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何祥迪，中山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倫理學青年工作者 委員會理事，中國古典學學會會員。專業方向為外國哲學，近期集中關注荷馬史詩、柏拉圖哲學、柏拉圖主義和巴門尼德哲學。
本文為作者為最新譯作《理想國》（果麥文化，2021）一書所寫導言。學人Scholar經出版方授權釋出。
柏拉圖是西方最著名的哲學家，他所提出的哲學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和答案奠定了歐洲哲學傳統的基本形態，成為西方文明“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1］柏拉圖著作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理想國》，他以高超的文學手法和嚴密的哲學論證，探討一個最重要的人生問題：世人應該如何生活？正義還是不正義地生活才能令人幸福？圍繞這個問題，柏拉圖進一步探討了政制應該如何選擇，城邦應該如何治理，教育應該如何安排，藝術應該如何表達，彼岸將有什麼獎懲等一系列高深的問題。直至今天，《理想國》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歷久彌新的永恆難題。
一、柏拉圖及其著作
柏拉圖（Plato），原名阿里斯托克勒斯（Aristocles），古希臘雅典人，生於公元前427年，卒於公元前347年，享年80歲。柏拉圖出身名門望族，他的父親是阿里斯同（Ariston），其祖先據說可以追溯到海神波塞冬那裡，他的母親是伯裡提俄涅（Perictione），雅典最著名立法者梭倫的家族成員。［2］柏拉圖有兩個兄弟阿得曼託斯（Adeimantus）和格勞孔（Glaucon），以及一個妹妹波託涅（Potone）。柏拉圖早年喪父，他母親改嫁他的叔叔皮裡蘭佩（Pyrilampes），又生了一個兒子安提豐（Antiphon）。［3］皮裡蘭佩是雅典最偉大執政官伯里克利的好朋友，也是雅典最高尚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常常代表雅典出使波斯帝國；［4］安提豐是雅典著名的演說家之一。
柏拉圖天資聰慧，勤勉好學，先後師從自然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ritus），倫理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赫拉克利特學派的克拉底魯（Cratylus），帕墨尼德學派的赫耳墨根尼斯（Hermogenes），麥加拉的幾何學家歐幾里得（Euclides），昔蘭尼的數學家忒俄多洛斯（Theodorus），義大利畢達哥拉斯學派菲洛拉俄斯（Philolaus）和歐律託斯（Eurytus）。［5］所有這些教師的學說在柏拉圖著作中都有所體現，但是蘇格拉底才是對柏拉圖影響最深的人，因為所有柏拉圖著作（除了《法律》）都是以蘇格拉底為主角的對話，而且所有內容都跟倫理學相關。
關於柏拉圖的政治生涯我們所知不多，主要資源是柏拉圖的《書信七》和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在這封寫給好友“狄翁”的書信中，柏拉圖講述了自己年輕時對政治生活的熱望，晚年對於政治生活的思考，以及先後三次應邀前往敘拉古城邦教授君主狄奧尼索斯的危險經歷。然而，《書信七》作為柏拉圖自傳的真實性是不太可靠的，一方面這封書信常常被懷疑是後人託名所寫的，另一方面柏拉圖從未在其他著作透露自己的相關事蹟，所謂“孤證單行，難以置信”是也。實際上，西方古人的書信往往不是記錄個人情況，而是對“某種立場的公共表達和解釋”，而且這類書信通常也作為修辭學校教授和練習的一種文字工具和文學型別，雖然中期柏拉圖主義肯定《書信七》的真實性，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它表達柏拉圖的立場而賦予其優先於其他對話錄的特權。［6］因此試圖從外圍的柏拉圖生平和政治生活事件來理解柏拉圖是不太恰當的。
此外，《名哲言行錄》這本書充滿許多奇聞軼事，雖然它提到很多有關柏拉圖生平的著作，可惜那些著作都沒有流傳下來，因此把該書當作歷史材料來理解也是不太可靠的。也就是說，從歷史真實性和政治生活經歷的角度來理解柏拉圖並不是一條恰切的研究路徑，一方面無法還原歷史真相，而且即便能夠還原對於理解柏拉圖哲學本身也沒有多大幫助，我們最終只能依賴柏拉圖的文字。
柏拉圖的思想主要透過“口傳”和“書面”的形式表達出來，但是他的口傳學說並沒有保留下來，近來德國圖賓根學派致力於恢復口傳學說，［7］卻因其材料零散而難以得出系統理論，進而無法被英美學界所接受。［8］不過，柏拉圖的“書面”著作卻全部流傳下來了，共包含35篇對話錄和13封書信，因此柏拉圖著作是理解柏拉圖哲學的最核心文字。
