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紀以來的十多年是漢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研究的全面繁榮期，具體表現為：從語音和語用的角度研究指示代詞的成果豐碩，指示代詞研究的種類增加，出現了旁指代詞研究的專書；單個指示代詞的研究以“這”“那”為主，單個疑問代詞的研究以“何”系疑問代詞和“誰”“孰”系疑問代詞為主。
進入 21 世紀，漢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尤其是指示代詞。這一時期，在指示代詞研究中取得豐碩性成果的學者為儲澤祥、鄧雲華［1］，錢宗武、鄒宇瑞［2］，龍國富［3］，張玉金［4］，應學鳳、張麗萍［5］等。其中，上古漢語指示代詞的研究以錢宗武、鄒宇瑞，武振玉［6］，張玉金等為代表。
錢宗武、鄒宇瑞對今文《尚書》指示代詞進行了系統研究，證明了今文《尚書》的指示代詞已形成獨立的系統，與西周金文的指示代詞相似。同時，他們還指出：今文《尚書》的指示代詞系統由近指代詞、遠指代詞、虛指代詞和不定代片語成［2］。並對今文《尚書》中指示代詞的各個小類分別進行考察，對了解整個《尚書》創作時期指示代詞系統有很大幫助。
武振玉、張玉金等考察了上古漢語指示代詞中的某一小類。武振玉對兩週金文中的無指代詞進行考察，發現了兩週金文中一類比較特殊的無指代詞“亡”，且指出：“兩週金文中的無指代詞主要是‘亡’字，‘莫’、‘無’二詞雖亦有用為無指代詞的用例，然數量均很有限。”［6］
這些發現為研究上古漢語早期的無指代詞提供了新材料。張玉金考察了春秋時代的近指代詞，首先討論這一時期的“茲”“斯”“此”“是（時）”等近指代詞，並對“是（時）”“此”“茲”“斯”的區別進行了辨析。［4］關於張玉金提到的“是（時）”和“此”的不同，我們大致是認同的，但關於“斯”和“此”的區別，張玉金認為：“‘此’最常見的用法是作定語，而春秋語料中的‘斯’則沒有作定語的，這就是說，‘此’常僅起指示作用，而‘斯’一般是兼起指示和稱代作用。”［4］
這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據考察，在《詩經》和《論語》中，“斯”主要的句法功能都是作定語，因此，張玉金提到的“斯”和“此”的區別是不存在的。
中 古 漢 語 指 示 代 詞 的 研 究 則 以 龍 國 富 為 代 表。龍 國 富 對 中 古 時 期 的 處 所 指 代 詞“此”“是”“彼”以及平比句“如……許”等使用及產生的原因進行了討論，並提出：“漢語裡表示處所的指代詞經歷了結構變化和詞彙興替兩個層面。”［3］
在考察特定時期某類處所指代詞和平比句產生的原因時，龍國富從漢語雙音化、佛經文獻的影響、句法環境，以及方言地域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出發，分別對這幾類處所指代詞和平比句的產生原因進行了探究。
關於現代漢語指示代詞研究，有代表性的學者為儲澤祥、鄧雲華、應學鳳、張麗萍等。一般認為指示代詞的型別包括二分和多分兩類，儲澤祥、鄧雲華對不同語言中指示代詞的型別問題進行了探討，考察指方所、人或物、時間、性狀程度或方式等指示代詞的共性變異限度，並得出結論：“如果一種語言的指示代詞，一部分是多分的，一部分是二分的，那麼，指方所的多分可能性最大，而指性狀程度或方式的二分可能性最大。”［1］
從語音和語用的角度來探討指示代詞也是這一時期指示代詞研究的趨勢，以應學鳳［5，7］、賈智勇［8］等的研究為代表。應學鳳、張麗萍將指示代詞的語音象似性的各種表現歸為兩大類：語音音響度象似和複雜性象似，並提出指示代詞語音象似的六個動因。［5］
應學鳳又用統計的方法跨語言考察了指示代詞的語音象似情況，並用標記組配理論對指示代詞的遠指傾向於複雜的音節表示等現象作了解釋。［7］賈智勇則從語用的角度探討指示代詞的用法，分析了由於概念主體指向性變化而引發的跨範疇現象，補充了傳統語用學中解釋指示代詞所遵循的“距離原則”。［8］
學界對他稱代詞的歸類是有爭議的。彭爽將他稱代詞歸為指示代詞一類，並從基本功能、格分佈的位置以及在不同格位上“的”字隱現的情況等三個方面對其進行考察。一般認為，他稱代詞之間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彭爽對這此有不同見解：“儘管他稱代詞具有相近的真值語義特徵，但它們的功能卻大相徑庭。”［9］
