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十歲的梁曉聲創作的《人世間》裡，充溢著這樣年齡的作家的特有的心境平和。
年輕時代的憤怒、憤世、憤慨，早已經被歲月消融，唯有一種寬容、泰然、平靜，瀰漫在字裡行間。
《人世間》裡突出的一個標誌，就是所有的人物，作者都盡力給予他們以寬容的理解。
馮化成這一個形象，可以看出，梁曉聲對他相當的鄙視，但即使如此，梁曉聲在小說裡，也沒有像他年輕時代的作品那樣，對這類投機分子進行一種憤怒的劍拔弩張的控訴宣洩。
馮化成是一個右派作家，而梁曉聲對他的鄙視情結，可以說是知青一代作家的共同的“集體有意識”。
為什麼知青作家不喜歡右派作家？
知青作家比右派作家整整小了一代，在知青作家看來，右派作家的淫慾的魔手，伸向的正是知青作家們所歸屬的下一代。
這正如曾經同樣是知青的王安憶在1990年的小說《叔叔的故事》中所說的那樣：“叔叔非但沒有盡到兄長的提醒的職責，還來搶我們的女孩。”
在《人世間》裡，梁曉聲同樣繼承了王安憶的這樣的知青作家的共性的認定，那就是右派作家，到知青一代裡，搶他們的女孩了。
在《人世間》的小說裡，周蓉在十八歲的時候，崇拜詩人馮化成，飛蛾撲火地奔向了馮化成，而馮化成比周蓉的年齡大概要大十七八歲左右。
小說裡交代，馮化成已經結過婚，但沒有生育小孩。後來因為右派而被下放到貴州。
周蓉的出生時間，按小說提供的資訊推斷，應該在1950年。
馮化成生於1932年，而周父生於1920年。可以看出，馮化成比周父小十二歲，比周蓉大十八歲，總體來說，還應該屬於周蓉的父親一輩。
著名的右派作家張賢亮出生於1936年，基本與馮化成是同時代的人。
在知青作家看來，知青一代，相對而言，他們有著單純的崇高的清澈的理想，他們沒有那麼多的複雜性。
周蓉在十八九歲的時候，就完全被一種精神的烏托邦給吸引與感染了，從而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愛情的追尋之路。
這種愛情，與其說是肉慾的滿足，不如說是精神的追光。
而這樣的精神上完全不設防的一代，卻非常容易成為右派一代的手中的獵物，最終淪為右派一代張揚的“苦難神話”麾下的一個犧牲品。
對此，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中作了深刻的剖析：“這期間，叔叔已成為征服女孩的能手。他在女孩方面的故事越傳越盛，戰績輝煌。在他面前，我們不禁充滿了失敗感。他以一個成年男人的經驗和魅力擊敗了我們。他好像是一個現代的普羅米修斯，他崇高的苦難是他的寶貴的財富，供他做出不同凡響的小說，還供他俘虜女孩。個個女孩都愛慕受過苦難的男人，就像喜歡在傳奇中扮演女主角。但時間漸進，這種掠奪的故事演出多了，卻使我們感覺到，叔叔這樣做的興趣似乎並不在女孩們身上，倒是在我們這些青年身上，他似乎是在同我們作一種較量，這較量是什麼呢？”
王安憶筆下的叔叔，直指張賢亮，當然，這個人物的原型，也包括安徽作家陳登科。嚴歌苓的父親曾經與他同在一省作協，在嚴歌苓的半紀實小說中，曾經記述了與王安憶《叔叔的故事》中相類似的聳人聽聞的侵凌醜聞。
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裡對右派作家的畫皮的揭露所帶來的一個非常明顯的標誌，就是張賢亮渲染苦難神話的時代戛然終結，之後，張賢亮一改《綠化樹》一脈沿襲下來的“苦難神話”系列創作，而在《習慣死亡》裡徹底淪喪。也就是說，張賢亮在王安憶的一擊之下，中止了他在苦難神話營造的路途上一路長虹。
圍攻張賢亮的苦難神話的作家中，還有一位是同樣有著知青經歷的作家鐵凝。
鐵凝在《沒有鈕釦的紅襯衫》裡，還高歌猛進地鼓吹右派作家的偶像光彩，小說裡的“紅衣少女”的姐姐，愛上了一個右派作家，頗為新潮，與父母反目，儼然是一個激進的時尚女孩。
但是鐵凝很快加入到抨擊右派作家的知青一代作家行列之中。之後，鐵凝在長篇小說《大浴女》中，終於把投槍刺向了右派作家，其鋒利的矛鋒，令張賢亮大為震驚。
在評論家白燁的回憶中，當張賢亮聽說鐵凝的《大浴女》裡，把他作為主角，十分震驚，手忙腳亂。
鐵凝在小說《大浴女》裡以“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勇毅精神，直指右派作家的要害：“她感到他（右派作家，以張賢亮為原型）內心是有仇恨的……那是一個遭受過大苦大難的中年男人，當他從苦難中解脫出來之後，向全社會、全人類、全體男性和全體女性瘋狂討要的強烈本能，是討要，且是迫切的，因為時光如流水，他越來越知道自己不是時光的對手。”“這就是他的最為充分的向世人討要的緣由吧，這就是他以自己的地位、才情和已然確定的男人之身玩弄社會，戲耍世人的心理基礎吧。”
