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自稱為“一箇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人道主義的核心在於肯定人的價值和人性自由，肯定人對快樂的追求和享受。
他的小說、散文無不專注那些活躍於街頭巷尾、行走在鄉間小路的凡夫俗子，專寫其喜怒哀樂、百態人生。其作品表現出特有的東方鄉情是對時代和經驗的感悟和超越，在鄉土文化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價值中注入了人性的光輝力量。
他在《晚翠文壇》中曾說：
“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上多一些。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於此，汪曾祺的小說常常充滿了“仁愛”的人道主義光芒。
01
汪曾祺的作品中，茶樓酒肆、當鋪作坊、社會世相、人情風貌都是他關注的內容。
《大淖記事》中的大淖，四季恬美靜謐的境界在溫柔多情的筆調中顯現出來，濃淡成宜的鄉土氣息在讀者與作者之間盪漾。
更為重要的是，汪曾祺在悠悠的戀鄉情結中營造了地方文化氛圍，並在對市井生活進行輕描淡寫的演繹的同時，將感覺的外化和情緒的表現融入字裡行間，從自然的光輝中折射出人性的風采。
《黃油烙餅》中，從沽源縣城的莊稼地，蘑菇圈與馬蘭花的特殊情調，蕭勝與奶奶的感情淵源中，都可以捕捉到純樸的民風中所裹挾的層層親情，在看似平凡景物簡單勾勒的背後實已蘊涵著溫馨的人性。
當小蕭勝用線穿蘑菇的時候，想到的卻是奶奶：
“他現在知道，奶奶是餓死的。人不是一下餓死的，是慢慢地餓死的”。
在美麗文字的背後，潛伏著的卻是如此篤厚、如此深重的愛。沉澱在汪曾祺小說中的童真、自然、人情交叉融貫在富有人文氣息的鄉土生活中，從而生生不息地傳達出中國傳統鄉土文學的張力和華夏民族積蓄的東方情感的偉力。
這種力，不是作為原始的自然狀態下的純生物學上的單一因索，而是與其作品水乳交融萌生的，是一種已經和將要被時代變革釋放出來的人的生活能量的具體揭示。
著名作家馬識途在《想念汪曾祺》一文中說：
“他是追求王維的‘境界’，他似知堂的脫離煙火氣，他的幽默和趣味。頗師承沈從文，但他是人世的，關注世道的，他從未逃避生活。他同情那些苦人，從他們的受苦中提煉出人性美來，給人看到希望和美好未來。”
或許是源於生命的本能，或許是訴諸精神的形式創造，或許是對人文觀念的偏愛，汪曾祺的“境界”，是一種割捨不了的文化情結。
他總是滿懷敬意地開掘出普通勞動者身上的內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時，他也對勞動人民在舊社會深受的重重苦難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他的筆下，各式人文景觀普遍浸入了鄉土情懷的詩性和人文主義的情趣，散而不濫，靈而有質，無不讓人在那些苦難的生活中深味出“希望和美好”的溫馨和純真。
這不僅僅是汪曾祺對故鄉的留戀，更重要的是烘托出了他的一種雍容，悠然的文化心態，這是一位真正經歷心靈磨難的知識分子在更高層次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歸。
02
汪曾祺的鄉土小說中有一系列人物群畫素描：《羊舍一夕》中小呂、老九、留孩和丁貴甲四個孩子。《歲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人物之間起承轉合，處處都籠罩於一片抒情意境之中，閃現著淳樸憨厚、正直善良的風土人情。
《羊舍一夕》中的小呂渴望成為一個真正的果園技工，邊在車上打磨樹剪邊盤算著買把嫁接刀，老九回憶放羊之際仍專心致志地打了一晚上鞭子，還有奶兄弟留孩和丁貴甲當小羊伴子的生活場景……
汪曾祺一點一滴娓娓道來，結尾處寫道：
“燈已經滅了，爐火也封住了。但是從煤塊的縫隙裡，有隱隱的火光在洩漏．而映得這間小屋充溢著薄薄的，十分柔和的，藹然的紅暉。”
在現今人際疏離的孤獨感與恐懼感中，去包裝掩飾人們自身奠名的焦慮和蠱惑之際，汪曾祺這種詩化情化的描摹自然而然地建築起現代人夢寐以求的精神家園，將那失落已久、難以喚回的人性重現出來。
《歲寒三友》亦是如此，王瘦吾、陶虎臣一貧如洗之際，靳彝甫慷慨解囊相助，給他二人一人一封一百洋錢，三人如意樓會酒：
“靳彝甫端起酒杯說：‘咱們今天醉一次。’那兩個同意。‘好！醉一次！’這天是臘月三十。這樣的時候，是不會有人上酒館喝酒的。如意樓空蕩蕩的，就只有這三個人。外面，正下著大雪。”
這幾句話寫得極妙，既有傳統小說描寫的痕跡，也有東方古典美的氣息：
大雪紛壓，酒暖人心，從前面王、陶二人的落迫和靳彝甫的發跡的集中描寫，到如意樓酒會的點到為止式的勾勒，那種樸實、祥和的人情美也被和盤托出，清新自然，回味無窮。
汪曾祺以自己的鄉土情結重塑了這種人文精神，表現出古老悠久而富於永久年輕情趣的鄉土風情和人性魅力。
