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年
有這樣一類年輕人，雖然年輕，但經歷不凡，有城鄉之間的來回往返，也有個人成長和時代變遷呼應和疏離，他們的身上彙集了多個標籤，並且在事物的累加中不再年輕。欄目主持人李黎，與九零後小說家鄭在歡就年輕的話題展開對談。
PART ONE
李黎：
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在北京見你時，趙志明特意強調你是九零後。這個年齡對生於七八十年代的我們確實略顯特殊，一是特別年輕，二是看到你多少可以想到當年。在你的閱讀中，有沒有年齡、年代的因素？如果有的話，你怎麼看待七零後、八零後和九零後這幾個階段的人？尤其是九零後，在你看來和此前相比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鄭在歡：
這種強調其實只是對年輕的驚訝，再進一步說就是對成長的錯愕。以前我還不太理解，以為九零後是個特別值得一提的標籤，於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大家對我的關注。現在零零後都出來混社會了，而我也會如出一轍地特別提及：某某是個零零後。這麼說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文化指涉，僅僅是訝異於世界的更新速度。
和趙志明他們在一起玩的時候，我很長時間都是最年輕的那個，理所當然地受到大家的照顧，接受自己作為一個青年才俊的設定。
突然之間，更年輕的人出現了，而我還沒過夠年輕的癮，或者說還沒準備好怎麼面對成長，可新鮮的年輕人就是實實在在地出現了，實在到你不得不“強調”一下，怎麼說呢，這種關注細究起來，是有一定複雜況味在裡面的。
就在你發來對談提綱的那天，我剛好百無聊賴去找趙志明。從二十出頭到三十出頭，十年來我第一次主動找他，他很是驚訝，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趕緊從一個飯局上跑來見我。我當然什麼事都沒有。
那天晚上我們相對而坐，我已經不是一個年輕人的心態，而是兩個成年人在一起消磨時間，聊些有的沒的。
這麼看來，我似乎也多少成長了點。至於閱讀裡的年代概念，我始終覺得這只是武斷的時間劃分，畢竟，十年太短，短到剛剛長大的年輕人措手不及，緊接著就被另一波年輕人頂替了。
如果非要說有什麼不同，就我接觸到的來看，從九零後開始，大家的社交邊界更強了些，不像前輩們很容易就湊到一起，九零後很怕尷尬，所以大的聚集就很難。
李黎：
每個人在開始寫作之初，都會有一個促動，由此劃分不寫和寫兩個階段，甚至不寫和寫兩個身份。在你最初的寫作和閱讀中，哪些人給了你最關鍵的影響？
鄭在歡：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對文學沒有什麼概念，並且很長一段時間忌諱說到這兩個字，我覺得這詞太大，感覺是門學問，而我只是想編點故事，所以我只能說自己在“寫點東西”。
等我對文學有一定認識的時候，我已經寫了不少東西，所以我很難追溯師承。當然，在後來的閱讀中，我還是找到了能夠學習的前輩，比如第一個就是海明威，他讓我認識到日常用語的詩意比透過修辭得來的更大。可以這麼說，基本每一個在青年時代決定文學寫作而不是型別寫作的人，都是受了修辭的蠱惑，雖然我十幾歲就開始寫武俠小說跟玄幻小說，但真正讓我激動的還是敘事口吻，而非情節編織。
那些蠱惑人心的入門級修辭，其實是極為有害的，比如說最常見到的這一類，“經過幾十年的風雨”，肯定沒有“幾十年過去了”更為有力。從海明威那兒，我學到了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就是如果正在使用的修辭是老套的，那寧願不要修辭。再然後就是我的認識，需要修辭的時候，最好去組合使用人群最多的字詞，具體而言就是普通話。
所以我從沒想過做一個方言寫作者，偶爾用到方言，也是在引語和間接引語裡。
PART TWO
李黎：
童年經歷和北漂經歷能不能算是你寫作深層次的動力？
鄭在歡：
童年算，北漂不算。我從沒覺得自己是在北漂，這個概念應該是針對那些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工作並期望有所建樹的群體，我的來處不是這個群體。我來自“到處漂”的一群，他們是民工和快遞員、超市售貨員和餐廳服務員，這種工作隨處都是，想換就換，並且難有建樹，所以漂得更厲害。