亞歷山大時期的語文學家忒拉緒洛斯（Thrasyllus）曾經用悲劇“四聯劇”的形式把柏拉圖的著作分為9個“四聯劇”（13封書信算一個劇本），也就是說每四部對話錄構成一個系列，其中三部為悲劇，一部為喜劇。後來第歐根尼·拉爾修用哲學劃分的方法把柏拉圖著作分為8組：
指導性的：理論的（自然的與邏輯的）與實踐的（倫理的與政治的）
探究性的：心智訓練的（助產的與試探的）與論辯競賽的（提出的與駁斥的）［9］
忒拉緒洛斯的分類在古典學和語文學領域影響深遠，例如16世紀第一個印刷版柏拉圖全集，Les Blles Lettres主編的希法對照版柏拉圖全集（1920），Erich Loewenthal主編的德語版柏拉圖全集，以及John M。 Cooper主編的英語版柏拉圖全集都採取了忒拉緒洛斯的體例。［10］ 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分類在柏拉圖主義者領域則佔據絕對優勢，例如公元2世紀阿爾吉努斯的《柏拉圖學說指南》則完全按照“三綱九目”的體系來理解柏拉圖哲學，即論辯哲學（劃分與分析、歸納與演繹和三段論）、理論哲學（數學、物理學和神學）和實踐哲學（倫理學、家政學、政治學）。［11］這個體系一直延續到黑格爾哲學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理想國》
作者： ［古希臘］柏拉圖；譯者： 何祥迪
果麥文化 | 雲南人民出版社，2021-10
原作名： Πολιτε α
現代學者受到歷史主義和發展思想的影響，嘗試確定柏拉圖對話錄的創作時間，然後依據創作的先後順序將柏拉圖著作劃分為早期、過渡期、中期和晚期四個階段，進而按照這四個階段來理解柏拉圖思想的發展和揚棄。德國學者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2］美國學者弗拉斯托（Gregory Vlastos）［13］都嘗試依據蘇格拉底哲學過渡到柏拉圖哲學的線索，對柏拉圖著作的順序做過排列，而且影響比較大。目前學界普遍使用的分期是：
前期：《阿爾喀比亞德前篇》、《阿爾喀比亞德後篇》、《申辯》、《卡爾米德》、《克力同》、《遊敘弗倫》、《希琵阿斯前篇》、《希琵阿斯後篇》、《伊翁》、《拉克斯》、《呂西斯》、《默涅克塞諾斯》、《忒阿格斯》。
過渡期：《歐緒德謨》、《高爾吉亞》、《美諾》、《普羅泰戈拉》。
中期：《克拉底魯》、《斐多》、《會飲》、《理想國》、《斐德若》、《帕墨尼德》、《泰阿泰德》。
晚期：《蒂邁歐》、《克里提亞》、《智術師》、《治邦者》、《斐勒布》、《法律》。
這才30篇柏拉圖對話錄，還有5篇對話錄和13封書信往往被視為偽作，這5篇對話錄包括《希普帕庫斯》、《情敵》、《克萊託普豐》、《米諾斯》和《厄庇諾米斯》。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劃分在學界仍然是有爭議的，而且所謂的偽作也是18世紀以來疑古之風盛行之下的偏見，因為在此前的兩千多年裡沒有哪位古人認為它們是偽作，而且也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它們是偽作。
二、柏拉圖研究簡史
柏拉圖研究自柏拉圖的學生伊始迄今已有2300多年，向來是哲學家或哲學愛好者認識自然、理解人生和分析政治的標配。柏拉圖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古代與現代，古代又可以分為柏拉圖學園派與柏拉圖主義者，現代又可以分為統一派與發展派。柏拉圖晚年在阿卡德米地區（Academia）創辦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被後世稱為柏拉圖學園（Academy）。柏拉圖學園自柏拉圖始至拉里薩的菲洛共有13位校長（園長），分別是：
（1）老派的柏拉圖（387-347BCE）、斯彪西波（Speusippus，347-339BCE）、克塞克拉底（Xenocrates，339-314BCE）、波勒謨（Polemo，314-269BCE）和克拉底（Crates，269-266BCE）；
（2）中期的阿克西勞斯（Arcesilaus，266-241BCE）、拉西德斯（Lacydes of Cyrene，241-215 BCE）、伊凡德（Evander），特勒克勒斯（Telecles）和黑各斯努斯（Hegesinus）；
（3）晚期的卡內德斯（Carneades，155-129BCE）、克力同馬庫斯（Clitomachus，129-110BCE）和菲洛（Philo of Larissa，110-84BCE）。
在柏拉圖學園內部，對於柏拉圖的理解和闡釋一開始就產生根本性的區別，比如斯彪西波把數論視為柏拉圖學說的核心來加以闡發，而亞里士多德則把“相論”視為柏拉圖學說的核心來加以批判，阿克西勞斯開啟的懷疑主義認為柏拉圖只是在“做哲學”而沒有核心學說。