這極富美學價值的詩情畫意、樸素典雅的審美物象，與當代人的審美心態、渴望和理念相契合，似水柔情的筆調、佳期如夢的畫面，的確讓人的心靈震顫。
《羊舍一夕》和《歲寒三友》帶給讀者的，不僅是一種對精神世界的渴望和對某種人生際遇的痴迷，更令人感到那還未被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會所淹沒的心靈世界的澄明和清瑩。
03
東方鄉情的重要特點在於儒釋道三流合一中，經歷史的沉澱強化凝聚而結晶；而這種鄉情的迴歸，僅僅靠對時代的感悟或悟性，還只是停留在生活經驗的體驗上。
汪曾祺審慎而堅定地跨出了這個圈子，他在關心鄉土文化的生存狀態和生命價值、追求完美和純粹的人性中發揮了鄉情優勢。
其作品從較多抒情性到較多哲理性，汪曾祺在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中信手拈來軼聞逸事、細民小節，行雲流水的淡泊清淳裡綻放出人性美的花朵。
他並不單純依靠個人豐富的經歷和強烈的情感意願，既沒有個人風格形成過程中的大裂變或者大跳躍，也沒有生吞活剝式的摹仿和自我意識的膨脹。
他虔誠地操縱著自己所熟悉的語言，從追求崇高理念的深厚層面到展示真實無諱的情感世界，從鄉土情結的氛圍中提煉人文精神，從而在心緒的更深層軌道上咀嚼人生。
汪曾祺曾在《自報家門》中寫道：
“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
因而，汪曾祺的這種人生咀嚼便平添了“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甘人多”的宋儒風範。這又使得汪曾祺的小說飽浸了人情味、情思性和審美感，因而也減輕了苦難主題可能引發的滯重和壓抑。
於是人世間的悲哀、可憐、委瑣等一切乏人興趣甚至讓人鄙薄的行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筆下，就頓生出脈脈的憐情，苦綿綿的酸澀，變成了人類共同的苦惱和弱點的提示，變成了人性漲落的一種暗示。
《大淖記事》中失了身的巧雲和被打得半死的十一子，似被情節淡化但絕對率真的愛情觀不斷折射出人性意志的堅強，讓人或悲或喜中領略到一種滄桑的幸福和酸楚的甜蜜，書中寫道：
“‘你值麼？’‘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歡你！你快點好。’‘你親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親你！’”
輕鬆淡雅的生活情調，三言兩語的對話似乎成為一種輸送人類精神信念的表層依託，巧雲和十一子的典型意義悄然無聲地昇華到了人性的高度。
《大淖記事》略去了對巧雲與十一子典型化和個性化的表現和描摹，卻用心靈輕輕吟唱了由來已久的歷史感和中華民族堅貞聖潔、崇高偉岸的精神頌歌。
如果說《大淖記事》展示了純樸的情感世界，那麼《故里雜記》則是另一種提示和暗示。李三和侉奶奶是兩個極具反差的農民形象，李三是小市民型的“新農民”，官銜頗多：地保、更夫、廟祝。他既做善事，又貪小便宜。
侉奶奶則是小生產者的“舊農民”，一生節儉，幾近吝嗇，窮困至死也不賣那幾棵榆樹，種種醜形，憨態可掬，躍然紙上。
汪曾祺將這些細末微節不動聲色地俯擷轉述，既自然風趣，又有文化底蘊，一方面貫注了人的理想願望和審美需求，另一方面揭示出中國人性格、行為中的文化內容，引起讀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般的深層思索。
再如《晚飯後的故事》中郭慶春生活道路和愛情幸福的陰差陽錯，《晚飯花》中李小龍的黃昏：
“要是沒有王玉英，黃昏就不成為黃昏了。”
都給人一種久蕩於心的命運感慨和哲理探尋。
的確，汪曾祺的人道主義不帶任何理論色彩，很樸素，就是對人的關心，對人的尊重和欣賞，讓人真實而完整地感受到人們的生存狀態和文化心理，既是返璞歸真——對鄉土的再現，又是抒寫美感——對文化的追求，更是展示人性——對精神的超越。
汪曾祺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現他們，在那些不事浮華、質樸自然的形貌中，透示出其抒情式的現實主義功力與人道式的浪漫主義印跡，在對鄉土一如往昔的關愛和呵護之中，在與人事景物朝夕相處的市井生活之中，把東方型的酸甜苦辣揉進了心心相印的肯定與反思的筆端。
汪曾祺不是消極地咀嚼往昔的小悲歡，而是飽含著一種從歷史的懷戀中來溫熱今天生活的高尚質樸的感情的，這也使他的作品在認識性和審美性中增值。
04
“花探深，柳陰陰，聽隔院聲歌，且涼涼去；月淺淺，風翦翦，數高樓更鼓好緩緩歸。”
這是汪曾祺《序》中選收的貴陽江南會館戲臺的一副對聯。
或許有與此聯靈犀相通的神遇，有人稱其小說隱隱帶著秦少游的流風遺韻，也有人稱他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或許也是在一種樸素、真摯的深花陰柳、淺月翦風的鄉情中宣洩“涼涼去”“緩緩歸”的行吟詩人般的情懷。
