮詰石額，所往藏者知不能隱，乃得還歸故物，為循舊址而楹豎之，躬親指劃，雖寒暑弗避。亭既成，於五賢祠壁移夫子石刻像，召匠補輟，祀於亭中。己卯秋，泉士之登鄉薦者數倍往昔。又一載，予思非另建講堂不足以廣夫子佑啟之遺愛，乃向提臺王公於亭左乞閒曠地開闢營造，閱歲而成。以“誠正”名堂者，蓋扶夫子心學之淵源也。亭之後構書屋，前後六間，為士子藏修息遊之所，額曰“瞻紫”。右畔築六角小亭，檢化殘簡，額曰“敬字”，前後圍列，森玉滴翠盈階。祠門之外仍豎坊表於通衢，俾人知所禮。
從徐之霖的記載來看，這座“小山叢竹”石牌坊的出現是與南宋大理學家、大教育家朱熹曾在這個地方“種竹建亭講學”有著緊密的關係。大概是受清道光《晉江縣誌》將此坊列為“宋坊”的影響，於是近人對亭與坊兩者的關係產生了幾種不同的看法。
一、1984年6月泉州市（小市）人民政府豎立的文物保護碑曰：“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於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任泉州同安主簿數年間在閩南一帶倡導學風，一時從者如雲，至有‘清源別派’之稱。後人思惠，即在其‘種竹建亭講學其中’之外，以朱熹手書刻石立坊以記。”此保護碑所言，“小山叢竹”石牌坊是“後人思惠”而在朱熹“種竹建亭講學其中之處”（即“小山叢竹”亭）的遺址上建造，以作紀念。至於何時建造，沒有具體講明。據1983年泉州市人民政府將此坊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時其年代界定為“南宋”來看，他們也認為這座坊是南宋時建造的。
二、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寫的《泉州文物手冊》介紹“朱熹小山叢竹坊”日：“小山叢竹即‘宋朱文公種竹建亭、講學其中之處。’後圮，明嘉靖間（1522一1566年），通判陳堯典重建，更名‘過化亭’，並攜朱子像立於亭中；又於亭左、後建講堂及書屋，前豎清康熙四十年（1701）徐子霖重建‘小山叢竹’石坊表一座。”手冊所言現存的“小山叢竹”石牌坊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泉州通判徐之霖重建，立於明嘉靖年間泉州通判陳堯典重建的“小山叢竹”亭（更名“過化亭”）前。於此看來，手冊也是認為“小山叢竹”石牌坊原是南宋朱熹所建，與“小山叢竹”亭是聯為一體。
三、華僑大學陳允敦教授生前所著的《泉州名匾錄》中介紹“小山叢竹”之匾曰：“該四字系朱熹手筆，體近行書，字徑七寸餘，原掛於‘小山書院’之講堂，後移勒作為小石坊，坊高僅一丈三尺，立於泉州府城隍東北之‘過化亭’南，字法肅穆古雅。府志稱：康熙四十年，石額沒於卒伍，旋移匿於民居，吏窮詰之，仍得歸還，為尋舊址而楹豎之。故此額確係原刻。”按陳允敦教授的說法，朱熹所書“小山叢竹”四字原應是刻在木匾上，掛於“小山書院”之講堂，後移勒為石匾建坊豎於過化亭之南，石牌坊倒圮後，石匾丟失，到清康熙四十年（1710年）尋得石匾後又在舊址重建此坊。他所說的“小山書院”之講堂應是指朱熹所建的“小山從竹”亭，而不是指徐之霖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另建的講堂，即“誠正堂”，否則不會認為此石匾是“原刻”。
根據清乾隆《泉州府志》和道光《晉江縣誌》所載的徐之霖《自記略》來判斷，上述對於“小山叢竹”石牌坊的幾種說法都不盡正確，與歷史事實有所出入。為免於贅述，本文不逐一加以分辨，僅著重闡明以下兩個問題，其它問題就迎刃而解。
一、現在的“小山叢竹”石牌坊不是重建，而是另建。徐之霖的《自記略》敘述得很清楚，“小山叢竹”亭與“小山叢竹”石牌坊是兩座不同的建築。他說：南宋時，朱熹所建的“小山叢竹”亭，“歷久傾圮”，明嘉靖間，泉州通判陳堯典“重構斯亭”，更名“過化”，後“復為兵燹所毀，基址侵作民居”；清康熙甲戌即三十三年（1694年）他出任泉州通判後，“銳矢興復，僅節一歲所支俸錢”，於康熙乙亥即三十四年（1695年）又於亭左另建“誠正”講堂，四十年（1701年）建成，還於亭後建“瞻紫”書屋，右畔築“敬字”亭，並且在五賢祠門外“仍豎坊表於通衢，俾人知所禮”。這就是說，泉州通判徐之霖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的是“過化”亭，即“小山叢竹”亭，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另建“小山叢竹”石牌坊，而且亭與坊的位置不同，沒有聯為一體。所以說，“小山叢竹”亭與“小山叢竹”石牌坊絕非同一建築。現在徐之霖重建的“小山叢竹”亭已成歷史的陳跡，而儲存下來的則是徐之霖另建的“小山叢竹”石牌坊。