公元86年蘇拉攻破雅典，並將雅典洗劫一空，從此柏拉圖學園派名存實亡，菲洛前往羅馬，而他的學生安提奧庫斯（Antiochus of Ascalon，125-68BCE）則前往亞歷山大里亞。安提奧庫斯反對老師菲洛的懷疑論，鼓吹斯多亞主義，使得柏拉圖主義轉向折衷主義，認為沒有堅定信念就沒有理性生活，由此開啟所謂的中期柏拉圖主義時期。
中期柏拉圖主義者主要活躍於2世紀，其成員主要有：普魯塔克（Plutarch，45-120），特翁（Theon of Smyrna），蓋烏斯（Gaius），阿爾比努（Albinus），阿爾基諾（Alcinous），阿普列烏斯（Apuleius），馬奇穆斯（Maximus of Tyre），安提庫斯（Atticus），扭門尼烏斯（Numenius of Apamea）等等。中期柏拉圖主義者深受斯多亞學派、畢達哥拉斯主義、亞里士多德主義、甚至伊壁鳩魯主義的影響，他們本人或他們的授課物件或許已經難以接觸柏拉圖文字，因此他們在講述柏拉圖對話錄時候使之系統化，並撰寫了大量《柏拉圖學說指南》之類的教材。中期柏拉圖主義對柏拉圖的融通式理解一般被視為折中主義或過度時期，實際上是一種哲學史劃分的簡便和誤解，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返回到柏拉圖哲學本身，他們才是真正的柏拉圖主義者，而不是什麼“中期的”或“新的”柏拉圖主義者。
繼中期柏拉圖主義之後發展起來的是新柏拉圖主義，除了開山鼻祖普羅提諾（Plotinus，205-270）之外，還有波菲裡（Porphyry，233- 309），楊布里柯（Iamblichus，245-325），普洛克洛斯（Proclus，412-485），朱利安（Julian，331-363），辛普里丘（Simplicius）等等。
柏拉圖哲學的現代復興得益於三股力量的努力。其一是18世紀德國浪漫派學者施萊格爾（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的思考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的翻譯，他們使得柏拉圖哲學不再是糅合哲學與宗教的“柏拉圖主義”，而是基於柏拉圖對話文字的形式、內容和思想。其二是18-19世紀英國功利主義者穆勒（James Mill），密爾（John Stuart Mill），格勞特（George Grote）等人的研究，他們使得柏拉圖以重視實踐辯證法的哲學家身份而出現。其三是19世紀中期英國學者本傑明·喬伊特（Benjamin Jowett）所開創的牛津柏拉圖研究傳統，他不僅翻譯了《柏拉圖全集》（其實只有28篇對話錄），還對柏拉圖做出唯心主義的解釋，這種解釋在19世紀晚期和整個20世紀都是柏拉圖研究的主流之一。
柏拉圖雕塑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柏拉圖研究逐漸形成了兩種正規化，其一是發展派；其二是統一派。發展派認為早期對話基本上是消極的，主要體現和描述歷史上蘇格拉底的思想；晚期柏拉圖對話錄的戲劇性因素逐漸消失，對話人物只是作為柏拉圖思想的代言人，對話基本上是積極的，此時柏拉圖的思想出現新的元素和改變，倫理學、政治學和哲學等看法都有所不同。而統一派則認為柏拉圖的思想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不存在發展和揚棄的問題；不同對話錄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論題並不意味著柏拉圖思想的矛盾，而是意味著柏拉圖根據不同人物、場景和情節的需要來表達自己的思想。［14］
最值得注意的是，每個柏拉圖研究傳統所關注的問題不同，所以對柏拉圖著作的看法亦不同。在柏拉圖學園中主要探討知識問題，因而重視《泰阿泰德》；在中世紀柏拉圖主義者那裡主要探討靈魂問題，因而重視《斐多》；文藝復興的柏拉圖主義者關注科學問題，因而重視《蒂邁歐》；十九世紀以來政治問題凸顯，因而重視《理想國》。［15］毫無疑問，《理想國》在當今世界普遍被視為是柏拉圖著作的核心，其提出和研究的諸多問題也構成後來各學科門類的源泉。
三、《理想國》的場景、結構和主題
《理想國》描寫蘇格拉底向別人敘述自己昨天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那場談話，我們不能確定他敘述的聽眾是不是蒂邁歐、克里底亞和赫謨根尼這三個人，［16］因為《蒂邁歐》開篇所概述的內容類似、但是不能確定就是《理想國》的內容。
據蘇格拉底說，他跟格勞孔昨天下降到比雷埃夫斯港，觀看從色雷斯引進女神的首次慶典。色雷斯地處希臘北部，盛產礦產和木材，素以激情彪悍而著稱（《理想國》435e）；比雷埃夫斯港則是雅典第二大城市，甚至是雅典海軍力量的重鎮，它的軍艦和貿易都需要大量資金和木材；可以斷定，雅典人熱情引進新神，討好色雷斯人，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經濟需要和政治結盟的考慮。
