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便已經出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方言（《抓壯丁》）、大眾文化的強勢興起，以及在消費市場的運作下，大量方言電影出現在了熒幕，甚至諸如管虎、甯浩等第六代導演更是將方言納入自我電影特色。本文便試透過分析《我和我的祖國》為何使用大量方言，來了解方言在電影中帶來的效用。
關鍵詞：
《我和我的祖國》方言方言電影作用
一、
方言與方言電影
方言俗稱地方話，是指只通行於一定的地域，且滿足特定地區社會的交際需要而使用的語言。如漢語中的贛方言、吳方言等等。而方言電影則是以方言為介質，展開人物對話、對白的影片。方言電影採取方言元素，往往表現出異於標準語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系統，以達到影視藝術效果和文化傳播作用，展現出地域文化以及鄉土社會語言的獨特美學。而《我和我的祖國》一劇分為七個片段，透過時間邏輯，大量使用方言，充分展示了不同地方話的特色，彰顯出民族文化底蘊，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方言電影。而該片導演陳凱歌、甯浩以及管虎等人更是作為方言電影拍攝之執牛耳者，以其獨特細膩的拍攝手法推動該方言電影內涵朝更深處發展。
二、
方言在電影中的使用（
主要的
七種方言）
1。蘇北方言（北方方言）：在《前夜》中，黃渤飾演天安門升旗臺設計師林治遠祖籍在廣東，出生於天津，所以節目組綜合兩者口音，選擇了蘇北方言，如在林治遠獨白中“曉得”、“三百（bǒ）二十七米”、“沒（mò）問題”以及“旗（qǔ）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林治遠的妻子在送飯過程中的臺詞也是採用的蘇北方言。
2。上海方言（吳方言）：在《相遇》中，導演透過情景再現1984年上海里弄的圖景，展示弄堂裡的爺叔阿姨透過“不（biǎo）要動”、“鼕鼕，是個好小孩（níng）”、“天線瓦特了”等滿是煙火氣又具親切感的上海方言展現出那時睦鄰友好，互幫互助的人情溫暖社會。同時小美的媽媽的語言體現她在受社群方言影響而帶上海口音的標準語，更是生動地還原了時代大背景。
3。粵語方言（粵方言）：在《迴歸》片段，鐘錶修理工從廣東逃港，以及其香港妻子的地方語均是粵語方言，夫妻之間的日常交流“吃（sei）飯了”、表露愛意的“一格（gā）都不差”以及體現時代特點的“有借有還”都給我們帶來了豐富的素材。
4。山東方言（北方方言）：在《迴歸》片段中除了粵語方言之外，升旗方隊帶隊領導的淄博口音同樣十分突出，一句“學（xuē）什麼”、“好好練，給你發個媳婦”、“我們”等等都展示出了極大的方言喜劇效果。
5。山西方言（北方方言）：護旗手朱一龍對領導的打趣迅速回復了一句山西太原話：“報告！我（é）倆也單著呢（niē）！”笑果同樣顯著。
6。四川方言（北方方言）：在《北京你好》中，耿直又執拗的川娃子透過短短兩個字“汶川”就讓滿場歡笑的觀眾安靜了下來，當他說“那是我老漢修的欄杆，我就是要摸一摸”更是讓觀眾潸然淚下，其中獨特的四川口音以及“老漢”等極具地域特色的方言詞彙，更是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
7。蒙古方言（北方方言）：《白晝流星》則採取了蒙古方言，演繹了蒙古地區的脫貧故事。劇中開頭便以“爹（dā）”的故事開頭，他們的爹“沒（mè）等到那天，就離開了家鄉”。之後更是以兩兄弟的方言視角與書記的普通話之間碰撞，碰撞出語言的激情。
三、
為什麼要大量使用方言
（一）
從時代背景出發:紀實性
1。
人物特點
“人是符號的動物”，而語言是人類創造的最完善的符號系統。透過語言，我們可以把握其身份、行業以及說話者的音高、音強以及心態等等，從而判斷出角色的性格特徵。同時人作為社會的人，也可以小見大，反映出社會心態的一角。