二、“小山叢竹”石牌坊上的石匾（字版）不是“原刻”。據徐之霖的《自記略》說，南宋朱熹“種竹建亭”，並自題“小山叢竹”四字，但沒有講明是刻於石匾上，還是刻於木匾上。不管是石匾，還是木匾，可都是裝飾於“小山叢竹”亭。到了明嘉靖間泉州通判陳堯典重建該亭，雖更名為“過化”，而朱熹題寫的“小山叢竹”之匾依然裝飾在此亭上，其形式不明，但可以肯定，斯時亭上之匾是石匾。如果當時該匾是將南宋時的木匾而改為石匾者，它就不能稱之為“原刻”，而只能稱之為仿刻；如果當時還是使用南宋時的石匾，當然它是稱之為“原刻”。後來該亭“復為兵燹所毀，基址侵作民居，石額沒於卒伍”。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泉州通判徐之霖再次重建斯亭時，找到這方被藏匿的石匾，“循舊址而楹豎之”，即在亭口按原來的地方立柱豎之，依然是與該亭聯為一體。所以，若說石匾是“原刻”者，應是立於“小山叢竹”亭（過化亭）的這一方，而不是立於現存這座石牌坊的這一方，後者應是根據前者再仿刻的。因為“小山叢竹”石牌坊是徐之霖“小山叢竹”亭重建六年後，即康熙四十年（1701年）為了“俾人知所禮”而在五賢祠門外的通衢中另外建造的，而且當時並無把“小山叢竹”亭的石匾移嵌於“小山叢竹”石牌坊上。所以說，“小山叢竹”石牌坊的這方石匾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重新仿刻的；如果說它是“小山叢竹”亭的那方“原刻”，徐之霖諒必不會在其背面鐫刻他的《自為記》，否則會患有褻瀆先賢之嫌。
總而言之，“小山叢竹”石牌坊是建於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它並非重建，而是在“小山叢竹亭”之外另行建造的；另者，嵌在此坊上的朱熹題字的石匾（字版）不是南宋時鐫刻的，不能稱之為“原刻”。它應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再次重新仿刻的，系清初之物。於是，現存的“小山叢竹”石牌坊應該界定在清代，而不是南宋。為了還它歷史的真實，最近本人參加編制《福建省文物地圖集》，已將此石牌坊列為清代建築，儘管如此，由於它是現在泉州城內唯一儲存的與南宋大理學家、大教育家朱熹有密切關係的建築物，仍然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
註釋：
清道光《晉江縣誌》卷12“古蹟志”。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寫的《泉州文物手冊》“泉州市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一覽表”，第183頁。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3“學校一”，道光《晉江縣誌》卷14“學校志”。
此保護碑現尚立於“小山叢竹”石牌坊之旁。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寫的《泉州文物手冊》，第116頁。
陳允敦著《泉州名匾錄》，紫禁城出版杜，1995年12月出版。
（原載《泉州文博》總第10期）
本文選自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叢書《鄭煥章文史類稿》
泉州歷史文化中心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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