《理想國》對話就發生在僑民克法洛斯的家中，在場的人物有十一位：1。蘇格拉底，2。 格勞孔（Glaucon），3。 阿德曼託斯（Adeimantus），4。 尼克拉託斯（Niceratus），5。 卡曼提得斯（Charmantides），6。 克里託豐（Cleitophon，son of Aristonymus），7。克法洛斯（Cephalus）8。 玻勒馬霍斯（Polemarchus），9。 呂西阿斯（Lysias，雄辯家，推翻三十僭主，恢復民主制起很大作用），10。 遊敘德謨（Euthydemus），11。 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Chalcedonian人，修辭學家）。其中前六位是雅典人，接著一家四口是僑民，最後一位是外邦人，這非常符合港口城市魚龍混雜的特點；整個對話過程只有七個人發言，其他四位（4、5、9、10）始終保持沉默。
格勞孔和阿德曼託斯是柏拉圖的長兄，前者具有強烈的政治雄心，後者則相對剋制，他們都是蘇格拉底的追隨者，［17］阿德曼託斯和柏拉圖曾出席蘇格拉底的審判，但他們沒有出席蘇格拉底行刑現場，顯然是迫於當時的政治壓力——雅典恢復民主制後清算三十僭主（399B。C）——而逃離雅典。因此，我們可以設想柏拉圖特意安排蘇格拉底治療格勞孔過分的政治野心，［18］正如蘇格拉底在《阿爾喀比亞德前篇》治療阿爾喀比亞德一樣。尼克拉託斯是雅典著名將軍尼西亞斯（Nicias）的兒子，尼西亞斯在《拉凱斯》（188a-b）非常欣賞蘇格拉底的談話方式和內容，因此，他肯定也願意自己的兒子與蘇格拉底交往，但是尼克拉託斯似乎也沒有學好。［19］
卡曼提得斯來自雅典的一個小鎮（Paeanian），他幾乎和克法洛斯一樣老了，行將就木。［20］克里託豐、呂西阿斯、遊敘德謨和色拉敘馬霍斯都是當時著名的修辭學家，他們曾經背地裡批判蘇格拉底的德性論，宣揚色拉敘馬霍斯的強權論（《克里託豐》406a）。克里託豐推動了“四百寡頭政變”（411BCE），還參與了“三十僭主政變”（404BCE）。［21］
呂西阿斯是民主派，宣揚享樂主義，毫不關心年輕人的品德和社會地位（《斐德若》230e—235a），他極力反對“三十僭主”，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復仇和家產的考慮，他後來亡命天涯，晚年悲苦。據說遊敘德謨曾收集很多詭辯詞和詩作，以此作為智慧的象徵，色諾芬把他描寫得跟柏拉圖筆下的阿爾喀比亞德前篇一樣（《回憶蘇格拉底》，4。2）。
色拉敘馬霍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說客，雄辯家身份使得他比波勒斯（Polus）更直率和不羈，而外邦人身份卻決定他不如卡利克勒斯（Callicles）那麼膽大妄為。［22］他沒幾年便離開雅典，後來在基門（Cyme）廢黜了民主制（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304b-1305a）。
克法洛斯一家來自敘拉古（Syracuse），僑居雅典併為雅典制造兵器。他年輕時放蕩，老來裝虔誠，內心崇拜金錢，卻拿好性格來粉飾外表，這種人既無法接受新的思想，也無法進行嚴肅的哲學討論，因此他註定要早早退出《理想國》的對話。玻勒馬霍斯以尚武和民主領袖的形象登場，他不甘心像其父親那樣只做商人，而是希望參與雅典政權，成為一名政治家，他對哲學有多少興趣是值得懷疑的，他死於“三十僭主”之手。
所有這些對話人物（阿德曼託斯除外）幾乎都落得悲慘下場：克法洛斯很快死去，然後被抄家；玻勒馬霍斯被處死；呂西阿斯亡命天涯；蘇格拉底飲鴆而亡，格勞孔在蘇格拉底死後也去世了。這些人的悲慘下場是否跟蘇格拉底相關？蘇格拉底是否教壞他們？如此說來，《理想國》的這場談話迴應著公元前399年那場西方思想史上最為不義的蘇格拉底審判，迴應著公元前404年和403年雅典與斯巴達政治鬥爭的腥風血雨，迴應著公元411年雅典民主制與寡頭制的鬥爭與妥協。難怪布魯姆認為《理想國》是蘇格拉底真正的申辯，因為它徹底探究了哲人與政治共同體的關係。［23］
《理想國》自古以來就被分成十卷：第一卷討論正義，第二卷至第三卷討論樸素城邦與護衛者城邦，並討論護衛者的教育，第四卷討論正義城邦，第五卷涉及對正義城邦的三次攻擊與辯護，第六卷至第七卷討論哲人的教育問題，第八卷至第九卷討論靈魂和城邦的墮落，第十卷重新回到詩歌和正義回報。
讀者很快會發現《理想國》第一卷與其餘部分不太協調，它在內容和風格上更類似於所謂早期對話錄，即以再現歷史的蘇格拉底為主的對話錄：它採用辯駁的方式，探究倫理問題，最後以正義定義的失敗而告終等；其餘部分則類似於所謂中期對話錄，即以表達柏拉圖本人思想為主的對話錄：它採用表述的方式，強調數學方法和辯證法的重要性，積極回答各種問題，主題非常廣泛等。［24］第一卷常常被認為最初可能是獨立和分離的對話錄，後來創作《理想國》時才加上去的，［25］它成為一篇過渡性的前言，以便為後面的新論題、新觀念和新論證作鋪墊。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施萊爾馬赫那裡，他說，“《理想國》與早先的倫理對話整體上的相似性，在第一卷末尾完全消失了”，第一卷只是“過渡的發言”、“準備性的研究”。［26］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不滿足這種發展論斷。呂科斯（Lycos）堅決捍衛第一卷對於整個對話錄的重要意義，表明它影響和改變其後正義論證的內容和方向。［27］羅森（Rosen）在解讀《理想國》時也指出：“第一卷對於平衡對話錄必不可少，它不僅為整個對話奠定場景，還在其中表現了蘇格拉底將要批判——即使不是完全否定——的傳統正義觀。”［28］羅維（Christopher Rowe）則更進一步，他認為《理想國》所有部分在風格和方法上都是“連貫一致”的，核心問題是“正義的回報”應該從“何為正義”和“回報什麼”這些方面去理解。［29］
