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家訓文化,修身治家,立身處事

中國古代家訓文化,修身治家,立身處事

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國家訓源遠流長,在歷史上承載了很多功能。傳統家訓十分重視人的道德修養,今天對家訓文化繼承和創新,樹立良好的家教家風,不僅是家庭的需要,對於加強社會道德建設更是具有積極和重要的意義。

01

歷代“家訓”的傳承發展

古人常言家、國、天下,國—家聯稱而合為“國家”。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道德的乳母。具體到中國古代,家庭對傳統文明和社會的維繫,發揮了長期而特殊的作用。應該說,正是家國一體的模式,使得中國古代家庭對中國文化、政法、經濟、教育等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家”在中國歷史上承載有太多的意義,可以說是中國人現實化的終極關懷。對家庭、家族的重視,催生了家庭教育的發達,造成了中國家訓的繁榮。今天,我們有必要實事求是、辯證地看待中國古代家訓文化,揚棄糟粕,吸取精華,古為今用。

“家訓”一詞,首見於《後漢書·邊讓傳》,本意指家庭教育。這個詞出現雖然晚,但家庭教育的由來卻非常久遠,伴隨著家庭的起源就發生了。按照《尚書》和《史記·五帝本紀》的說法,早在黃帝、堯、舜、禹時期,就有家庭訓導。今天我們說的家訓,通常指長輩對同輩或晚輩的家庭教育,狹義用法指的是有文字記述的、用於家教的“教本”。家訓的體裁極為多樣,例如:專著、文章、誥、詔、敕令、書信、遺言、格言、警句、歌訣、銘文等。中國家訓之發達,在世界文化中實屬罕見,其源流起自西周,可謂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周文王注意對太子姬發和子孫的訓導,《尚書·酒誥》、《逸周書》的《文儆解》、《文傳解》有多條記載。武王為警示成王姬誦,在其席、盆、几案、鏡子、門柱、窗戶等各種顯眼的物品上刻寫諸多銘文,內容包括:提醒成王記住殷鑑,謙虛謹慎,敬天保民等。西周家訓以周公最為突出,體現在《尚書》的《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等,以及《史記·魯周公世家》、《禮記·文王世子》中。從中可以看出,周公反覆勸誡成王等王公子弟增進私德和政治道德以及治國之道,以史為鏡、節制淫樂、勤政無逸、知稼穡艱難、知人任賢、明德慎刑、寬惠百姓、咸和萬民等,這些是最早的帝王家訓。東周時期,孔子有勸其子孔鯉習《詩》、學禮的家訓,對中國“詩禮傳家”的家教傳統產生了顯著影響。《左傳》、《國語》和諸子書中亦不時有零星文字。

家訓成型在漢代。劉邦臨終留下《手敕太子書》,追悔自己長於亂世、不喜歡讀書的遺憾,告誡劉盈:勤學書法,與諸弟敬重老臣。劉向撰《列女傳》,書中記述了許多賢娘慈母相夫教子的美談。東漢班昭為訓示女兒恭守禮教,著《女誡》,被尊為“女聖人”。這是第一部針對女性的家訓,雖然其中關於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思想並不合理,但是教育女性修持美德、勤儉持家、和睦家族等是無可厚非的。三國時劉備有《遺詔敕劉禪》,告誡太子只有賢德才能服人,命其多讀《漢書》、《禮記》、諸子、《六韜》、《商君書》等。名臣諸葛亮在《誡子書》、《誡外甥書》中要求子侄外甥志存高遠、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流傳甚廣。

南朝梁徐勉在《誡子崧書》中說:“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勸導長子保守清白家風,見利思義,見賢思齊。南北朝時顏子推的《顏氏家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家訓專著。該書7卷20篇,4萬多字,依次為序致、教子、兄弟、後娶、治家、風操、慕賢、勉學、文章、名實、涉務、省事、止足、誡兵、養生、歸心、書證、言辭、雜藝、終制,經緯萬端,包羅甚廣。自此以後家訓代有人作。

唐、宋家訓遞有發展。唐代士大夫、文人學士常有詩文勸導子女。唐太宗的《帝範》集歷代帝王家訓之大成,為太子確立12條準則,包括維持君王大體、封建親戚、求賢任能、知人善任、從諫如流、遠邪去讒、節慾誡盈、嗇智崇儉、明賞慎罰、務農為本、威而不武、興禮崇文等。唐末名臣柳玭有《誡子讀書》,對立身、事業和家族得失興廢均有較詳細的分析和勸導。

