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文的內容看，胡適主要對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一個是作者及其家世問題，另一個是作品版本及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說是《紅樓夢》的基本問題，是研究《紅樓夢》的必經之路。
胡適先生
此前因材料所限，人們諸說紛紜，莫衷一是，就像胡適在該文中所說的：
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
因此，對《紅樓夢》的研究必須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澄清前人的種種謬傳，進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在作者及家世問題上，胡適依據作品內容，並徵引《隨園詩話》、《小浮梅閒話》、《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揚州畫舫錄》、《有懷堂文稿》、《丙辰劄記》、《耆獻類徵》、《江南通志》、《上元江寧兩縣誌》、《聖駕五幸江南恭錄》、《楝亭詩抄》、《四庫全書提要》、《八旗氏族通譜》、《雪橋詩話》、《八旗人詩抄》、《八旗文經》、《居常飲饌錄》、雍正《硃批諭旨》、《曝書亭集》等近二十種資料，得出六個結論，正式確認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弄清了曹家家世的來龍去脈，認定《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
在作品版本及後四十回作者的問題上，胡適依據有正本、程甲本、程乙本這三種版本的比勘，徵引程偉元、高鶚等人序言以及《小浮梅閒話》、《朗潛紀聞》、《進士題名錄》、《御史題名錄》、《八旗文經》五種資料，考清高鶚的身世生平，確認通行本《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為高鶚所補。
胡適《紅樓夢考證》
對後四十回，胡適進行批評，但也進行了肯定，認為“高鶚補的四十回，雖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居然打倒了後來無數的團圓《紅樓夢》，居然替中國文學儲存了一部有悲劇下場的小說”，態度較為客觀。
為解決《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問題，依據數種作品版本，查閱二十多種資料，反覆推敲，才得出較為妥帖的結論，這確實如胡適本人在該文中所說的“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
自《紅樓夢》問世之後，有關《紅樓夢》的作者、版本問題有不少傳聞，眾說不一，儘管也有不少曹雪芹為作者的記載，但皆不能得到確認。清代中後期，考據之學十分發達，依當時學界的研究水平，經過一番努力，不是不能找到這些資料，也不是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因其時間距作品面世距離近，很多文獻資料還未散失，也許有些問題能得到更為完滿的解決。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人願意來做這件事，如果只是在筆記裡隨意寫上一兩條有關小說的傳聞掌故作為消遣娛樂還是可以的，但若像胡適那樣用治經史的功夫下大力氣來做，就不行了，不僅自己覺得不值得，而且還會面對外界輿論的巨大壓力。即便是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能力做這項工作的人也遠不止胡適一個，但還是沒有人去做。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不是誰都可以做的。等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面世後，再說文章怎麼怎麼不好，自己也能如何如何，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
前後比照，不難體會胡適開風氣之先的可貴精神，他能成為新紅學的開山鼻祖，並非偶然。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十分注意對研究方法的強調，這也是他一生所津津樂道的。在晚年的多次演講中，他還經常拿《紅樓夢》的研究為例來闡釋其治學精神與研究方法。
胡適書格言
正是為此，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部分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對先前的《紅樓夢》研究進行總結和歸納，並對索隱派諸說提出相當尖銳的批評，認為：
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
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
不破不立，胡適要想開創新紅學，提出自己的主張，就必須對以前的錯誤進行清算，將矛頭直接指向王夢阮、蔡元培等人。特別是蔡元培，他當時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是胡適的頂頭上司，其《石頭記索隱》多次翻印，在當時影響很大，但胡適毫不客氣，指出“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胡適論紅樓夢》，宋廣波編校，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版。
在正本清源的基礎上，胡適提出自己所認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範圍，即：
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者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
其具體研究方法則是：
運用我們力所能蒐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胡適書曹雪芹自題詩
後來胡適將其進一步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胡適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這一從研究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研究方法也是具有相當的適用性的，受到學界的肯定。
這套方法在今天看來也許很平常，但對剛開始起步、還處於草創期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來說，則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明顯的典範意義，《紅樓夢考證》一文實際上也就成為一個可資參照的論文樣本，對後世的小說研究影響至深。
該文所提出的一些觀點也許不夠周密，甚至是有問題的，比如後來有材料可以證明高鶚並非後四十回的作者，他只是一個修訂者，但胡適在該文中所提倡的方法和原則則是具有生命力的，以文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來否定胡適註定是徒勞的。
胡適全集
王國維1904年撰寫《紅樓夢評論》，稱《紅樓夢》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著述”、“絕大著作”，這一觀點在當時顯得超前，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直到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證》面世，才算是進行正式的迴應，完成了《紅樓夢》在現代中國的經典化。
今天《紅樓夢》被視作民族文學經典，成為一門專學，離不開王國維、胡適等先驅者的倡導和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