施特勞斯強調應該對柏拉圖的任何著作和任何細節做融通性的解釋，他說，“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偶然的，每個東西在它出現的地方都是必要的。每個可能是對話錄之外的偶然在對話錄之內都變得意味深長”。［30］因此，我們必須把《理想國》看做一個整體：一個有核心主題的整體，或者一個首尾呼應的整體，或者一個多聲部的整體。
從形式上看，《理想國》呈現出一種升降結構：靈魂從單純狀態上升到神樣（領悟善的理念），轉而下降到十惡不赦之人。城邦從簡單形式上升到理想形式，轉而下降到專制形式。哲人蘇格拉底從雅典最低的皮雷埃夫斯港上升到天外理念，轉而下降到神話中人類最低的地獄審判。這種升降結構與第六卷末尾的太陽喻和線段喻和第七捲開頭的洞穴喻遙相呼應，按照施特勞斯的說法，它表明了蘇格拉底的自覺轉向，即從自然哲學轉向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31］
從論證上看，《理想國》致力於營造一種迴環結構，首先著力論證靈魂的正義，接著論證各種城邦起源、發展和墮落，最後又回到論證靈魂的正義問題。整個論證以倫理學的正義為主要線索，間或引出教育、詩歌理論、政治制度等問題，但它始終試圖營構一個關於倫理學的全面論證，因此論證過程張弛有度而環環相扣，猶如草蛇灰線伏延千里。在整個論證過程中，柏拉圖幾乎動用了所有哲學方法：劃分（劃分靈魂和政治制度）、定義（定義正義）、歸納（從技術到德性的歸納）、演繹（善與幸福的關係）、比喻（航船、太陽、洞穴、線段）、神話（厄爾神話）等等。
從主題上看，《理想國》展示了一種平行結構，即倫理學與政治學兩條線索貫穿其中。城邦正義被認為是放大了的靈魂正義，靈魂的各部分及其結構與政治的各階層及其結構構成一種類比關係。在這種平行結構中間，柏拉圖還插入了教育這個重要主題，一方面它豐富和溝通了靈魂與城邦之間的二元結構，另一方面它又是良好靈魂秩序與良好城邦秩序互相轉化的機制。在最高的意義上，倫理學、政治學和教育學密切關聯，互為背景，不可分離。
《理想國》的形式豐富，主題也非常豐富。隨著對話的展開，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哲學、文學等問題不斷湧入，以至於幾乎掩蓋了原先提出的道德問題：我為什麼要做一個正義的人。從現代學科細分的視角來看，《理想國》幾乎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著作，每門學科幾乎在裡面找到相應的論述，但總體來看，人們對《理想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哲學和倫理學三方面，因此，為了討論的方便，我把它們與前述三種結構對應起來：從升降結構來看，其主題是政治—哲學，因為關於政治與哲學的討論正處於對話錄最高潮部分。從平行結構來看，其主題是倫理—政治，因為關於倫理學與政治學的討論佔據了最多篇幅。從迴環結構來看，其主題又是倫理學，因為政治正義本來只是作為靈魂正義的佐證而引進來的。泰勒曾經說過，
“根據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觀點，在道德和政治直之間，除方便的區分外，沒有區別。公正的法則，對階層和城邦跟對個人是一樣的。不過我們必須補充說，這些法則首先是個人道德的法則，政治建立在倫理學上，而不是倫理學建立在政治上”。［32］
我把這種這種解釋方式我視為平行結構的方式：靈魂的正義需要從城邦的正義來理解，城邦的正義又需要服務於靈魂的正義。因為，希臘城邦的小社會形態註定倫理學與政治學密不可分，國破則家亡，家亡則人亡或降為奴隸，永世不得翻身。這種殘酷的政治現實在亞歷山大統一希臘之前時常可見，它使得個人幸福與城邦安定和繁榮密切相關。
因此，按照倫理學和政治學的關係來理解《理想國》似乎比較符合希臘社會的情況，但它至少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在希臘社會，倫理學與政治學有必然關係，但是在柏拉圖這裡則未必如此。因為柏拉圖對話錄的概念通常與希臘日常生活的概念格格不入。第二，倫理學以人性為基礎建立德性和善這一套做人的原則，這種原則一旦建立就會超脫那些以特定時空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因為柏拉圖的倫理學在後來羅馬帝國時代，乃至今天的國家時代也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這意味著它突破或超越了希臘的城邦政治形態。