彭爽、金曉豔又借鑑語義功能語法理論，對他稱代詞內部成員的小類進行劃分，得到一個他稱代詞的內部分類系統，並提出：“他稱代詞區別性範疇義素的不同，直接影響著內部成員與其他成分的搭配關係。”［10］
這一時期，也有學者開始專注於人稱代詞與指示代詞關係的研究，其研究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對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所形成的結構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對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同形或同源關係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是刁世蘭［11］、林素娥［12］等的研究。刁世蘭對現代漢語中指示代詞“這”“那”與名詞性成分組合，再與人稱代詞組合構成“人稱代詞 + 這 / 那（+數詞 + 量詞） +NP”之類的格式進行考察，且從前項和後項的結構關係，將之分為同位結構和偏正結構兩種型別。［11］
林素娥則討論了人稱代詞與指示代詞同形和同源等問題，並認為這是“其內部成員在詞彙形式上的互相滲透為交際過程中代詞功能遊移的表現，同時，這種功能上的遊移並非無序的，也不是無動因的，而是指示詞內部在交際功能上不平衡所促成的”［12］。
關於代詞所指的研究，一些學者在喬姆斯基“約束論”三條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袁毓林討論代詞回指動詞性成分和代詞所指的波動現象，他指出：“現代漢語通常用‘這’和‘那’一類代詞來稱代由動物性成分表達的事件。”還指出，“這”和“那”在稱代動作、行為等事件時，隨著句法位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處在賓語位置上只能表示直指，處在主語位置上則既可表示直指，又可表示照應，並分別對現代漢語和古漢語中代詞所指的波動現象進考察，闡釋了代詞所指的波動現象的原因。［13］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旁指代詞研究的專書，即彭爽的《現代漢語旁指代詞的功能研究》［14］。該書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旁指代詞的學術著作，該書運用語義功能語法理論，從句法功能、語篇功能、表達功能以及認知、歷時演變等方面，全面、深入、系統地分析這種現代漢語的旁指現象，提出旁指代詞的內部分類系統，把旁指代詞分為體詞性旁指代詞和加詞性旁指代詞、除指代詞和加指代詞，並結合語義考察旁指代詞自相組合、與其他語法成分組合時的有序性，結語部分簡要對比分析了英語、漢語、日語和幾種少數民族語言的旁指形式，體現了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
相較於 20 世紀 90 年代，進入 21 世紀後的漢語疑問代詞的研究成果雖有所增加，但在整個代詞的研究中仍然呈現劣勢。對疑問代詞發展史及其演變規律的研究是學者關注的重點，較有代表性的為貝羅貝、吳福祥［15］，石毓智、徐傑［16］和馮春田［17］等的研究。
貝羅貝、吳福祥根據詢問功能，將疑問代詞分為事物疑問代詞、人物疑問代詞、方式和情狀疑問代詞、原因目的疑問代詞、時間疑問代詞、處所疑問代詞和數量疑問代詞等七大類，並對整個上古時期漢語疑問代詞的發展與演變進行考察，提出：“從西周到東漢，漢語疑問代詞發展與演變的主要表現是頻率變化、功能發展以及詞彙興替。”［15］並對這些變化發生的動因作了探討，使人們對整個上古時期漢語疑問代詞的發展演變軌跡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石毓智、徐傑考察以疑問代詞為中心的語序變換，發現代詞的賓語前置現象從魏晉以後就消失了，這是過去三千年來漢語發展的最重要的變化之一，並提出：“先秦兩漢時期漢語代詞的特殊語序，是一種透過語序變換表示焦點的手段。”［16］
