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社交媒體，俄烏戰爭正在變得前所未有地具體：刷屏的文字訊息、富有衝擊力的圖片影像和戰爭直播，彷彿人人都在戰場，而真正的戰場卻在別處。
微博熱搜、微信朋友圈、新聞push、短影片平臺、ins上的圖片……每天都有爆炸數量的訊息在漫天飛舞，讓人不知道究竟要相信哪種說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責任教授陳力丹認為，現在是新聞最多的時代，也是新聞最差的時代。人人都可以釋出新聞，但事實的真相反而難以辨別了。
是什麼讓人產生了製造謠言、假訊息、甚至假新聞的衝動？為什麼這些被構建出來的故事那麼容易被傳播？究竟要如何鑑別什麼是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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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謠言與流言
並非所有新聞都涉及如此重大或直接相關的事件。即使是在17世紀第一份週報出版之前，那些願意花錢的人就可以獲得大量的新聞了，他們甚至只是為了跟上市集廣場上的談話。對於笛福而言，這種豐裕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巨大奇蹟。而其他人卻深感不安。
在如此大的資訊漩渦中，一個人如何提取出真正重要的資訊？一個人如何從噪聲中分辨出真相？
那些關注新聞的人不得不自創一套方法，在大量的謠言、誇張和屏息分享的秘密中，建構一個關於真相的合理版本。
首先，他們會排除純個人和純地方的資訊。
我們的前人無疑很樂於聽家族、鄰居和朋友中那些充滿野心、陰謀和不幸的故事。誰要嫁給誰了，哪個商人或手藝人面臨破產，誰因為與僕人或學徒的私通而名聲受損。1561年，一個來自德意志南部梅明根市的市民，很不明智地決定要徹查到底是誰造謠說他女兒為隱瞞意外懷孕而離開了本地，有五十個市民都能夠非常明確地回憶起他們最初是如何聽到這一有趣的流言的。
然而，無論人們如何熱切地分享和傳播這種謠言，他們一般不會認為這種閒話就是新聞。當問起朋友、生意合夥人或者鄰居“有什麼新聞？”時，他們意指的都是大事件，比如說，法庭上的進展、戰爭、戰役、瘟疫或者大人物下臺。這才是他們在通訊或者談話中 會去分享的新聞，正是這種新聞為最早的時事商業市場提供了燃料。
我們偶爾能透過日記或者家族紀事瞭解到早期的新聞讀者權衡和評價這些新聞報道的過程。赫爾曼·魏因斯貝格就是其中之一，他16世紀晚期生活在德意志的大城市科隆，可以說是一個古怪之人。直到他去世以後，他的家人才驚愕地發現，他對他們的生活和時代 做了非常全面的記錄，包括他們的所有活動。魏因斯貝格生活安逸，靠繼承的財產收租過活，對同時代的大事有著很緊密的關注。由於他並不屬於城市的精英圈層，他不得不依賴朋友或者從自己買的小冊子中獲取資訊。幸運的是，像科隆這樣的新聞中心到處都是資訊，但不是所有的來源都具有可信度。
魏因斯貝格的技能就是權衡相互衝突的報道，並且識別“一般觀點”或者共識，這個過程與城市的執政官和歐洲王室處理資訊的方式不謀而合。然而有時候，準確地識別事務的真實狀態也不可能。1585年，德意志西部城市諾伊斯的邊陲小鎮被新教大主教格哈德·馮·特魯克澤斯用武力佔領，魏因斯貝格聽說了不下十二個不同的報道稱大主教計程車兵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偷偷溜進了城。他採訪了講述各自見聞的目擊者。市議會不斷地派遣信使去調查發生了什麼，但都被拒於城門外。魏因斯貝格最終得出結論，真正的事實可能永遠都不會為人所知：“每個人所說的和所知道的，都不可能超出他在當時當地的所見所聞。但如果他是從別人那裡聽說的，故事就可能是假的；他就不可能真正地知道。”
新聞報道的指數級增長並沒有必然地使事情變得簡單 ；很多人反而覺得事情變得更糟了。
事實上，對傳統的知情者而言，新聞的產業化，新聞業（交易新聞以獲利）的誕生，預示著傳統意義上新聞被查證的整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報道的可信度與講述者的信譽緊密關聯——的動搖。在急速擴張的大眾市場，新聞傳播者人格的正直這關鍵的一環被打破了。