《我和我的祖國》採用七個片段組成一個系列故事，選取的角度也非常特別，一別以往大人物寫大故事的模式，而採取了小人物講述大背景的新模式。影片中的“我”是多重樣式的，是升降旗工程師，無聞奉獻的核科學家、痴等心上人的女子、追看奧運的汶川孩子也可以是幽默可掬計程車兵、期待新生的內蒙浪子等等。他們都不在具有超人正規化的宏大視角下敘述，而是向下看的平民正規化的微觀視角進行敘述。正式因此，方言成了最適合其身份特點的語言，也成為了他們身份的表徵。我們知道影片是按照時間的邏輯順序展開敘述的，影片中的方言成分是在不斷減少的，《前夜》、《相遇》和《迴歸》片段是以方言為主體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其中說標準語的人群在不斷增多，而方言佔比不斷減少，直到《北京你好》的一種方言和《護航》的純標準語。這反映出了中國推普工作的開展程序，普通話群體不斷擴大。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小美媽媽的語言是帶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話，這體現出了社會環境與文化對一個人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也從側面反映出方言對標準語的一個影響，標準語可以吸收方言的特點。
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以方言為日常語的人群越往後期越是處於社會底層或邊緣群體層次的人物。這也折射出該類人群在社會中的話語權。在《相遇》片段中，即將出國的小美媽媽，小美媽媽的日常用語雖然是帶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話，但已經是標準語的範疇了，而和里弄的同齡人依舊是用上海方言進行交流，形成一個內部自我交際的文化圈和文化系統。在《北京你好》和《白晝流星》中也有類似的反映。從汶川來的川娃子是來自於中國西部地區，該地區具有封閉和多元色彩，地區經濟落後，且少數民族眾多，推普及教育困難。這就不難理解川娃子在接受採訪時候沒有使用標準語，而採用了四川方言，而北京所處環境盡皆標準語，對比突出反映所在地區地域邊緣化的特徵。而另一片段中兄弟兩個是內蒙遺子，家境貧寒，兩件衣服裡內換穿，是名副其實的社會底層民眾，採用方言更容易表述其所處社會境況。而提攜他們的書記、給他們天啟的航天員，記者卻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這實質上為我們展示出了一組標準語和方言之間的矛盾，在劇末原本佔主要戲份的方言反而居於次要地位，普通話上升到主要地位，這已經摺射出經濟優越所帶來的語言權力。但從另一方面而言，《我和我的祖國》大量使用方言，方言與標準語的碰撞，或也體現中國廣大地區經濟、教育差距，以及貧困地區人民脫貧願望與內心奮鬥，表現出各地域人群，各民族人群向中心、向上走的願望。
最後我們不難發現電影中的小人物多是由社會主流觀念催生出來的產物，社會生活是方言表演的土壤，影片價值導向反映社會訴求。縱觀電影，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以小人物的身份參與到大事件的構建當中去，並且最後都獲得了相應的表現力。而這樣的小人物應當是具備正常人的特點之外，還應該透過某些元素去表現其特質，方言成了最佳元素載體，例如語言上帶來的陌生和形象上帶來的向上。多種方言象徵著多類地域，這符合《我和我的祖國》的拍攝目的，透過小人物的故事去連結中國社會龐大的基礎群體，從而激發、滿足群體對於自我社會價值的主體認知。這符合了社會群體的主流觀念，即透過即得話語權去構建一個理想的、向上奉獻的國家人民形象，流露出社會人群對個體價值的迫切認證。
2。
特定背景