漢語代詞在歷史上常發生一種特殊變化，即由一個疑問代詞跟一個非疑問詞組合而形成一個複音式疑問代詞，該詞又可以透過省縮原來的疑問詞部分而保留原初的非疑問詞部分，從而成為一個新的疑問代詞，這一過程常常伴隨著音變。漢語史上代詞的這種變化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漢語代詞歷史演變的一種特殊規則。
注意到這種特殊變化，對於研究漢語代詞的歷史演變及探索漢語發展變化的規律，都有很大意義。馮春田注意到這種變化，提出漢語疑問代詞在歷史演變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變化規則：“由原本屬於疑問詞與另外一個非疑問詞構成的短語變化而來的雙音式疑問代詞，可以透過縮略原來的疑問詞部分而產生或者說形成一個可替換原先這個雙音式疑問詞的新的疑問代詞；在省縮過程或經過省縮之後，新的詞形又可能發生音變。”［17］
現代漢語中疑問代詞的用法也是這一時期學界關注的重點，較有代表性的學者為壽永明［18］、瑪林娜 吉布拉澤［19］和徐默凡［20］等。疑問代詞除了表示詢問、任指和虛指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用法，即表示否定。壽永明以“什麼”為例，分類討論“什麼”一詞的否定用法及其語義特徵，分析了疑問代詞表示否定的形成原因及其語用功能。［18］
現代漢語疑問代詞除了疑問功能外還有非疑問用法，瑪林娜 吉布拉澤從非疑問用法中指出不定指性疑問代詞，並對其含義進行解釋：“發話者不明確指明事物個體。從語用學角度來談，這個現象與發話者的知或不知有關，有時知道可沒必要指明。”［19］
關於疑問代詞的重疊用法，於細良已作過相關討論，徐默凡又作了補充，並從語法化和主觀化等理論出發對疑問代詞的重疊用法進行全面描寫，指出：“疑問代詞的泛指用法和借指用法的重疊除了單純表示數量增加以外，已經具有了主觀性評價意義，開始走上主觀化和語法化的歷程，逐步具備了語法重疊的雛形。”［20］
此外，也有一些學者對留學生疑問代詞習得情況進行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是丁雪歡［21-22］， 分別對留學生就疑問代詞的習得順序、留學生對疑問代詞的習得過程及其特點進行考察，對了解疑問代詞整體的習得順序有指導性意義。
單個指示代詞的研究以“這”系和“那”係為主。徐默凡對“這”“那”的重要研究成果給予述評，將這些研究成果歸為歷時演變、語法位置、語法意義和語用意義四個部分，文章針對以往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總結也很精當，尤其是在“這”“那”語法意義的虛化和語用意義不對稱性現象的研究成果的總結上，對於我們從語義、語用和認知等多角度去探討指代詞有借鑑意義。［23］
曾毅平對“這個”和“那個”的諱飾用法進行了說明。［24］曹秀玲對漢語中“這/那”的不對稱性特點進行考察，提出“這”“那”都可以預指的觀點，只是後者用例較少。［25］
楊玉玲則提出：“單個‘這’和‘那’都不能用於預指。”［26］並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可及性理論對這種不對稱性現象進行了解釋，即“這”是高可及性指示詞語，而“那”是低可及性指示詞語。在此基礎上，楊玉玲又對謂詞性指示代詞“這麼”和“那麼”的篇章不對稱性進行考察，指出其與體詞性指示代詞“這”“那”的差異。［27］
丁啟陣從八組概念系統考察現代漢語“這”“那”的語法分佈情況，以此來探討“這”“那”指示詞語的不對稱性。［28］此外，他關於“這”“那”的事件、篇章以及語用功能的描述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
王燦龍將“這”“那”在篇章中概括一句話或一段話的情況稱為“指稱事件”，並從指稱距離的角度對“這”“那”充當照應語指稱事件時照應功能進行考察，從一個新的視角讓我們看到“這”“那”在使用上的不對稱性。［29］
“這”和“那”在現代漢語中的語法化現象也頗受學者們關注。方梅透過對“這”和“那”在北京話中的共時描寫，探討指示代詞用法的虛化軌跡，並提出：“指示詞在北京話中的演變與南方方言經歷了不同的途徑。”［30］指示代詞語法化後經常作為話語標記使用。李宗江透過對“這下”作為篇章連線成分用法的描寫，對指示代詞加量詞後形成短語後的語法化現象進行了考察。［31］