雖然我後來也去寫字樓上班了，但並沒有多少寫字樓群體的特徵，所以現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屬於哪一波的。歸屬感當然是寫作的一種深層動力，我唯一的歸屬就是童年時期的生活，那個群體在腦中非常堅固，雖然如今也在變化，不過總體而言我還能進去。北漂生活，我始終不在裡面，雖然我著著實實在北京十多年了。
李黎：
在北京寫作是幸福和痛苦並存的，幸福之處是它有一種巨大的包容性，幾乎任何特色的寫作都可以在這裡得到發展，痛苦也很明顯，外界的生存壓力，內在的競爭壓力都超乎尋常。印象中你一直在北京，能否說說這些年在北京寫作的感受？我們這次聊天，似乎可以冠名“在北京寫作”。
鄭在歡：
如前所述，我對北京沒有歸屬感，我只是碰巧生活於此並且一直沒有離開。我最近常想離開，作為一個北方人我總是嚮往南方，但我也沒有瀟灑到說走就走的地步。
這就是幸福和痛苦並存的地方吧，幸福的是我確實在這裡認識了一些朋友，建立了一些社會關係，痛苦的是北京太大，朋友們分散各處，不能說見就見，而我理想的生活環境應該是臨時起意，突然煩悶就能約到朋友。
我十年來才第一次突然找趙志明喝一次酒，可見有多壓抑這種衝動。拋開生活不談，寫作上，我覺得在哪都一樣，在北京的這些年，我也沒有任何文學叢集的感覺，並且我也怕跟人摻和。當然我有見到欣賞的人，在北京的，還有在外地但是會來北京的，這應該是北京給我最大的好處。
PART THREE
李黎：
最近你一口氣出版了兩本小說集《今夜通宵殺敵》《團圓總在離散前》，加上之前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一共三本，如果把三本書並置，可以看出其中很多有趣之處，首先是第一本《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已經脫銷，二手書已經價值不菲；二是從第一本開始，雖然本質上都是純文學作品、常規意義上的小說集，但書裡書外都有清晰的“時尚”元素，從書名到封面，到作品的分輯，到圖書出版後的活動，都顯得非常的時尚、年輕，有著年輕人特有的炫酷，卻也有一些不帶拐彎的質樸（如“故事集”這一名稱）；三是三本書一起透露出一個你的秘密，離駐馬店越來越遠，越來越“落腳城市”。不知道這些感受對不對？
鄭在歡：
因為我開始寫作的時間很早，十六歲就在本子上寫長篇了。一個年輕人為什麼會幹一件挺花心思的事，基本是被其中的“摩登”成分所吸引。我一直認為寫作應該是“弄潮”，不論是觀念上的還是形式上的，必須夠新才值得一幹。所以我希望我的東西是時尚的，它能給人前所未有的新，這是我的主要追求，也算是一種慣性使然的初心吧。
所謂“落腳城市”，其實就是涉及城市。大概因為農村人的主要活動就是離開，在我短短的四年打工生涯，已經輾轉了三個城市。最後來的是北京，來了就沒再走，這像個意外。因為總在離開，這導致了我的感傷，已經離開的地方和人猶如時間的墳塋，在腦內鼓起一個個大包，它們碰來撞去，亟需消化，將其寫成小說是順勢而為。因為還在北京，所以我基本沒有寫過北京，但北京的城市經驗確實被我用在了有關城市的寫作裡。到今年，我在城市生活的時間已經比農村還多一年，這應該是一種無法挽回的遠離。
李黎：
《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以及《今夜通宵殺敵》，有沒有致敬經典的初衷？因為從中隱約可以看到一些經典，國外如《惡棍列傳》《底層的珍珠》，國內如“尋根文學”的一部分，還有餘華，還有在此之後問世的魏思孝的《都是人民群眾》。
鄭在歡：
我痛恨致敬經典，也不喜歡崇拜大師，這是個態度問題，首先得把一切寫作者視為同行才能寫作。即使我知道有高山仰止這回事，也得先騙自己不能高山仰止才行。
我為超越而寫作，這個念想一定要有，不然就別幹了，挺累的。比起致敬，我更願意說是戲仿，目前我戲仿過的作品有兩個，依照胡安·魯爾福的《馬卡里奧》寫了《誰打跟誰鬥》，依照海明威的《向瑞士致敬》寫了《80km/h》。
這兩篇是純粹的文體戲仿，就跟看到一個喜歡的詞牌，也忍不住拿來寫一首的感覺差不多。寫“駐馬店”的時候我還沒看《惡棍列傳》，我的養分來自《刺客列傳》，所以第一輯叫《病人列傳》。
魏思孝寫農村在我之後，我倆應該算是殊途同歸。剛認識那會兒，他寫在城市的農村青年，我寫在農村的農村青年，現在他寫在農村的農村群眾，我寫在城市的農村青年。一以貫之的農村，是我們的來處，是繞不開的成長經驗。理想的寫作當然是探討到哪兒去的寫作，但在此之前，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也很有必要。畢竟，我們的起步太晚了。