二十世紀末，有學者主張《理想國》的主要論題是倫理學而且無關乎政治學，這種看法一方面表現為對現代人過分從歷史和政治來理解《理想國》的不滿和抵制，或者對現代人過分自信以至於將自己的需要和思想讀進柏拉圖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現為返回柏拉圖本身和藉助古人來重新理解柏拉圖和西方傳統，以便檢討西方現代危機或把柏拉圖從現代那希望五花八門的攻擊中挽救出來。［33］
我認為純粹政治的或倫理的解釋都不足以囊括《理想國》的多樣性，也不足以支撐整個論證的合理性。我們也許就可以更為公允地選擇平行結構的模式來理解《理想國》，即假定靈魂的德性和幸福與城邦的德性和繁榮具有平行關係。只要世界永久和平或者共產主義還沒有到來，我們就有理由假定人的生活與國家事務休慼相關：一個人、一個好公民或一個好人，除非被迫，否則總是願意將自己的幸福與國家聯絡起來，而不願意讓外國人來統治或者移居國外；反之，一個國家無論多麼的強大和繁榮，如果它不實行某種程度的正義，其公民是無論如何也難以獲得現實幸福的。
四、《理想國》翻譯說明
目前這個《理想國》中譯本從古希臘原文譯出，底本採用斯靈斯校勘本（S。 R。 Slings， 2003）。斯靈斯是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教授，柏拉圖研究和校勘專家，他這個校勘本是最新的版本，已經被列入“牛津古典文字”叢書，這足以說明其專業性和權威性。同時，我也參考學界盛行已久的亞當斯校勘本（James Adams， 1960），它豐富的腳註和解釋幫助我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圖原文。
斯靈斯校勘本出版後第二年，裡夫就以此為底本推出一個英譯本（C。 D。 C。 Reeve， 2004），該英譯本流暢易懂，導言詳細，腳註豐富，它是本書的主要參考譯本。本書還參考了布魯姆的英譯本（Allan Bloom， 1968），布魯姆自稱“忠實”柏拉圖，但是他的英語行文讀起來有點生硬，更適合專業讀者，不過，布魯姆譯本後面的疏解部分倒適合普通讀者，而且已經譯為中文作為單行本出版（參見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劉晨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格里菲斯的英譯本（Tom Griffith， 2000）立足於分析哲學方法，雖然改譯之處較多，但是它的概念和條理比較清楚，這也是本書的參考譯本之一。
在現有中譯本方面，本書重點參考郭斌和和張竹明譯本（1986），王揚譯本（2012），以及史毅仁譯本（未刊稿）。郭張譯本通行已久，甚得《理想國》精神要旨，但是這個譯本依據英譯本轉譯，在精準度上略有欠缺，而且由於年代已久未能及時跟進現有研究成果。王譯本可讀性、準確性和學術性都有大幅提升，而且王揚還出版了《漢譯辨正》（2003），但是在希臘語理解和漢語表達方面仍然有不少改進空間。史譯本是眾人合譯而成，參考大量注本譯本，內含豐富而有用的註釋，本書很多地方受益於這個譯本。其他中譯本，諸如吳獻書（1929），王曉朝（2003），龐曦春（2011），謝祖鈞（2013），顧壽觀（2018）的全譯本，以及朱光潛（1959）和王太慶（2004）的節譯本，我也曾經認真閱讀過，為我理解柏拉圖《理想國》提供莫大幫助。
我翻譯《理想國》堅持“信和達”兩個原則，並按照以下四個步驟完成。
第一步是“字對字”翻譯。將古希臘原文與中文對應起來，標出每個古希臘單詞的中文含義，儘可能用同一個中文詞語去翻譯同一個古希臘單詞，儘量保持古希臘語法的變格和變位，並根據上下文靈活翻譯一些小品詞。“字對字”翻譯是漢譯《理想國》的首創之舉，由於它是非常繁重的的幕後工作，因此國內外很少採取這個譯法，但是我認為“字對字”翻譯為譯文的準確性奠定堅實基礎，併為未來研究和理解取得突破性進展提供可能性。
第二步是“整句”翻譯。閱讀外語文獻難免會遇到這種情況，雖然每個單詞都認識，但是整個句子卻不知所云。因此，我的翻譯會根據上下文關係調整語序，補充省略，改變句式，引申詞義，甚至改變詞性，以彌補古希臘語與漢語在語法結構和表達習慣上的巨大鴻溝。另一方面，整句翻譯還體現出我對柏拉圖哲學的獨到理解，。
第三步是“通篇”翻譯。參考上述中英譯本校對全文。任何古典作品的翻譯都不可避免要參考現代譯本，因為很多單詞或句子都會由於年代久遠而被賦予不同意義。在爭議較大的地方，我會重返古希臘原文，反覆推敲各種譯法，最終選擇其中一種譯法或按照自己的理解來翻譯。