宋代文藝復興,家訓興盛。司馬光撰有《家範》、《居家雜議》、《訓儉示康》三篇家訓。其中《家範》引經據典,取精用弘,以德、禮為中心,包羅廣泛。范仲淹的《義莊規矩》和《續訂規矩》很有特色,對封建家族的財產管理、分配和使用做了多條規定。南宋最著名的家訓是袁採的《訓俗》三卷(其好友劉鎮將其改名為《袁氏世範》),號稱“《顏氏家訓》之亞”,包括睦親、處己、治家三門。陸游的《放翁家訓》重視處世之道、愛國保族,歌頌耕讀傳家。

明清家訓臻於鼎盛,產生近百部。明朝大臣龐尚鵬的《龐氏家訓》,範圍包括務本業、考歲用、遵禮度、嚴約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等。明代思想家袁黃為訓示兒子寫了《訓子言》(即著名的《了凡四訓》),包括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效四部分。另一位明代思想家高攀龍的《家訓》,提倡愛人敬人、寬待他人、改過遷善等。

康熙撰有《庭訓格言》、《庭訓》、《聖諭十六條》,強調家教從早抓起,認為嬌生慣養的孩子長大後痴呆柔弱,提倡行善、志學、慎獨、主敬、居安思危、以孝為先、學習科學知識等。明清官僚、士大夫也熱衷於撰寫家訓,如薛瑄的《示兒》詩,吳麟徵的《家誡要言》,方孝孺的《家人箴》、《幼儀雜箴》、《四箴》,呂坤的《孝睦房訓辭》、《近溪隱君家訓》,朱柏廬的《治家格言》,傅山以傳授治學方法為主的《家訓》,萬斯同的《諭侄》等。晚清時期,中國遭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出現大批有識之士,多留有寶貴的家訓,例如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鄭觀應、嚴復、梁啟超、孫中山等。

據《中國叢書綜錄》,從南北朝到清代產生的家訓有117種。這個統計並不全面。其中,最典型、影響顯著的家訓不外乎:作為家訓濫觴的周公家訓,作為家訓標誌的《顏氏家訓》,作為官僚士大夫家教典範的《袁氏世範》、《曾國藩家訓》,作為帝王家訓的《帝範》,作為女子家訓的《內訓》,作為民間最流行的有朱柏廬的《朱子治家格言》。家訓取材極廣,或剪輯經典,或採擷百家,或體會親身經歷,或總結學術成果,有繼承,有發揮。中國文化中的很多精華,透過家訓,熔鑄成了至理名言。它們一般文樸義豐,情理交融,切實易行,為立身、處世、治家所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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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家訓中蘊含的中華人文精神

家訓對人的獨立意志或曰志氣給予充分的重視,對人的重視,核心是重視人的尊嚴。要求子孫立志,因為這對培養獨立的思想和生存能力是必要的。孔子說,匹夫不可奪志。三國時期文學家嵇康在《家誡》中說,“人無志,非人也”,要求兒子嵇紹拒斥內外誘惑,秉持獨立志向。清代學者汪輝祖要求後代“於身名大節所關,須立定腳跟,獨行我志,雖蒙譏被謗,均可不顧。必不可捨己殉人,遷就從事”。曾國藩認為立志就是“金丹”。

“家訓”重視人的情感,不但強調物理、事理,也強調情理。這是早期儒學人文精神的固有特點。家訓對不近人情的東西多有澄清。顏之推談喪禮時說“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禮根據人情而設立,恩情也可以根據事理而斷絕,即使父母因為吃飯噎死,也不該因此而絕食。這在今天看起來很平常,但在禮教嚴苛的時代並不容易。儒學有尊重生命的傾向,講“生生之謂易”,致中和、化育萬物。顏之推說:“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即養生要以保全生命為前提。他又說:“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珍惜生命並不是不講原則,而是要注意到人的尊嚴是有貴於肉體生命的。