《我和我的祖國》是作為建國七十週年的獻歲片而搬上了影院的熒幕。而影片截取了七十年來七個中國重大時刻，七個不斷上升的節點：開國大典、原子彈試爆成功、女排奪冠、香港迴歸、舉辦奧運盛事、載人航天成功、兩次大閱兵，為我們展示了復興與崛起的歷史脈絡。誠然，我們也可以擇選大人物對歷史進行標準式的重複，但這樣的演繹公眾早已司空見慣，反而失去了賀歲的效果。因此在既定的歷史框架下，從領導者的視角轉向經歷者的視角頗具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採用方言則使方言表演的演繹效果更佳。我們透過關注電影方言區的分佈，從“北京—上海—香港—四川—蒙古”，我們能從時空中去分析、得出諸多歷史背景。例如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標準語未確定，整個影劇除了主角使用的蘇北方言，亦夾雜了其他方言，這反映了那時候戰爭頻發，人口流動性大，方言交雜的現實特點。這點和《相遇》中所展示的不同，那時候戶籍制度還十分嚴格，人口流動性小，社群相對封閉，所以除了以小美媽媽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和以多多、小美為代表的在學校接受普通話教育的學生，其他人群基本說的是單一的上海方言。這提高了影片的紀實性。就語言整體而言，方言作為民族性文化符號 的一部分，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符號的一部分，展示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的特點。影片透過大量使用方言，不僅可以展示中華文化的多樣性，還可以透過對方言文化進行重新解構，提升觀影感受，使觀眾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新的理解，推動民族性的統一，更是展現出中國人性的美好，以及全民族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歷史主題，進一步講好中國新故事的歷史期望。
（二）從觀眾心理出發
1。
陌生性：標準語與方言之間的互文
“陌生化”是俄國形式主義的核心概念之一，什克洛夫斯認為，藝術的技巧就是使物件陌生化，而藝術陌生化的前提則是語言的陌生化，透過語言的扭曲和變形，增加審美快感。由於標準語和方言之間，存在著語音系統、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上的明顯差異。而資料統計，一方面中國電影院線48條，銀幕60079塊基本分佈在縣級及以上行政區域，另一方面隨著推普工作的加強，學校教育的深入，青年群體主要以標準語為主要交流語言，電影觀眾們習慣於標準語的日常交流。我們不難發現，《我和我的祖國》中選取的方言多是屬於北方方言片區，而我們的標準語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為語法典範的。所以大部分觀眾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會有明顯的熟悉感，但由於方言內部分化，在語音上又有極大的差異性。所以觀影過程中，觀眾透過標準語與方言之間的互文性，以普通話為材料橋樑可以非常清晰地體會到不同地域之間帶來的文化，如《白晝流星》所展示的少數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又不至於由於語言差距過大，難以理解影片內涵。這種方言帶來的陌生性極大地刺激了觀眾的觀感體驗，帶來新的審美體驗。
2。
同置性：地域性、民俗性、親和性
方言作為區域性的語言，也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是地域文化的表徵。最先引起共鳴的觀眾便是電影中母語方言區的群體，對於同鄉觀眾而言，影片中出現的方言便是母音和鄉音，具有非常大的親和性，從而把自我代入其中，產生“同置”性，有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在鄉人透過方言感受到家鄉文化的魅力，產生滿足感和自豪感，而身處他鄉的異鄉人則在此基礎之上受到新一輪的感召，追問、尋根，從而推動新一輪地域文化的發展。《我和我的祖國》在方言的大量運用上，勢必激勵新一批僑胞、異鄉人尋根問祖，以及鄉人們對本土文化的深挖，促進新一輪的地方文化的繁榮發展。而影片中標準語和方言的交織運用則更體現中國文化主體性與多樣性的統一。
3。
喜劇性
