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羨林
難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憶了嗎？
我不甘心承認這個事實，但又不能不承認。
我現在就是回憶多於前瞻。
過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師友，現在卻頻來入夢。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筆名冬芬。
在課堂上，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別，往往只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四個字。
意思自然是，我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
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絲毫不受約束，有絕對的寫作自由。
我就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願意寫的東西。
我從小學經過初中到高中前半，寫的都是文言文；
現在一旦改變，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適應。
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話舊小說，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遍了，自己動手寫白話文，頗為得心應手，彷彿從來就寫白話文似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
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來自舊文學，從莊子、孟子、史記，中間經過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給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靈感。
這些大家時代不同，風格迥異，但是卻又不少共同之處。
根據我的歸納，可以歸為三點：
第一，感情必須充沛真摯；
第二，遣詞造句必須簡練、優美、生動；
第三，整篇佈局必須緊湊、渾成。
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
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是至關重要。
後來讀了一些英國名家的散文，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
我有時甚至想到，寫文章應當像譜樂曲一樣，有一個主旋律，輔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後照應，左右輔助，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在統一中有錯綜複雜，關鍵在於有節奏。
總之，寫文章必須慘淡經營。
自古以來，確有一些文章如行雲流水，彷彿是信手拈來，毫無斧鑿痕跡。
但是那是長期慘淡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行雲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董秋芳先生］
我這些想法形成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並沒有清醒的意識。
它也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也沒有清醒的意識。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我在“隨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的作文。
感情真摯，自不待言。
在謀篇佈局方面卻沒有意識到有什麼特殊之處。
作文字發下來了，卻使我大吃一驚，董先生在作文字每一頁上面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註，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
我真是如撥雲霧見青天：“這真是我寫的作文嗎？”
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認。
“我為什麼沒有感到有什麼節奏呢？”
這也是事實，不容否認。
我的苦心孤詣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卻為董先生和盤托出。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
從那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所謂“心血來潮”，則立即拿起筆來，寫點什麼。
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積習難除，鍥而不捨。
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
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高中畢業以後，到北京來唸了四年大學，又回到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然後在歐洲呆了將近十一年，一九四六年才回到祖國。
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沒有同董秋芳老師透過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況。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會議上，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竟見到了董先生，看那樣子，他已垂垂老矣。
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也非常激動。
但是我平生有一個弱點：不善於表露自己的感情。
董先生看來也是如此。
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揣著一把火，表面上卻頗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還有一個弱點，我曾多次提到過，這就是，我不喜歡拜訪人。
這兩個弱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致命的後果：
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的關係，看上去有點若即若離了。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董先生退休了，離開北京回到了老家紹興。
這時候大概正處在十年浩劫期間，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顧不暇，沒有餘裕來想到董先生了。
又過一些時候，聽說董先生已經作古。
乍聽之下，心裡震動得非常劇烈。
一霎時，心中幾十年的回憶、內疚、苦痛，驀地抖動起來，我深自怨艾，痛悔不已。
然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
看來我只能抱恨終天了。
我雖然研究佛教，但是從來不相信什麼生死輪迴，再世轉生。
可是我現在真想相信一下。
我自己屈指計算了一下，我這一輩子基本上是一個善人，壞事幹過一點，但並不影響我的功德。
下一生，我不敢，也不奢望轉生為天老爺，但我定能託生為人，不至走入畜生道。
董先生當然能轉生為人，這不在話下。
等我們兩個隔世相遇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兩個弱點經過地獄的磨練已經克服得相當徹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訪他，做一個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這一些都是可能的嗎？
這不是幻想又是什麼呢？
“他生未卜此生休”。
我悵望青天，眼睛裡溢滿了淚水。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選自《憶往述懷》季羨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