家訓主張出於人本身而尊重人。雖然總體上屬於家禮、家法範疇,但幾乎全部家訓都強調“敬”。“敬”是禮儀文明的靈魂,指的是:自卑而尊人、恭己而敬人。袁採教導他的兒子說:“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概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邁,曾不少顧。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無知的人不能平等地以禮待人,對富者、貴者極其尊敬,對待貧者、賤者則傲慢無禮,卻不知道他人的富貴貧賤,與個人的榮辱並無關係。這是對禮教微言大義的正本清源。舊時明智的帝王貴胄也能注意到這一點。如唐太宗,禮賢下士,他的《帝範》對“敬”特有講究,認為以國驕人必然招致辱身敗亡。曾國藩在家信中常常教育兄弟子侄“敬人”。

家訓發揚人的道德理效能力。家訓繼承中華人文精神信賴人的道德理效能力的傳統,注意給人以道德上的啟蒙。王夫之在《示侄孫生蕃》中,繼承孟子的人禽分別論,說“人字兩撇捺,原於禽字異”,教育晚輩不要丟失人的道德理性。袁採說“人貴於反思”。“反思”實際上是孔子“為仁之方”、忠恕之道、孟子“反求諸己”、“反身而誠”的新說法。早期儒學認為,人人能發展成道德的人,直至成為聖賢。家訓大多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學做聖賢,為仁由己,自強不息。

家訓的直接目的是育人治家,教導後人認識幸福與努力的關係。早期儒學開啟了民本主義,關注民生,謀求人的幸福。家訓要求凡人都要盡人倫義務,盡人的使命,特別重視家族、家庭與社會的人倫和諧幸福,每每引導子弟發揮主體能動性,建構社會和諧。明末清初思想家陳確說:“敬於父母則孝順,敬於夫婦則肅和,敬於兄弟則友愛,敬於朋友則利益,敬於僮婢則從令,敬於一切世俗則無辱,敬於言則不妄,敬於事則有成,敬於講誦則有得,敬於作書臨文則法日進。”他所謂“敬”,不是某些宋明道學家一味靜坐、主敬之敬,而是對於一切都要誠心竭力去做。

家訓本於儒學精神,強調家庭中夫婦、父子、兄弟三親是所有社會關係的根本。《顏氏家訓·兄弟篇》說,兄弟有不和,會導致群從疏薄,以至於童僕變為仇敵。為何有人能折腰巴結權勢,諂媚交通於富貴,而獨不能親其親?為何有的子女論才能可勝任治理一方而獨不能盡兒女的孝行責任?有的家訓對人倫和諧提出了較為深刻的分析。如袁採《訓俗》已注意到天下家庭不和諧,並非都因為父子責善、兄弟爭財,更深的原因是“性不可以強合”,勉強不能帶來融洽、和睦的人際關係。所以他說家長不能獨裁,“父兄不必責子弟同於己,子弟亦不望父兄惟己之聽”。

有的家訓遠遠超出了治家的目的。清初史學家萬斯同的家書具有較高的治理思想價值。萬斯同富有歷史理性,注重經國濟世。他從學術上勉戒後生,應當以天下民生為學術使命。他感到同時代學者沉溺於詩文,不知經濟為何事;潛心於古文,未嘗以天下生民為念;他們講的聖賢之學,往往疏於經世,以此為粗俗之事而不屑做,“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為兩途,而天下始無真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萬斯同重經世致用,強調學術與經世統一,極有意義。萬斯同說:“苟徒竭一生之精力於古文,以蘄不朽於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於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沉溺於詩文、學術以求不朽之名,即使作品能夠傳於後世,也無益於人民的命運,又何況那些未必能傳於後世的呢?這是對古代經世實學、濟蒼生福祉的人文精神的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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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家訓與中國文化的清流

古代家庭處在漫長的專制社會的籠罩下,不能不受家—國同構的宗法政治和一些陳舊的文化觀念牽連侷限,因此也含有一些糟粕,例如愚忠愚孝、矇昧迷信、男尊女卑等。此外,受家庭情結的糾纏,家訓可能會導致重家庭不關心社會、國家,存在造成社會發育和治理相對滯後的潛在危險性。但是家訓的主流是積極的,對自身和整個中國文化都有洗禮的意義。