應該給予新聞報道多大程度的信任的問題自然與新聞本身一樣古老。
中世紀社會的統治者們基於此進行所有計算，權衡其掌握的有限和不完整的資訊來源的價值。不過至少在更早的幾代人那裡，這些問題就已經得到了相對明確的界定：一個信使有多少可信度？他是否為利益相關者？謠言佔多大比重？在新聞接受者證實其所得訊息之前，有必要再三考慮信使的信用，他可能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下屬，一個訊息靈通的信源，曾提供過有價值的資訊，或者是一個保證交易公正的正直的通訊員。新聞以信任和榮譽為基礎，而信任和榮譽在原則上支撐著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之間的所有關係。
商業新聞市場的誕生嚴重破壞了這種相對親密的新聞交流圈。新聞市場的傳播超出了那些因職業所需而要獲取資訊的人，將新的、更天真和缺乏經驗的消費者也囊括進來。小冊子出版和第一代報紙的增多與一系列複雜的國際衝突同時發生，這些衝突產生了大批分散的讀者，他們渴望得到最新的情報。不可避免的是，這種對新聞的新渴望和滿足渴望的商業壓力導致了許多無法被證實的報道，甚至一些徹頭徹尾的虛構事件的出現。1624年，年輕的劇作家詹姆斯·雪利尖銳地諷刺了那些從未上過戰場的人編造戰爭故事的交易：“他們一個小時就可以給你寫一場在歐洲任何地方爆發的戰鬥，而事實上從未離開酒館一步。”雪利暗示道，只要能賺錢，報紙就會刊登這些東西。
他的評價並不完全公平。雪利的觀察是在三十年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做出的，這是一個對新聞報道來說關鍵卻又困難的時代。歐洲各地的人們都迫切需要最新的情報。但是，正如我們所見，戰爭造成的破壞嚴重損壞了資訊流通渠道。不同派別的期望和恐懼使資訊更加扭曲。英國內戰期間出現的新一代連載刊物在國內報道方面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正如1644年英國《王國每週情報員》的編輯威廉·科林斯不耐煩地承認的那樣：“假裝掌握了真理的人從未比這個時代多，真正獲得了真理的人也從未比這個時代少。”
正如以上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新聞工作者非常清楚他們在尋獲真實報道時所面臨的困難。托馬斯·蓋恩斯福德就是其中一位，他在自己的專欄敦促讀者要更加耐心：如果沒有新聞，則不能出版。新聞工作者不希望被強迫釋出那些被證明為虛假的資訊，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生計依賴於可靠的聲譽。1631年，布賴滕費爾德戰役之後，威廉·瓦茨報道了天主教將軍蒂利的死訊，他完全慌了陣腳，即使出現了與之相反的報道，也仍然堅持這一說法。不過，我們能感受到他的推理確實反映出他在平衡矛盾資訊方面所做的謹慎嘗試。只是他在這條新聞上猜錯了：
中立的讀者們，我們（在上一期通報的正面）向你們承諾了蒂利閣下的死亡或監禁，現在我們履行了：儘管安特衛普流傳的最新訊息與之完全相反，但你們可以權衡兩者，在此基礎上相信。我們只向所有的反駁者提出一個問題，請告訴我們蒂利和他募集的強大軍隊的所在之處，如此我們就都願意信奉天主教了。
事實上，很少有新聞工作者會擔未經證實的謠言的風險
（而且沒有證據表明瓦茨兌現了他成為天主教徒的承諾）。總的來說，17世紀的報紙更注重謹慎行事而非冒險。許多新聞工作者在外國新聞尚未得到證實時會煞費苦心地指出來。蓋恩斯福德的審慎準則可以代表許多人：“我寧願在沒有十足把握的情況下把真實訊息僅僅寫作傳聞，也不願把過後被證明為假的訊息寫作真的。”
這種專業精神很少受到那些批評新聞工作者的人的稱讚。必須說，對報紙的批評大多來自於現有的新聞交流圈的特權成員，比如詹姆斯·雪利，以及手抄新聞服務的經營者，強調自身新聞來源的優勢有助於為他們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對報紙及其讀者的嘲笑也反映了社會對這些新興消費者的蔑視。這一點在倫敦的劇場舞臺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劇作家們經常把報紙當作笑柄。由於其名字不可避免地帶有雙關的特徵，不幸的納撒尼爾·巴特所受到的嘲笑最多。在《一盤棋》中，托馬斯·米德爾頓充分利用了巴特，大概是因為他知道對於他的觀眾來說，巴特代表著新聞的公共形象。亞伯拉罕·霍蘭用一組令人難忘的對句總結了對新聞工作者的更全面的抨擊 ：