第四步是“註釋”和“校訂”。凡柏拉圖引用的著作，均查閱原文並標明出處，除非原文沒有流傳下來；凡專有名物首次出現時，除通行譯法外主要依據希臘語翻譯，譯名參照羅念生主編《古希臘語漢語詞典》的羅氏譯音表，但是附上英語譯法，並做簡要註解；凡重要哲學概念，主要參考已有譯法並結合個人理解來翻譯，對於個別有爭議之處則提供相關學術研究證據。
在這個譯本中，我將蘇格拉底的自述體改為對話體，便於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哲學對話的風格，同時根據句意做了簡單的分行處理。我採用了國際通用的斯特方碼，放在中括號裡面表示出來；另外一些原文省略或指代不明的地方也用中括號加以補足和說明。參考文獻僅限於翻譯和腳註過程中直接使用到的著作；索引部分依據中文概念排列，並標出希臘語單詞，便於使用者查閱。
［1］［英］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過程與實在》，楊富斌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頁。
［2］據說，阿提卡國王墨朗託斯，他們把自己的血統追溯到波塞冬那裡。梭倫的兄弟德洛庇德斯生克里提阿斯，克里提阿斯生卡萊斯克洛斯，卡萊斯克羅斯生克里提阿斯和格勞孔，格勞孔生卡爾米德斯和波託涅。參見，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3。1）。
［3］參見柏拉圖的《帕墨尼德》（126a-b）。
［4］參見柏拉圖的《卡爾彌德》（158a）。
［5］參見，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3。5-6）。
［6］Jul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3-77。
［7］參見，先剛，《柏拉圖的本原學說：基於未成文學說和對話錄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8］英語學界廣泛使用的兩部柏拉圖研究集幾乎不涉及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即Gail Fine（ed。）， Oxford Readings in Philosophy：Pla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Richard Kraut（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Richard Kraut說：“平心而論，目前只有少數學者相信柏拉圖的成文著作（written works）是一個謎，只有透過復原口頭學說（oral
doctrines）才能解決這個謎，並認為它們太重要以至於柏拉圖拒絕透過寫作來傳達”（頁24）。Christopher
Rowe也說，“如果誰聲稱不論及未成文學說就不能合適地理解著作文字，那麼我們只能回答，要是那樣的話，我會樂於設法解決任何總是帶有偏頗理解的東西”，見，Christopher
Rowe， Plato and the Art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73， n。1。
［9］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3。49-50）。
［10］劉小楓，甘陽，《“柏拉圖註疏集”出版說明》，2005年。
［11］參見，阿爾吉努斯，《柏拉圖學說指南》，何祥迪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12］施萊爾馬赫，《論柏拉圖對話》，黃瑞成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13］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6-47。
［14］關於現代解釋柏拉圖的兩個流派，主張發展派的學者有：Karl Friedrich Hermann，Lewis Campbell，Benjamin Jowett，M。A。 Grube，Henry Teloh，Terence Irwin，George Grote，W。K。C。 Guthrie，Leonard Brandwood，David Grene，Gregory Vlastos，Richard Kraut等；主張統一派的學者有：Friedrich Schleiermacher，Von Paul Friedlander，Paul Shorey，Charles H Kahn，Von Arnim，Julia Annas，Christopher Rowe等。
［15］參見Gerasimos Santas， The Blackwell Gurde to Plato’s Republic， Wiley-Blackwell， 2006， pp。2-10。