郭風嵐［32］和劉麗豔［33］均對“這個”“那個”作話語標記的情況進行了考察。郭風嵐考察北京話中的話語標記“這個”和“那個”，認為“這個”是強社會化話語標記，“那個”是弱社會化話語標記。［32］劉麗豔主要從語篇功能的角度來考察話語標記“這個”和“那個”，提出：“‘這個’和‘那個’雖然已經從指示短語虛化為話語標記，但它們的話語標記功能仍然會受到初始詞功能的影響。”［33］
近指代詞“這”的來源問題也頗受學者關注。袁賓、何小宛從佛經中近指性指代詞“這”的詞義和具體用法入手，探討為何優選“這”字這一問題。［34］劉海平透過分析“者”由被飾代詞轉變為近指代詞的可能性，探討“者”和“這”的關係，並就學界關於這兩個代詞關係的討論進行了梳理。［35］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對其他指示代詞研究的成果，其中，以指示代詞“之”“其”的研究為盛。朱城［36］就先秦時期代詞“其”作主語的情況進行了考察，孫德金［37］對現代漢語書面語中的代詞“其”進行了考察，鄧昌榮［38］考察了《詩經》中的指示代詞“其”，張玉金［39］對西周時代的指示代詞“之”進行了考察。關於其他指示代詞的研究，以張維佳、張洪燕［40］，馮春田［41］，王江［42］，劉君敬［43］和林海雲［44］等學者為代表，分別對“兀”“若”“每”“各”“該”“斯”等指示代詞的來源、具體用法等進行了考察。
這期間，也有一些學者對單個旁指代詞“它”“人家”等展開討論，以彭爽［45］、郭攀［46］、翟穎華［47］和閆亞平［48］等為代表。單個疑問代詞的研究以“何”系疑問代詞和“誰”“孰”系疑問代詞為主。
“何”系疑問代詞的研究成果豐碩，大致分為“何”系疑問代詞發展演變的歷時研究和某一個疑問代詞的共時研究兩個方面。歷時研究以盧烈紅為代表，盧烈紅先後就佛教文獻中的“何”系疑問代詞和“云何”疑問代詞的發展演變進行了梳理。［49-50］
“何”系疑問代詞的共時研究以朱城［51］，盧烈紅［52］，張幼軍［53］，周建姣、徐莉莉［54］，陳年福［55］和張玉金［56］等為代表。朱城對康甦的《“何”字單用不能指人嗎？—與呂叔湘先生商榷》［57］的補充，該文繼承康甦的“何”字單用可以指人的說法，並作以更詳盡的解釋。［51］
“云何”是東漢以後比較常用的疑問代詞，常出現在佛典中，盧烈紅對先秦兩漢時期的“云何”進行考察，根據“云何”在不同時期的語法功能特點，提出“西漢時期，‘云何’肯定已經凝固成詞”［52］的觀點。張幼軍對《道行般若經》中“何所”的用法進行了考察［53］，周建姣、徐莉莉就《太平經》中“何以”與“以何”的用法進行了考察［54］，陳年福和張玉金則討論了甲骨文中“何”與“此”作代詞的用法［55-56］。
一般認為，“誰”和“孰”是一對同義詞，對這兩個疑問代詞的研究一般以比較為主，管錫華［58］，鄧軍、李萍［59］等是該研究領域有代表性的學者。關於“誰”和“孰”的比較，20 世紀 80 年代，王海棻的《先秦疑問代詞“誰”與“孰”的比較》分別從意義、用法等方面對其進行比較分析。［60］
管錫華對《史記》中的同義詞“孰”和“誰”也進行一一描寫，並與王海棻的觀點作比較，進而梳理了“孰”和“誰”在上古發展的演變。［58］鄧軍、李萍考察魏晉南北朝時期疑問代詞“誰”和“孰”的用法，從中可以看出“誰”和“孰”從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演變軌跡。［59］
一般認為，“誰”和“孰”在上古區別是“誰”不可表比較，但李明龍、劉芳池透過對《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 奏讞書》的語言研究，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他們認為：“‘誰’在上古後期，意義上出現了表比較的現象。”［61］這無疑推動了漢語疑問代詞的深入研究。
疑問代詞“什麼”出現較晚，這一時期，關於“什麼”的研究大多選取現代漢語中的語料，並多從語用的角度出發，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有王海峰、王鐵利［62］，姜煒、石毓智［63］等。