每週都能夠看到黃油（巴特）
被塗在每間郵局和教堂的門上！
對新聞工作者的嘲諷主要來自本·瓊森，他是第一個使報紙媒體成為其戲劇《主要新聞》的主題的人。他抨擊的目標既有新聞工作者又有輕信新聞的消費者，就如同瓊森所想象的那個鄉下女人，她闖入新聞辦公室，想要得到“任何，哪怕是隻有少許價值的新聞”。瓊森暗示說，這樣的傻瓜很容易被操縱。他的批評很可能是大錯特錯的。雖然從原則上講，對於很多收入非常有限的人來說，單期的新聞連載刊物是完全負擔得起的，但這些人並不是新聞連載刊物的典型消費者。新聞工作者將他們的產品瞄準了訂閱市場，而訂閱新聞服務的使用者可能是更富有（每月一先令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更老練的讀者——這樣的讀者才能理解當時報紙那種晦澀的、斷斷續續的報道風格。
我們還應該記住，這些對報紙持懷疑態度的評論者們通常另有目的，倫敦劇作家也不例外。報紙在某種程度上威脅到了劇院在當時新聞評論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瓊森是老牌媒體的代表，享有特權人士獲得資訊和私下八卦的機會。他已經熟練掌握了劇院對當代新聞事件的調侃，以滿足見多識廣的客戶。他也不贊同報紙的社論路線：他不支援干預三十年戰爭的政策。他對報紙的政治角色感到不滿，因為其透過提高人們對於國外新教徒困境的認識，給不情願干預的國王施加了壓力。
因此，瓊森和許多老牌媒體的代表一樣，永遠不太可能給報紙一個公正的申訴機會。即便如此，他的批評確實反映出當時對連載形式本身的一種更廣泛的不滿，這種不滿事出有因。在此之前， 小冊子一直是新聞傳播的標準印刷形式。儘管新聞小冊子和連載刊物有許多相似點（連載刊物在形式上是以小冊子為藍本的），但它們與潛在讀者的關係卻完全不同。非連載的小冊子是一種非常有優勢的資訊傳播渠道。因為它們只在有重大事件需要被宣傳的時候才會出現，所以不必處理那些不確定或未解決的問題：它們是在事件發生後出版的。總的來說，小冊子有更多的版面（平均文字量是早期報紙的四倍）去報道單一的問題，而不像報紙那樣是狂亂的大雜燴。因為非連載小冊子是一次性出版物，所以它們不會假定讀者具有先備知識，而是花時間來解釋事件的背景和後果。小冊子中記載的新聞事件往往可以使讀者保留一段時間的興趣。很多小冊子在事件發生很久之後才會出版或重印。它們不需要匆忙生產，而是預留了進行思考和判斷的時間。
連載的新聞刊物總是更加忙亂。它們所描述的都是那些仍在發展、尚未被全部瞭解的事件。它們被迫報道了很多在當時看來是不詳預兆的資訊，而這些資訊在現在看來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新聞工作者的主要編輯任務是從一大堆資訊中挑選出要刊印的新聞線索，但他們並不特別具有做出這樣的判斷的資格。這通常只是忙碌的印刷廠內眾多工中的其中一個。一期刊物剛發行，新聞通訊員們就開始為下一期收集稿件。連載刊物幾乎沒有留下多少思考和解釋的空間，即使報紙所採用的風格（繼承自手抄新聞信札）允許這樣做，它也並未實現。
新聞小冊子可以採用一種非常不同的方法。大多數小冊子只會在圍攻或戰役結束時才會出版，那時戰爭的結果已見分曉（這是週刊所不具有的奢侈條件）。在一本小冊子中，可以透過對事實進行梳理，使之朝著這一已知的結果發展。對於那些想要理解亂世的人來說，這似乎是一種更符合邏輯的新聞報道形式。小冊子也為博學而優美的寫作、承諾式和宣傳式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因此，除了職業競爭之外，很多人視報紙為一種時尚和新聞出版的倒退，是有充分理由的。但當本·瓊森把矛頭對準那些天真的讀者時，他不需要擔心，因為這些人幾乎不是目標受眾：這些新興消費者更有可能購買一本可以就某一主題給予他們完整認識的小冊子。閱讀單獨一期的報紙總像走進一個裡面談話進行到一半的房間，很難接過話頭，報紙那簡潔的事實性風格也沒有多大幫助。這並不是人們想要的閱讀或收集資訊的方式：大多數報紙刊物都被安全地交到了那些會定期關注新聞事件的更老練的讀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