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3·12植樹節到了~
魯迅於近一百年前的1924年1月，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演講裡，提出了他對青年的期待：要做“培養天才的泥土”。這頗有些令人意外：像北師大附中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而且年輕人總是心懷雄心的。那麼，魯迅為什麼提出讓大家都做做泥土？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錢理群教授在新作《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中的相關文章。他在文中講到，魯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是期望年輕人既要有高遠的理想，所謂“不想做將軍的兵絕不是好兵”，也要以一個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情的精神。
錢理群 文
本文原刊於《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
導讀
《未有天才之前》
魯迅於近一百年前的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演講裡，提出了他對青年的期待：要做“培養天才的泥土”。這頗有些出人意外：北師大附中這類學校本來就是培養未來的“天才”（精英）的，而且年輕人總是心懷雄心大志，“不想當將軍的絕不是好兵”嘛。但魯迅也自有理由：
一、“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
二、“（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
這是能夠顯示魯迅的歷史觀、人才觀的：他總是著眼於每一個普通人，“大家都可以做”；更重視作為社會、歷史基礎的民眾的作用。這是魯迅心目中的理想人生：“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
更重要的是魯迅由此提出的“泥土精神”。其大概有三個要點。
其一，“做土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瞭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業”。“做土”首先應該要做納新脫舊的現代人，要“擴大”自己的“精神”，有大胸懷，大視野；同時又“不怕做小事業”。
我把它概括為“想大問題，做小事情”。我們常常走兩個極端，不是高談闊論不屑做具體事，就是陷入忙忙碌碌的日常事務失去了大目標。魯迅正是要求理想和實幹的結合，把高遠的精神追求落實在一件件的具體事情上。魯迅說，“中國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這種工人很少”，他自己就是“數十年來，不肯給手和眼睛閒空”，“早已成了習慣，不覺得什麼了”（《書信·致歐陽山、草明》）。
其二，要“認真做事”。
這是魯迅一再說到的他最痛心和憂慮的事。“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在魯迅這裡，能否認真做事，關係著整個民族精神，如果不能，將導致民族危機，萬萬不可小覷。
其三，執著現在。
這又是魯迅的兩大憂慮：中國人“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兩地書·第一集·北京·四》）；“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前者放棄“現在”，後者迴避現實“社會問題”。
魯迅一眼看穿：所謂“懷念‘過去’”、“希望‘將來’”，“不過是自慰——或者簡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謂‘隨順現在’者也一樣”（《兩地書·第一集·北京·六》）。而不談社會問題，則是為了安全，形勢所逼，也暴露了自身的怯懦。但魯迅仍要大聲疾呼：“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華蓋集·雜感》）不管“現在”多麼令人不滿，現實環境如何惡劣，都絕不逃避，絕不順從，一定要“執著現在”，直面現實，從改變現在、改造現實做起。這或許是“泥土精神”更為深層的含義。
墳
1927年3月，未名社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
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麼事，但推託拖延得太長久了，所以終於不能不到這裡來說幾句。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著罷，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裡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崙過Alps山 ，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面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崙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舉出幾樣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國故” 。自從新思潮來到中國以後，其實何嘗有力，而一群老頭子，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了，他們說，“中國自有許多好東西，都不整理儲存，倒去求新，正如放棄祖宗遺產一樣不肖”。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淨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於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幹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然總稱讚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決不痛罵畫家，農夫，工匠等類，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實在比許多國學家聰明得遠。
其一是“崇拜創作”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實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來思想，異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國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對於托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 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麼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裡，聽談彼得和約翰 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為他所牢籠了，於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排舊圈套裡去。作者和讀者互相為因果，排斥異流，抬上國粹，那裡會有天才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這樣的風氣的民眾是灰塵，不是泥土，在他這裡長不出好花和喬木來！
還有一樣是惡意的批評。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來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到後來，連並非批評家也這樣叫喊了，他是聽來的。其實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著。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著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做土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瞭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業，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閒都可以。以文藝來消閒，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勝於戕賊他。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裡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鑑，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鑑，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
〔註釋〕
1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報副刊》第二十一號轉載時，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園兄：今天看看正月間在師大附中的演講，其生命似乎確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備轉載。二十二日夜，迅上。”
2 Alps山：即阿爾卑斯山，歐洲最高大的山脈，位於法意兩國之間。拿破崙在一八○○年進兵義大利同奧地利作戰時，曾越過此山。
3 “整理國故”：當時胡適所提倡的一種主張。胡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一九二三年一月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他更系統地闡述“整理國故”的主張。本文中所批評的，是當時某些附和這一主張的人們所發的一些議論。
4 “崇拜創作”：根據作者後來寫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調集》），這裡所說似因郭沫若的意見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鐸》第二卷第五號發表的致李白岑函中說過：“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他的這些話，是由於看了當年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雙十節增刊而發的，在增刊上刊載的第一篇是翻譯小說，第二篇才是魯迅的《頭髮的故事》。事實上，郭沫若也重視翻譯，他曾經翻譯過許多外國文學作品，魯迅的意見也不能看作只是針對個人的。
5 托爾斯泰（1828—1910），俄國作家。著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譯屠格涅夫，俄國作家。著有小說《獵人筆記》《羅亭》《父與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著有小說《窮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等。
6 彼得和約翰：歐美人常用的名字，這裡泛指外國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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