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實習生 張欽
“如果你來給《刺客信條》寫劇情，你會把背景設定在哪裡？”
2016年，在知乎上看到這條關於遊戲的討論問題，馬伯庸腦海中最先浮現出來的是，唐代的長安城。他寫下一段應答文字。他描繪了這樣一幅盛世長安的畫卷：俯瞰長安城，一百零八坊如棋盤般排布，晴空之上一頭雄鷹飛過。鏡頭逐漸拉近，最終落在了長安縣西市。一個披著波斯長袍的客商自熱鬧的西市大門緩緩進入，迎面是一個寬闊的十字路口……
這段文字得到網友熱烈反響。贊其“畫面感撲面而來”“想看拍出來的成品”。意猶未盡的馬伯庸，研讀史料、構思故事，最終完成一部小說，即《長安十二時辰》。盛唐時期，都城長安。上元節。“刺客”狼衛醞釀發動大規模騷亂，不良帥“死囚”張小敬，與神通李必一同拯救長安百姓。亦正亦邪的主角張小敬從一個死囚搖身一變成為長安城的拯救者。“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遊俠，“行於暗夜，侍奉光明”的刺客，上演了一場“大唐反恐二十四小時”行動。
當下，由雷佳音、易烊千璽等人領銜主演，改編馬伯庸小說《長安十二時辰》的同名電視劇熱播。口碑“炸裂”：國產古裝劇中少有的良心劇。連原著作者馬伯庸本人也成為一玫劇迷。影視化的《長安十二時辰》讓馬伯庸本人感到驚喜，“劇版能把這麼絢麗多彩的長安展現出來，應該說是超過我預期的。”劇中歌女許鶴子著霓裳梳高髻，以一首《短歌行》花車斗彩，這一幕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中的長安鮮活起來了。”
影視改編成功，有綜合因素，其中離不開小說文字中的細節紮實。關於唐朝，歷來對其宮廷恢弘、帝王將相進行視覺再現的影視作品，並不少見。《長安十二時辰》最讓人感到走心的部分是，讓讀者更深切觸控感受到唐朝的百姓日常，風土人情。唐朝人到底怎麼喝茶、吃飯，男子外出怎麼花錢，女子出門佩戴什麼首飾，甚至長安城下水道走向，是我們想要親眼“肉測”的。
對於善於講故事的段子手、職業作家馬伯庸來說，寫歷史題材的小說，最大挑戰往往不是編故事和塑造人物，而是的精準描摹一個時代的生活細節。馬伯庸自己也堅信，細節描寫是體現時代風貌最重要的一個手法。他為此去查閱大量資料，研究論文和文物考古報告，跟一些喜歡唐史的朋友交流，去西安數次實地考察，希望離那個真正的長安城更近一些。
作為一名80後作家，馬伯庸的寫作有一個特點：從歷史中發現有趣的蛛絲馬跡，從古代題材中尋找到現代意義，在此基礎上進行故事講述。馬伯庸常說：“那些沉寂於歷史中的細節太迷人了”。2014年，從朋友那裡聽到萬曆年間徽州一樁民間稅案騷亂事件的馬伯庸，對當時一位參與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書、信札、佈告、奏章、筆記等蒐集編纂而成的一本合集——《絲絹全書》，產生了很大興趣。書中將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變，如何激化成民變，又如何收場，詳盡過程，進行了詳盡的記錄。從中可以看到鉤心鬥角，人心百態，以及當時官場和民間的各種潛規則，用馬伯庸的話來說就是“簡直比電視劇還精彩”。
在中國歷史上，史書記載的多是宏大敘述，記述物件多是廟堂之上，帝王將相。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思想法，往往會被史書忽略。很少有一個地方性事件能夠儲存下來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像《絲絹全書》這種資料的存在，是極其罕見的。這給馬伯庸極大的啟發。在他看來，這種史學意義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備了文學上的美感。興奮之餘，他迫不及待地想跟別人分享這個發現。最終這也導致了馬伯庸新書——《顯微鏡下的大明》的出爐。
在《長安十二時辰》，馬伯庸的這一思路依然延續。現在用宏大視角敘述歷史的作品很多，動輒大軍征戰或者是宮鬥、朝堂碾軋，反而缺的是對普通老百姓喜怒哀樂的描摹。馬伯庸選擇的切口很獨特：看看普通百姓到底怎麼生活。人們對濃妝豔抹的輝煌場面並不陌生，鼎盛繁華、權貴鬥爭、爾虞我詐，但人們很少有機會肉眼看到長安城市井和平民的那一面，早上起來大家在幹什麼、中午是要幹什麼、晚上要幹什麼、怎麼過日。
嚴格來說，馬伯庸算不上是嚴肅的純文學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或許看不到多少文字的美感，或者多麼深邃的思考，或者巧妙的藝術創新手法，但他作為一個通俗作家，他善於歷史鉤沉，並將之用好看的故事，將歷史知識面向大眾進行普及，也很有意義。比如徽州絲絹案，研究它的學者很多，馬伯庸的講述裡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突破。他自己也承認，“我只是一個轉述者、一個翻譯官。我的職責，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分享給大眾。”
很多時候，講出一個吸引人的故事，把生動的細節描述出來，比起傳輸一個結論，一個判斷，往往更讓受眾真正記憶深刻，並真正有所感悟，有所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