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新
幹線
煤球爐子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在城市裡居住的人們，家家都離不開煤球爐子。那時，我家住在南市的六吉里，一個小雜院，四間小平房，我家住一間南房。到了冬天，煤球爐子就成了父母飯桌上的話題。母親說“有一節煙筒鏽透了，該換一節新的了。”接著又說：“爐子該套了，去年就沒套，不保溫了。”父親一一記下，這些活兒必須在入冬之前做好，否則，到了冬天再幹，就有些晚了。那會兒我家很窮，我常年有病，外面一颳風，我就咳嗽；外面一下雨，我就發燒。為了多掙點錢，母親在家裡攬了外活。父親在電線廠上班，母親就給父親的工廠糊紙卷，包電線用的。我家的屋子裡橫橫豎豎拉了很多繩子，母親把糊好的紙卷一條一條地搭在繩子上，為的是讓紙卷快點晾乾。一到冬天，我家的屋子裡到處都充斥著酸臭的漿糊味。假如屋裡沒爐子，先不說人受不了，就連紙卷都幹不了，耽誤了交活，工廠是不給錢的。
那時，我家有一個小煤球爐子，取暖做飯、烘紙卷都靠它。我每天夜裡煨在母親的被窩裡，都能聽到半夜時分父親起來續煤掏灰的聲音。
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正遇上三年自然災害。學校給每個班級的煤球根本不夠用，班主任就號召我們幾個班幹部每天從家裡帶煤球，一人十幾個。我是中隊長，自然責無旁貸。每天上學，除了書包，還要帶一個兜子裝煤球，從小隊長到中隊委、大隊長個個如此。煤球爐子有一點非常討厭，就是“吃多少，拉多少”。每天上完課，光是爐灰就有半筐頭，不僅值日的同學怵頭，就連老師也怵頭。沒辦法，老師就讓我們幾個班委每天放學幫助值日同學倒爐灰，這個活，我從小學二年級到六年級一直在幹。
夏天，是我們最難熬的日子。我們不大的院子本來就夠熱的，每家門前又都擺上了一個煤球爐子。早晨一起來，四個子爐就開始比著冒煙，嗆得人直流眼淚。到了中午和晚上，四個爐子又一起發威，又是炒菜，又是蒸飯，又是煮麵，又是燒水，熱得人們無處躲藏。
後來我稍微大了一些，就把每年“套爐子”、安煙筒的事承擔下來。煙筒有點漏氣，我就用牛皮紙糊一糊，湊乎著用。“套爐子”要用紅膠泥，加上麻刀，反覆地摔打，既不能硬，又不能軟。硬了沾不住，軟了掛不住，所以要掌握“火候”。那些年，煤球都是按人口供應的，想多買也不行。最早，還有人按月往家裡送煤，後來就需要自己去買煤，我就幹過這活，借一輛小拉車，自己去煤鋪買煤，再拉回來，一點點倒進“煤池子”裡，不再讓父母操心。到了七十年代的時候，家裡條件好了一些，我們就買了一個“躍進爐”，裝上石棉瓦，改燒蜂窩煤。
在那個年代，別說是居家過日子要燒煤球，就連單位也沒有集體供暖。單位不管有多少間辦公的屋子，到了冬天，每間屋子都生著一個煤球爐子。說起單位的煤球爐子，不得不說一下“鐵篦子”，就是用粗鐵絲編的，專門放在爐子上面，烤窩頭，烤饅頭，烤紅薯用的。別看“鐵篦子”不起眼，它可解決了大問題，我們上班從家裡帶的涼餑餑、涼饅頭，冷盤，都在上面加熱。中午飯也都靠它解決。大家圍著爐子，聞著“鐵篦子”上飯菜散發出來的香氣，有說有笑，也是一道風景。
1976年，我為了給愛人跑調動，幾乎每次下班都要到天津鐵路分局人事科去打聽訊息。時間一長，就和一位姓林的幹部混熟了。為了“巴結”林同志，我在一個休息日去到他家“探望”，結果他不在家。問他母親，說去煤鋪買煤去了。我就打聽煤鋪的地址，徑直找了去。看到老林買了一車的煤球，我二話不說，拉起來就走。我那時年輕力壯，一千多斤煤球不在話下。感動的老林一個勁地道謝。就憑這一車煤球的交情，我和老林的關係越來越“鐵 ”，有了他的幫助，我愛人在1977年也調了回來。這一段，也算是“煤球”的佳話。
1982年，我們舉家搬至靜海，住進了單位分的大房子。但是，一年四季仍然離不開煤球爐子。只不過從“蜂窩煤”變成了“大同塊”，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煤鋪拉煤。有時，為了省煤，我還要把煤末子摻上黃土，活成煤泥，然後做成一個個“煤餅子”，貼在牆上慢慢晾乾，然後搭著煤塊一起燒，既省煤，又不浪費。
煤球爐子真正淡出人們的視線還是八十年代末期。那時，我家已經裝上了“土暖氣”，雖不如集體供暖，但比起“煤球爐子”，無論從火力上、能量上，都有了質的飛躍。再後來，住進了樓房，有了集體供暖，才結束了煤球爐子的歷史使命。
今天，大費周章地說起煤球爐子，不是為了緬懷過去，而是為了讓我們自己記住，我們就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煤球爐子，記錄的是一段歷史，一段既溫馨又苦澀的歷史。沒有它，就不會有今天集體供暖的冬季如春；沒有它，就不會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煤球爐子。我們不能割裂歷史，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有了煤球爐子的記憶，才會使我們把燒柴火到燒暖氣的歷史連線起來，儘管煤球爐子擺不進博物館，上不得保利和佳士得拍賣會，但它卻永駐我心，因為，在它身上我看到了母親佝僂的身影和父親滿頭的白髮。它曾伴我一同走過許多難忘的日子，並陪伴我漸漸長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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