讀汪曾祺的作品，他在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尋覓鄉情的天然，在歷史緩慢沉重的腳步中孕育人文的凝重，使人在“聽歌數鼓”中“且去好歸”，體味出自然生命的靈性，面對鄉土生活的賜予和時代的深沉思悟，會感覺到現代人心理容量的微妙擴張。
人類的一些正常感覺，往往會在很愜意與感動中，被一手掐死在自己框定的思維模式裡，熟視無睹的人事景物都會變得麻木不仁。
而汪曾祺呢？抑或他也曾困惑過，然而也正是這些困惑中的深層思索，使他真切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和人性的光輝，從而喚起他對曾失落已久的東西的探尋。
他重新站在另一個高度，另一種方位，在傳統與現代、在東方與西方的上下文關係中嵌入鄉土情懷和人文精神、現實內容和歷史內涵。
他以其特有的民族身份所固有的觀念與意識——淵源於東方鄉土文化的浸漬，得益於江南水鄉和北方名家沈從文的薰陶——凸現在鄉土文學之中。
小說《受戒》是倍受推崇的一篇名作，這既是一篇對扼殺人性的批判宣言，又是一曲愛情的動人之歌。
明海和小英子的愛情，極富頑童的野趣，更具初戀的聖潔。受戒不外是領一張和尚的合格文憑，但在明海的記憶深處，當小英子挎著一籃子荸薺回去，在柔軟的田埂上便留了一串腳印時，這一連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
如果說《復仇》中的“他和和尚”還是人情美的復甦，那麼《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的愛更具有了人情的生動、豐富和理喻性。汪曾說：
“我寫《受戒》，主要想說明人是不能受壓抑的，反而應當發掘人身上美的、詩意的東西，肯定人的價值。我寫了人性的解放。”
他也在《關於》一文中說：
“我認為和尚也是一種人，他們的生活也是一種生活。凡作為人的七情六慾，他們皆不缺少，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明海和小英子最後是划進了蘆花蕩：
“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
《受戒》和《大淖記事》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人性解放的再現，人性力量的揭示，風土人情的召喚，古老悠遠的鄉土外殼裡分明包含著生命價值的靈氣，質樸凝鍊的語言環境中鐫刻著歷史斑駁的劃痕。
秦月漢關式的凝重，小橋流水般的輕靈，無邊似春雨的鄉情，蕭颯如秋月的民風，心底那揮之不去的戀鄉情結，凝聚了厚重深沉的人文精神。
習以為常的自然景緻和人文地理在汪曾祺的筆下，重新讓人審視到一種人性的悸動，感到一種新生和來自鄉土民情中久違的震撼。
05
讀汪曾祺的作品，讓人不再滿足於鄉土題材的擷取和小說技法的純熟，不再迷戀飄逝已遠的情愁，不再沉浸於自然形態的趣味。
我們重新獲得的是信心和力量，我們不斷地從中感到一種人生感與歷史感的存在，一種生活理想的貫徹與流淌和一種人文精神的宣洩與渴望。
注曾棋小說中鄉土情結的人文精神所構築的情趣和意境，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是由情感去簡單機械地支配對實現我們種種慾望的關注，而是一種對生命意義，對人的自我實現，對完成生命向我們提出的任務的終極關注。
如果說《七里茶坊》中老喬一句“中國人都辛苦啊”，讓人領略到其在表現中國人地道的樸實美麗中，對國人命運所實現的關注，那麼《異秉》中王二“我解手時，總是先解小手，後解大手”的解釋更讓人覺出這種關注的深刻性。
陳相公、陶先生想發財，聽了王二的話後，陶先生“一頭走進廁所，發現陳相公已經蹲在那裡。”，讀罷不禁令人啞然失笑。
汪曾祺關注的背後則是一種深邃的人道主義的“反思”，這既是中國人對本民族和人類命運的一種關注，又是對歷史和社會的深刻警示和思考，他在咀嚼歷史和傳統的人文精神的同時，在對民族、人民美愛的同時，點亮了一盞燭照現代人文意識的藝術明燈。
汪曾祺的創作，集鄉土味、沖淡味和詩味於一身，樸素的寫實，平實的敘事，景色清幽而不矯情，用筆淡泊而不炫耀，他筆下的人物有的並不在生活的主流之中，卻顯示了生活浪潮的浮沉，有的也不是生活推動的英傑，卻觸及了生活張弛的經緯。
他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去塑造形象，淡化了故事情節，加重了故事的詩性，化鄉土為背景，輔文化以點飾，以人性來貫穿，足可謂抗拒了時尚的蠱惑，超越了流行思潮的蔓延，恰恰體現了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的冷靜、勇氣和魄力。
汪曾祺不僅是如此舉起了鄉土文學的一面大旗，而且他生前悄然給中國文壇吹過的清新之風已薰陶了一代作家，他那恬淡靜美的作品也為他留下一個永恆的生命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