PART FOUR
李黎：
三部小說集加起來一共45篇小說，整體上都是短小精悍型的，簡潔有力又讓人回味或深思。按照大部分小說家的軌跡，接下來你是不是要開始長篇小說的寫作？如果已經開始，或者計劃開始，哪些題材和故事你興趣最大？
鄭在歡：
礙於能力問題，大家看到的軌跡並不是我的實際軌跡。在出書之前，我的電腦裡已經躺了三部已完成長篇和一個寫廢了三次的長篇，短篇其實是寫長篇的間隙寫的。2020年，我寫了個長篇送給自己的30歲，寫了3個女孩的30年，名字就叫《3》。不出意外的話今年會出版。
我的興趣挺廣泛，只要覺得有意思就想寫一寫，除了現實生活的素材是要持續打交道之外，以後會寫什麼我也不知道。我最多計劃計劃下一篇寫什麼，很少去想更遠的東西。
李黎：
《今夜通宵殺敵》出來後你在某個書店做了一次脫口秀活動，我完整地看完了那段影片，感覺你確實有脫口秀的潛質，有些表演非常好玩，尤其是自彈自唱的本事在作家中也不常見。你覺得文學與表演是什麼樣一種關係？
鄭在歡：
謝謝你對我喜劇天賦的欣賞。我非常非常愛喜劇，我甚至覺得生活的唯一真諦就是搞笑。我也想過去做一個喜劇演員，但光是想想就覺得尷尬，這種尷尬是難以盡興的那種尷尬，所以我還是寫小說吧，相對盡興一點。
我一直想寫一部情景喜劇，致敬《我愛我家》跟《老友記》——對，前面我說痛恨致敬，但面對這兩部拯救了我許多煩悶時間的傑作，我只能致敬。
另外我確實也喜歡音樂，每天聽歌時間至少得有五小時。我還學了兩年吉他，妄圖自己寫歌，無奈我動手能力太差，起步又晚，搞出來的東西實在太糙，只能自娛自樂。文學對我來說，也是娛樂，是文字表演，所以我喜歡的文學必然是有娛樂性。
在我這裡，胡安·魯爾福有娛樂性，海明威有，魯迅也有。娛樂首先不是取悅他人，而是取悅自己，是一個普通人妄圖以天地萬物為沙礫，搭出一個個曇花一現的脆弱景觀。這其中的一腔孤勇與可笑不自量首先就是一種娛樂。
李黎：
你身上有很多的標籤，九零後、輟學流浪、影視編劇、小說家等等，還有“網路一代”，還有別的一些我們不知道的。這些身份，或者是狀態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一個？而未來你期待自己是一種什麼狀態？
鄭在歡：
如果可以，能以小說作者的身份安身立命，那肯定是一種成功。事業上的、個人實現上的、社互動動上的，圍繞著這個身份運轉，我才能想下一步要去幹嘛。我非常渴望自己的書被廣泛閱讀，這可以說是我的動力之一，作品在閱讀與談論中膨脹擴大，完成使命。這就是我的期待，我寫作，並不被淹沒。
另一方面，我也真切地意識到自己正在乾的是怎麼一回事，文學在今天就是很難進入，文學的內部與外部都阻力重重。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已經非常成熟，我們能添磚加瓦的地方已然不多。文學是一項需要讀者與作家共同完成的娛樂，而如今大家更喜歡在導遊的陪伴下娛樂，博物館裡有導遊，美術館裡有導遊，電影院裡也有導遊，不是引座員，是導演，導演就是導遊，規定了遊覽路線，動來動去地引人向前。文學不是，文學還是隻能靜靜地躺在紙上，等人來翻。
雖然我一直強制讓自己看好文學，就像我強制讓自己不能高山仰止一樣，但我也知道有過高山，所以我也知道文學是娛樂窪地。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看過高山而不止步，身處窪地仍想翻身，這大機率會是我作為一個小說寫作者的常態。
對談嘉賓
李 黎
1980年生於南京郊縣，2001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現供職於出版社。出版小說集《拆遷人》《水滸群星閃耀時》。《讀家對談》欄目嘉賓主持。
鄭在歡
1990年生於河南駐馬店，長居北京。著有《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殺敵》《團圓總在離散前》等作品。
本文編輯：張垚仟
《今夜通宵殺敵》
鄭在歡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故事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傳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