此外，對疑問代詞的探源研究也廣為研究者所青睞，較有代表性的有吳瓊［64］、徐媛媛［65］、馮春田［66-67］、劉長慶［68］和汪銀峰［69］等的研究，分別對疑問代詞“惡”“安”“焉”“哪”“啥”“作勿”“是勿”“若為”“箇”“甚”等的來源進行了考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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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儲澤祥，鄧雲華 。 指示代詞的型別和共性 ［J］。 當代語言學，2003（4）：299-206，301。
［2］ 錢宗武，鄒宇瑞 。 今文《尚書》指示代詞的用法及其特點 ［J］。 南京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2）：30-34。
［3］ 龍國富 。 漢語處所指代詞和平比句的一個早期形式及產生的原因 ［J］。 語言科學，2007（4）：59。
［4］ 張玉金 。 春秋時代近指代詞研究 ［J］。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5）：62-67。
［5］ 應學鳳，張麗萍 。 指示代詞的語音象似性評述 ［J］。 漢語學習，2008（3）：76-82。
［6］ 武振玉 。 兩週金文中的無指代詞 ［J］。 長江學術，2006（3）：67-71。
［7］ 應學鳳 。 指示代詞語音象似性的跨語言考察 ［J］。 漢語學報，2010（3）：81-88。
［8］ 賈智勇 。 指示代詞的認知心理分析 ［J］。 外語與外語教學，2008（6）：19-21。
［9］ 彭爽 。 他稱代詞的指示用法初探 ［J］。 漢語學習，2002（2）：34-40。
［10］ 彭爽，金曉豔 。 再探他稱代詞的指示用法——他稱代詞內部分類系統的考察 ［J］。 南開語言學刊，2004（1）：77-84。
［11］ 刁世蘭 。 人稱代詞與“這 / 那”的組合規律及制約因素 ［J］。 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0（6）：33-36。
［12］ 林素娥 。 漢語人稱代詞與指示代詞同形型別及其動因初探 ［J］。 語言科學，2006（5）：96-101。
［13］ 袁毓林 。 名詞代表動詞短語和代詞所指的波動 ［J］。 中國語文，2002（2）：99-110。
研究，2006（2）：59-62。
［30］ 方梅 。 指示詞“這”和“那”在北京話中的語法化 ［J］。 中國語文，2002（4）：343-356，382-383。
［31］ 李宗江 。“這下”的篇章功能 ［J］。 世界漢語教學，2007（4）：56-63，3。
［32］ 郭風嵐 。 北京話話語標記“這個”、“那個”的社會語言學分析 ［J］。 中國語文，2009（5）：429-437，480。
［33］ 劉麗豔 。 作為話語標記的“這個”和“那個”［J］。 語言教學與研究，2009（1）：89-96。
［34］ 袁賓，何小宛 。 論佛經中的“這”是近指詞“這”的字源 ［J］。 語言科學，2009（2）：113-123。
［35］ 劉海平 。“者”由被飾代詞轉變為近指代詞的可能性分析 ［J］。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0（6）：92-95。
［36］ 朱城 。 先秦時期代詞“其”作主語考察 ［J］。 語言研究，2003（4）：36-41。
［37］ 孫德金 。 現代漢語書面語中的代詞“其”［J］。 語言教學與研究，2010（2）：55-62。
［38］ 鄧昌榮 。《詩經》中指示代詞“其”指示程度的意義和作用 ［J］。 語文研究，2003（1）：38-42。
［39］ 張玉金 。 論西周時代指示代詞“之”［J］。 長江學術，2009（2）：86-91。
［40］ 張維佳，張洪燕 。 遠指代詞“兀”與突厥語 ［J］。 民族語文，2007（3）：38-43。
［41］ 馮春田 。 敦煌變文裡的“若”係指代詞及相關問題 ［J］。 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26-29。
［42］ 王江 。 關於指示代詞“每”和“各”［J］。 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2（3）：150-153。
［43］ 劉君敬 。 也說指示代詞“該”的形成過程 ［J］。 中國語文，2009（6）：558-563。
