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劍被賦予了神聖的文化，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自古以來，劍被渲染的出神入化。歷史上，史書對劍的著墨，遠勝其他兵器，劍成了一種文化現象。
儘管劍的實用價值和顯赫的軍事地位，只存在於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初期，但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影響力卻從未削弱，尚劍之風發展為以“劍’夕代“武”，人們常常以“劍”作為習武的象徵。後來與俠文化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劍文化。
1。帝王把劍作為自己權力和地位的象徵物
劍是神聖的，中國古代帝王均備寶劍。《刀劍錄》載：“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己，採北抵銅，鑄兩劍，各長三尺二寸”，然後“令李斯做小篆‘定秦’兩字，分別埋於阿房宮的閣下和觀臺下”。
在古代，寶劍並不多見，所以一旦發現自然歸屬於有權勢和地位的君王。《兵略篆聞》有：時人孫炎隱居谷中，有人“以一寶劍奉炎，炎以為劍當獻天子，斬不順者，我人臣不可私受”這裡名劍理所當然屬於君王的觀念，顯然是受等級禮儀思想的束縛。統治者得到寶劍意味著君權神授王莽造“神劍”，“練五色石為之，銘曰神勝萬里伏”，諸如此類，都表明劍是古代帝王自視一統天下乃受命於天的神聖象徵。魏齊王芳在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於此，尋為司馬氏所廢”這種學說其實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都未絕跡，劍便與帝王之間，與江山社櫻之間產生了特殊關係，並經常扮演著預言王朝興亡，天下治亂資訊的角色。
寶劍代表了君王的權威、威儀和力量。能在特定的時候作為君王代表或權力的象徵。周昭王“鑄五劍，各投五嶽”：漢武帝“鑄八劍”、“五嶽皆埋之”，都有替代君王鎮守四方的用意。《三方圖會》錄有“惟皇寶之，優而弗玩”，說明寶劍為皇家專有。“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自玉璽，高帝斬自蛇劍”：李自詩亦有“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這些足以證明作為這種象徵，劍又代代相傳。
2。佩劍之風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度盛行
古代佩劍具有明顯的等級觀念，隨著劍在戰場上作用的減弱，佩劍之風的流行，等級之分也更加明顯。據考證，早在西周末春秋初，就有佩劍之風“簡公六年，令使初帶劍”1973年在長沙城東南彈子庫的戰國楚墓中發現了稀有的藝術珍品—人物御龍帛畫，帛畫長37。Scm。寬28cm，畫面中心人物神情瀟灑自若，身材修長，高冠長袍，腰間佩帶長劍，威武而高雅。當時的佩劍，其功用主要是防身自衛和便於舞練。
劉邦建漢後，“自天子以至百官，無不佩劍”。在當時劍不僅可以防身自衛，而且也是一種禮儀制度，用來表示人的英雄氣概。佩劍是有要求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說：“劍在左，刀在右：劍在左，青龍象也”
漢後“唯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赤用蚌、金銀、，帽為雕飾”。以目劍代替鐵劍來佩飾，只能是顯示沿襲前朝之俗和做等級鑑別之用，與防禦無關。佩鐵劍的目的十分明確，即防身迎敵之器用。在《隋書·禮儀志》所記載的輿服制度中，按官品的高低作出各種不同的佩劍規定“一品，玉器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品、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己下，通直郎己上，陪位則象劍。帶直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一品及散郡公，開國公侯伯，皆雙劍二品、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號侯，皆只佩，緩亦如此”從佩劍看，等級也是分明的不諳劍術的人，為了炫耀等級，往往也要佩劍。
3。武當尚劍（劍是道家降妖除魔的法器）
劍器在武當道內原是做法事、搞慶典等必備之器物。武當劍器原本是以桃木劍為假借，以特定的環境為道場，以具有較高智慧的修真高道為主導，開展所謂“降妖驅邪”，以“安其身”或以“定其所”的道教活動時使用的器具。後又演化為道徒拜別師父時，師父將拂塵、紅絞及劍贈與徒弟作為告誡和醒示物三尺青鋒寶劍斬斷情線塵緣。道徒一旦被俗事所戀，難以割捨，當想起師父所贈的三尺寶劍，當機立斷，揮斬塵緣，一心向道，神定心安。所以武當道內，劍是“斬妖驅魔”的利器，是正義的象徵。修煉之時，“驅心魔”是裡，有形劍為表，由表及裡，表裡如一，軀舞劍揮，自然一體在武當道教眼裡，劍成了降妖除魔的法器，因此尚劍成了武當必不可少的信仰。
道教武當山，首先是尚劍，“武當有淵源，寶劍值千金”據宋代《玄天上帝啟聖錄》記載：玄天真帝君越海東遊時，豐乾大天帝賜給他一把“黑馳裘角斷魔雄劍”，令他佩此劍居山修煉，收斬妖魔。玄天真武帝君幾經歷險，後到武當山下，果見山藏誰沒，於是入山渡澗，擇地隱居內修。據傳到元末明初，武當拳祖師張三丰集“黑馳裘角斷魔雄劍”之特點，取山中鐵英鑄劍，並以山下龍泉之水淬劍，取亮石磨劍，歷經數年鑄成“武當龍門”古劍。寶劍上的七顆金星，若碰到妖魔就會化作萬道霞光，以鎮邪惡，故稱為“七星寶劍”。
張三丰在《熔神鑄劍》一詩中寫到“師傳鑄作青蛇法，坤鼎乾爐鍛鍊成。非鐵金生殺氣，無形無影自通靈。掣來匣外乾坤窄，收入胸中芥子生。萬兩黃金無覓處，隱然身畔斬妖精”。可見，武當劍在鑄造之初就與站要鎮邪相聯絡。以致後來遼寧北鎮人宋唯一在《武當丹派劍士》中稱：“武當劍術乃洞玄真人張三丰受真武之大法，原為護道降魔起見。嗣後，祖師立成九派，分為三乘。上乘堰月神術，即字柱、極三字之派也：中乘乃匕首飛術，即符、鑑、匕三字之派也：下乘乃長劍舞術，即釜、籌、丹三字之派也。”其中“降魔”、“堰月神術”、“匕首飛術”等都沒有脫離武當劍避邪驅鬼的初衷。
4。劍被文人視為氣質和性格的標誌
自古以來文人墨客與劍就有不解之緣，表現在他們的行動中，寫在文學作品中。儒門鼻祖孔子做主持修訂的《六藝》，專門記述了臺子羽提劍斬蛟的故事。世稱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人精通“武藝”“子路戎服見孔子仗劍而舞”，“勇武而精於劍術”。宋朝著名的詩人陸游“十年學劍勇成癖”，“少攜一劍行天下”。
愛國詩人辛棄疾“劍指三秦”的劍韜武略，至今仍激勵著仁人志士的報國之心。因為劍形直而光榮，當然更因為劍的美好而神聖，在文人詩歌中，往往被用來比喻剛正不阿的道德情操。劍的殺伐功能，便指向了與賢良勢不兩立的大臣們。諸如：“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贈君，誰有不平事”（賈島《劍客》）王維的“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動百萬師”、王健的“輪劍直衝生馬隊，寸由旗旋踏死人堆”等，都是由劍的神秘所在，又追同到現實人世間。
根據多方考察，在文人的詩句中，劍具有多種象徵，囑咐友誼、自由、浪漫、修身、神聖等，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大大超出了劍本身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