傳世家訓,主要是為了教導後代成就人格、傳家立業、為人處世、自食其力、利國利民。凡是歪門邪道、邪說淫辭、索隱行怪、惡習陋俗等行而不遠的東西,家訓一般是不道不教的。家訓吸取和堅持人文理性方向,對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辨正,對文化傳統常常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家訓既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化代代相傳、綿延長久的重要支柱。

家訓大多把對久經歷史考驗的經典學習作為神聖的任務,由此提供了培植人文理效能力的活水源頭,從而使普通市井之家亦多以詩書傳家。《朱柏廬家訓》說:“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顏之推說:“所為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袁採認為“子弟不可廢學”,“蓋子弟知書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強調讀書是為了使人智慧、明達,擺脫了急功近利的狹隘的讀書價值觀。宋、元、明、清學者在家訓中多仰慕聖賢君子、崇尚天理、維護道德,教導子弟多讀書明理,克服野蠻、愚昧、迷信、猖狂妄行。透過學習經典培植理性的價值是讀書做官、經商謀生等其他價值所無法比擬的。家訓所謂經典,並不侷限於儒學一家,兼有對道佛教乃至百家精華的取用。這些都是家教中人文精神得以保持健康存在的根本原因。

家訓對封建禮教的僵化多有批評。“五禮”之中喪、祭二禮常流於傷殘浪費,婚、賓二禮常流於奢靡夸誕,失去古禮以虔誠、敬重、儉樸為本的精神。陸游批評南宋愚昧的喪家花費大量錢財,侈於道場齋施。他說,若貴侈才能得福,那麼貪吏鉅富之家豈不是華福不盡?而窮人家豈不是都要“淪墜”、下地獄?“佛法天理,豈容如是?”舊時處喪期間要求喝稀粥,陸游遵循上古禮緣人情的制禮原則,以為有些人體氣衰弱,不能去掉肉食,這雖於喪禮小有出入,但也是不得已,應當允許。舊時陋俗有童子訂婚,袁採告誡他的兒子說不可前定終身。家訓對禮教扭曲的自我反思與批判,基本上是對先秦禮學中人文理性的復歸。古代禮學講究時中、適度、稱情制宜等原理,在陳確的家訓中得以體現。陳氏《叢桂堂家約》中的人文理性已達到啟蒙覺醒的水準。他反對生子時祭拜父母、神佛,主張改革聘、嫁、喪、葬時禮,求從簡從儉從省。他勸誡不要竭盡親友之情、逼盡僮僕餘力,不可褻使婢女等,反映對人的平等敬重。

家訓大多反對“巫覡禱請”、“符書齋醮”的迷信,反對道德上的絕對天命論等,強調人為的努力。袁黃在家訓中以身為教。早年有人給他算命,把他的運程算定了,袁黃大半生就如此致誤。後來雲谷禪師告訴他,積善行可以改變命數。他從此積極努力,打破了老者算命的結果。他訓示兒子說:“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為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他進一步要求兒子在顯榮時要想到落魄,在順利時常想到厄運。這是發揚辯證理性的人文精神。

雖然家訓中有不少講“天命”的文字,但仔細分析可知:家訓所講的天命,主要是指“謀事在人,成敗在天”的意思,不是教人等待命運安排、無所作為。這個“天命”起源上是消極的,用法上常常是積極的。比如,當儒者講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時,是力避天命說的,這在家訓中常見。曾國藩說:富貴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做主,不與天命相干涉”。袁採明示其子:窮達沉浮與道德操行不要扯在一起,操行是“吾人當行之事”,不能要求操行高則榮貴,否則就必然弛廢道德。

中華人文精神起源很早,內容豐富,家訓與家教開闢了中華人文精神教育的新途徑、新方法。家訓發揮其作用自有原因,顏之推指出:家訓教育建立在人倫親情的基礎上,對同樣的教導,人們一般從信其親人;禁止童子暴謔,師友不如傅婢的指揮;阻止凡人的爭鬥,堯舜之道還不如妻子的勸導。這是符合常情常理的。傳統家訓文化具有傳承人生哲理、知識技能和社會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恆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長,也是社會化教育不可荒廢的環節。中國古代家訓蘊藏有珍寶,這些完全可以和封建糟粕剝離,時至今日,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古代家訓文化的作用,應該發掘其時代價值,利用它們為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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