［16］參見柏拉圖的《蒂邁歐》（19d-20a）。據朗佩特和普蘭諾的考證，《理想國》的聽眾不僅有《蒂邁歐》這三位人物，還包括阿爾喀比亞德，見，朗佩特和普蘭諾，，收入《鴻蒙中的歌聲》，黃薇薇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3-127頁。
［17］參見柏拉圖的《巴門尼德》（126a），《申辯》（34a），《會飲》（172c）。
［18］參見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3。6）。
［19］色拉敘馬霍斯把他比喻為菲羅克忒忒斯，因為他跟別人摔跤被咬傷，而且蓬頭垢面，參見，亞里士多德，《修辭學》（1143a），收入《羅念生全集》（1），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07。
［20］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2， p。89。
［21］參見，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34。3），日知，力野譯，商務印書館，2009；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2，pp。102-103。
［22］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84。
［23］Plato， The Republic， tran。 by Allan Bloom， Basic Books， 1968， p。307。
［24］納特里希普（Nettleship）認為從第一卷轉向第二卷，我們就從對語言的邏輯分析轉向對人性的心理分析，從重視個人經驗轉向批判社會意見，從無知、傾聽、追問和反駁的蘇格拉底轉向新高階道德的蘇格拉底，見，Richard Lewis Nettleship， Lectures on the Republic of Plato，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1922， p。48。
［25］Nickolas Pappas， Plato and the Republic， Routledge， 2003， pp。27-29。帕帕斯認為把《理想國》劃分為十卷完全是武斷的，還認為第一卷作為序言完全與其餘部分相分離。
［26］施萊爾馬赫，《論柏拉圖對話》，黃瑞成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年，第284-285頁。
［27］Kimon Lycos， Plato on Justice and Power：
Reading Book I of Plato‘s Republic， Suny Press， 1987， p。2。呂科斯這樣的觀點受到主張發展論的帕帕斯的批評，後者認為如果第一卷的論證這麼有效，那麼其餘的九卷就毋需上演，而只是多餘的了，參見，Nickolas Pappas， “Book Reviews”，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100， No。3， 1991， pp。515—517。
［28］Stanley Rosen， Plato’s Republic： A Stud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52。
［29］Christopher Rowe， “The Republic in Plato’s
Political thought”， The Blackwell Guide to Plato‘s
Republic， Gerasimos Santas， Wiley-Blackwell， 2006， pp。7-24。
［30］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60。施特勞斯的高徒魯姆其譯疏《理想國》的前言中也說，“柏拉圖再創了他所見的本質世界。每個詞都有其位置和其意義，當一個人沒有把握解釋任何細節時，他可以知道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參見，Plato， The Republic， tran。 by Allan Bloom， Basic Books， 1968， p。xxii。
［31］參見，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121-125頁。
［32］A·E·泰勒，《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謝隨知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8頁。
［33］Julia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