而鐵凝筆下的這個右派作家的瘋狂攫取，正是梁曉聲在《人世間》裡對馮化成的設定：“我總覺得那十年太虧了，想補償一下自己。歲月不饒人，不加快補償就來不及了……僅僅靠創作詩歌，我已經感覺不到人生的充實。”
同樣，王安憶幾乎在《叔叔的故事》中也以鋒芒畢露的筆墨，揭示出右派作家的內心秘境，其實與鐵凝、梁曉聲對右派作家的認定是不謀而合的：“叔叔終於獲得了新生，可是他卻發現時間不多了，他心裡起了恐慌，覺得時間已不足以使他從頭開始他的人生，時間已不足以容他再塑造一個自己，他只得加快步伐，一日等於二十年！”
可以說，三個有著知青經歷的作家梁曉聲、王安憶、鐵凝，都對右派作家，下了一樣的結論。
綜合來看，馮化成作為一個右派作家，身上雲集著三大特點：
一是投機。
在小說裡，馮化成在1976年回家的路上，自作主張，在車站上朗誦了悼周詩歌，然後又跑到了北京，參加了眾所周知的那一個活動。
在電視劇中，馮化成朗誦的詩歌是他自己寫的，說明這時候，他還是站在正義的立場上的。但小說裡，寫馮化成的詩歌，是別人寫的。不管怎麼說，這時候的馮化成參與的活動，還是得到了歷史的首肯的。
而到了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小說裡寫到馮化成成了“流亡分子”，甚至把女兒玥玥也帶到了法國去。
現在電視劇直接略過了這一年，時間跳到了1990年，透過周蓉的對話，得知馮化成與王紫被單位安排出國訪問，他們倆擅自離隊，留在了法國。
電視劇裡略過了梁曉聲強烈的指向性的描述，而將兩人的政治舉動轉化成因為私奔而出國的言情行為。
1990年時的馮化成多少歲？按馮1932年生人來計算，這時58歲。而與他一起私奔的妙齡女郎王紫至多25歲，兩人的年齡差達到了30多歲。
這種情況可能不可能？
梁曉聲的原著小說裡寫到馮化成來到法國，孤身一人，無人理睬，比較符合這樣一個投機分子的人設，但改成了電視劇之後，馮化成竟然依然富有魅力，是否符合事實？
我們可以用詩人劉湛秋與顧城的情人英兒（李英）之間的年齡差來比較一下。劉湛秋生於1935年，英兒生於1963年，兩人的年齡差也達28歲。
由此看來，馮化成與王紫的攜手私奔並非沒有原型支撐。
二是勢利。
小說裡馮化成1979年5月份平反回到北京之後，立刻開始了他的鑽營之途，用周蓉的話來說，就是“追求浮名走火入魔”。本來詩人是應該清高的，但是馮化成物化成一個巨俗的人，到處鑽營，謀取功名。
在電視劇裡，他為了升官獲獎，到處送禮，這種一味鑽營的世儈模樣，越來越讓周蓉打心眼裡瞧不起。
三是好色。
作為一個男人，本來應該珍惜困難時給予他以身心與愛情的妻子，但是一旦發跡之後，他立馬變了臉，被壓抑的色慾燻心便四處漫溢，到處尋花問柳。
電視劇裡描寫王紫貼身上靠，馮化成因為被周蓉數落，而從王紫的身上，尋找慰藉，這完全偏離了梁曉聲的原意。梁曉聲筆下的馮化成，正是鐵凝、王安憶一起達成共識塑造出的右派作家的好色共性，他們無一不是從下一輩的女孩身上，發洩壓抑了太久的慾望，根本不知道道德與倫理是何物。
電視劇對馮化成還是作出了符合言情標準的美化，而在慾望的角度看來，馮化成已經淪為一個色鬼皮囊。
尤其是電視劇的兩位女編劇受言情劇的影響太深，還在馮化成與周蓉的離婚原因中，找到了女人的責任，這就是電視劇中蔡曉光對周蓉陳述的為什麼把馮化成驅趕出家庭的原因探討。
蔡曉光認為是周蓉不懂得“示弱”，讓馮化成沒有男人的尊嚴感，責任在周蓉。
這簡直是女人的極大的汙衊。
如果女人不能“示弱”就是導致男人出軌的原因，那麼，這倒為男人的花心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多少年來，中國的女人飽受封建傷害，用三寸金蓮來示弱，走起路來弱不禁風，但這樣就能維繫住男人的心嗎？
電視劇版中的蔡曉光還認為周蓉的責任，是過去把馮化成捧的太高了，現在時過境遷，她抽回了自己的崇拜，讓馮化成跌落了塵埃，導致了馮化成精神失落，另覓新歡。
這也是對女人的慾加之罪何患無詞。
其實在梁曉聲的筆下寫的很簡單，馮化成出軌的原因，就是他心懷不軌，動機不良，色慾燻心。這就是男人的一個通病，而電視劇卻為這種男人的通病，尋找女人的過錯，加罪於受害者周蓉，這可以說是電視劇的敗筆。
這樣寫來，固然可以使電視劇情節增添了波瀾，但卻違悖了梁曉聲對馮化成的批判的鋒芒，把馮化成出走的責任，加到了周蓉的頭上，這也是眾多觀眾認為周蓉要對婚變承擔責任的原因。
這根本原因還是改編者自作聰明地把原著中對男人劣根性的揭露，轉化成言情劇中的不問是非的各打五十大板，遮蔽了小說原著裡梁曉聲這一代知青作家達成共識且沉澱在文端筆下的鄙視右派作家的心理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