方言電影尤其強調生活化創作，透過方言對電影進行戲劇化處理，運用生活方言中常出現的詈語與俚語，營造一種深人社會的、感同身受的內心體驗和輕鬆愉悅的觀影感受，而不是以浮誇刻意的戲劇效果取悅觀眾，以“扮醜”的方式暴露現實的缺點甚至汙點。如《迴歸》篇中，軍隊領導“好好練，給你發個媳婦”和護旗手“鵝倆也單著捏之間”的打趣，不僅體現了軍官之間和睦相處的關係，一改人們腦海中固有的嚴肅的軍隊形象，更是在如此嚴肅的場景中增添了方言的詼諧，讓觀眾在緊張之餘，忍俊不禁，舒一口氣。這種迴轉式電影拍攝手法，令角色的血肉情感更加豐滿充盈。而從影片帶來的實際效果來說，現實生活中，人們飽受生活壓力，想從電影中獲得輕鬆、娛樂的感受，方言便成了影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4。
語言認同與文化認同
“認同”是與“身份”“同一性”等概念密切相關的。《我和我的祖國》在語言上，大量使用方言了，這將是電影透過角色之間的對話，劇情的流動去和觀眾對話。中國是人口流動大國，大量的流動人口異居他鄉，諸如《迴歸》中因現實所迫逃港的鐘表修理工以及被長期割據的香港居民，在語言的感召下，或將引起更多類似人群的迴歸。而《我和我的祖國》影片中標準語和方言的使用，更是體現了我國雙語雙方言的基本現象。這將進一步推動不同區域人群之間語言文化的熟悉與交流，而在這一過程中，也將引起新一輪的價值認同，推動了他者認同，從而使異鄉人能更好地融入異地社群，由城市邊緣趨向城市中心，從堅持單一認同走向雙重認同和雙母語的轉變，成為一個完全的城市公民。這有利於城鄉之間文化的認同和城市和諧，推動國家現代化程序和民族的整體融合，在語言認同的基礎上構建了認同，這也符合語言認同的構建機制中的規劃性認同。反向推動語言忠誠的發張，語言忠誠是當自己語言（第一語言或家庭語言）的地位或傳承受到威脅時，言語社會成員為維持他們語言所做出的努力。對語言認同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語言忠誠是文化認同的內容之一，是文化忠誠的表徵之一，也是雙語現象產生的動能之一。語言忠誠也是民族認同的充分條件。文化認同（culturalidentity）是一種群體文化認同的感覺，是一種個體被群體的文化影響的感覺，是本國人民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所以《我和我的祖國》作為中國電影的一個亮點勢必成為推動我國多民族文化大融合，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典範。
四、方言電影冷思考
（一）
雙語雙方言
的現實
雙語是指個人或語言（方言）集團成員，在家庭言語影響下說兩種話，或者透過正規教育掌握一門外國語或外族語的現象。雙方言現象也叫雙言制，是指個人或方言集團使用兩種方言的現象。這在伴隨我國新中國成立後，長時間下來形成得一種非常典型的現象。一方面，新中國確立了標準與的規範和大力推廣普通話，並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掃盲運動，原本僅僅掌握了地方話的農民以及各階層人民，在教育的帶動下，開始學習了普通話，即外族語。這種想象尤其是出生在新中國建成後的新生兒上更為明顯，一方面新生兒在社群長大，最早接觸並習得社群語言即方言，而後在入學教育後，由於國家統一規定教育官方語言為標準語，學生便在教育中掌握了英語和普通話，所以雙語雙方言的現象在中國非常普遍。而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下，流動人口不斷擴大，各地域人口交流帶去了新的方言文化，也推動了流動人口方言的習得，如前往珠三角地區的務工人員除本土語外，還因地域交流和工作需要習得粵語。這一點在《我和我的祖國》中也有很明顯的體現，鼕鼕在和父親交流時，採用的是家鄉話，而在與社群、學校的交流過程中，是採用的標準語，這兩種語言的轉化不僅標識了鼕鼕內心對周圍人群的定位，更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雙語雙方言現象。
（二）
《我和我的祖國》電影問題