［44］ 林海雲 。《詩經》中的“斯”字考察 ［J］。 古漢語研究，2010（1）：42-47。
［45］ 彭爽 。 旁指代詞與“這”、“那”的選擇限制 ［J］。 北方論叢，2008（3）：56-58。
［46］ 郭攀 。 旁指代詞“它”產生的過程 ［J］。 古漢語研究，2004（4）：38-44。
［47］ 翟穎華 。 旁指代詞“人家”的構成及其語用狀況考察 ［J］。 修辭學習，2004（4）：32-34。
［48］ 閆亞平 。 人際功能與“人家”所指的擴張 ［J］。 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2）：79-84。
［49］ 盧烈紅 。 魏晉以後疑問代詞“云何”的發展與衰亡 ［J］。 長江學術，2008（4）：94-101。
［50］ 盧烈紅 。 佛教文獻中“何”系疑問代詞的興替演變 ［J］。 長江學術，2007（1）：179。
［51］ 朱城 。“何”字單用指人補說 ［J］。 古漢語研究，2000（1）：55-58。
［52］ 盧烈紅 。 先秦兩漢時期的“云何”［J］。 語言研究，2003（3）：22-25。
［53］ 張幼軍 。《道行般若經》中“何所”的用法 ［J］。 古漢語研究，2004（3）：54-57，93。
［54］ 周建姣，徐莉莉 。 試說《太平經》中的“何以”與“以何”—兼論先秦至東漢疑問代詞賓語的位置問題 ［J］。 江西社會科學，
2006（5）：185-188。
［55］ 陳年福 。 甲骨文“何”“此”用為代詞考論 ［J］。 中國語文，2006（5）：401-406，479。
［56］ 張玉金 。 也談甲骨文中的“何”和“此”［J］。 中國語文，2010（3）：270-276，288。
［57］ 康甦 。“何”字單獨用不能指人嗎？——與呂叔湘先生商榷 ［J］。 古漢語研究，1998（1）：14-15。
［58］ 管錫華 。 從《史記》看同義詞“孰”“誰”在上古的發展演變 ［J］。 古漢語研究，2000（2）：85-90。
［59］ 鄧軍，李萍 。 魏晉南北朝疑問代詞“誰”和“孰”的考察 ［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6（5）：113-117。
［60］ 王海棻 。 先秦疑問代詞“誰”與“孰”的比較 ［J］。 中國語文，1982（2）：42。
［61］ 李明龍，劉芳池 。“誰”可以表比較 ［J］。 古漢語研究，2010（4）：47-50。
［62］ 王海峰，王鐵利 。 自然口語中“什麼”的話語分析 ［J］。 漢語學習，2003（2）：21-29。
［63］ 姜煒，石毓智 。“什麼”的否定功用 ［J］。 語言科學，2008（3）：270-277。
［64］ 吳瓊 。 試論“惡、安、焉”的演變和“那 （ 哪 ）”的產生 ［J］。 語言研究，2002（S1）：60-64。
［65］ 徐媛媛 。 疑問代詞“啥”的用法和來源 ［J］。 修辭學習，2006（6）：40-42。
［66］ 馮春田 。 疑問代詞“作勿”、“是勿”的形成 ［J］。 中國語文，2006（2）：135-141，192。
［67］ 馮春田 。 試論疑問代詞“若為”、“若箇”的來源 ［J］。 語言科學，2008（6）：573-579。
［68］ 劉長慶 。 疑問代詞“甚”研究一得 ［J］。 長江學術，2008（3）：106-108。
［69］ 汪銀峰 。“多咱”來源考索 ［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50（2）：158。
作者簡介
：曹 煒（1963—），男，江蘇崑山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漢語詞彙學、語法學；李 璐（1993—），山西晉中人，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語法史。
引文格式
：曹煒 ， 李璐 。21 世紀以來的漢語指示、疑問代詞研究（2000—2010）［J］。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36（6）：51-57。
本期編輯/張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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