1。
導演對地域文化的濫用（採取的方言未達到表演預期效果）
《我和我的祖國》中的一些片段也存在著對方言文化不合理使用的現象。如片段《前夜》中黃渤飾演的林治遠作為廣東潮陽人，出生於天津，但我們能猜想兩地對他的語音影響之大。廣東潮陽屬於粵語區，天津屬於北方方言區（冀魯方言）而電影採用的是以南京話為代表的蘇北方言（江淮方言）。雖然這可能是導演為了擬合兩者方言的效果而採用的蘇北方言，但由於方言本身是獨特的，但這非常容易引起方言區觀眾的語言反感，反而適得其反。
2。
“山寨”方言效果不佳
一方面是演員與劇本的限制，完全地道的方言基本不可能實現。我們要知道語言之間是有語體轉化系統的，一個演員在影視製作過程中採用本土語言參與，演員代入感強，可較容易達到影視效果預期。但事實上，演員是需要根據電影劇本學習方言，學習方言發音，自然增加了電影拍攝的難度與成本，更危險的是變異的方言使觀眾感覺到不自然。以《北京你好》為例，我們知道小男孩是作為汶川地震的遺孤前往北京圓夢，但是其扮演者卻是重慶人，在電影拍攝過程中採用了重慶方言，雖都屬於西南官話的範疇，但是其語音系統亦相差甚大。據瞭解，汶川當地人在觀影中聽到重慶話瞬間出戲，心理上出現了牴觸現象，好在劇情應景激情，否則真不知該走還是該留。
另一方面劇本也阻礙了語音特徵的呈現。《我和我的祖國》並不能完全地道地還原地方方言的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觀影快感，產生違和感。許多口語化的詞，並無對應的書面語，因而產生了字幕音譯的現象。這影響了其他方言區人們的接受程度，從而縮小了觀眾範圍。選取什麼樣的方言才能滿足受眾新鮮感的基礎上讓更多的觀眾接受它，是方言問題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我和我的祖國》採取了多種方言，削弱了這方面的不足，觀眾基礎相對龐大，進一步提高了影片的經濟效益和文化傳播影響力。
五、結語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特定背景視角下的方言電影，透過小人物闡釋大背景，運用蒙太奇手法將七個故事片段以時間順序加以串聯。從電影使用方言的角度來看，《我和我的祖國》主體上採用了七種方言，方言與普通話並存，折射出當下社會的開放性，反映出不同地區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的動態過程。同時採用方言，從時代紀實性出發，在人物特點上，描繪了我國人民為祖國復興與崛起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不同時代人民向上走的生動形象，而在特點背景展出，則體現了我國當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現實，最大程度展現出祖國的發展歷程，向人民講好奮鬥故事，向世界講好中國精神。從受眾人群出發，在《我和我的祖國》影片中，方言表演為影片帶來了地域性、民俗性、陌生性、同置性和喜劇性特點，能夠有機運用方言表演的電影不僅會增強影片的喜劇效果，也將推動該方言成為一種時尚文化，引導大眾對地方文化（語言）加以關注和挖掘。但方言畢竟是長期在某一地區、小範圍內使用的日常語言，它在藝術創作中存在一定的侷限性。但是如果不能運用好方言的特性，演員無法駕馭方言，濫用方言文化，又會使電影出現齣戲效果。只要是適合使用方言的角色、故事和演員，方言表演將為電影帶來更親切、更立體的視聽效果。所以我們能以《我和我的祖國》為藍本充分認識到方言電影的作用與侷限，從而為新一輪方言電影講好中國故事提供方向、借鑑。
參考文獻
韓鴻《方言影視的文化解析》，《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年1期。
《中國語言政策研究報告》（2018）
陳恩泉《雙語雙方言問題研究》
汪靜茹語言學視域下電影“方言熱”的冷思考
周傳皓電影中的方言表演_尤以黃渤_王寶強為例
楊澤林地域文化視角下的電影方言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