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歷
張抗抗，1950年生，杭州人，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鄉，在農場勞動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龍江省藝術學校編劇專業，後進入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文學創作至今。一級作家、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發表小說、散文共計600餘萬字，出版各類文學專著80餘種。
原題：荒友們
我曾記述了在那個年代裡，被極“左”思潮毒害較深的一些知青幹部。希望以此檢審自己的心理淵源，並警醒世人。
但並非知青幹部都是如此無知無德無情的。
我遇見過許多正直而可愛的人，至今難以忘記他（她）們。
二分場一連連長周劍起，鶴崗老高三知青，人高馬大，像座黑鐵塔。他看上去挺嚴肅，卻心地善良；他不善言辭，卻喜歡思索，身上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凝聚力，南方北方的知青們，對他都很服氣。他幹活從不惜力，最苦最累的地方都是他親自帶隊。要說“以身作則”的基層幹部，他是我一生中曾親眼見到的“典型人物”。
有一年冬季脫谷，要趕在上大凍之前完成任務，他連續七天七夜沒睡一個囫圇覺，一直在場院裡帶領大家頂著幹；他沉穩務實，從不搞那些溜尖耍滑、虛張聲勢的假動作，遇到“階級鬥爭新動向”，不得不出頭露面時，對人也總是手下留情。
我不是他那個連隊的知青，不歸他管，只是在有目共睹的口口相傳中，聽說他種種為人處世的原則和態度，發現他與那些名利之徒，確實有根本的區別。他的吃苦耐勞和樸實謙虛，源自他天生的良好資質，是他品性中固有的本色，而並不是為了出人頭地，專門做給別人看的；他幹得比別人出色，是因為他具有出色的能力。
由於我見過了同代人中，可以有這樣踏實苦幹的人，所以，我無法相信所謂的“優秀知青”那些整人告密、溜鬚拍馬、趨炎附勢的行徑，都是被“時代”所迫不得已而為；更無法相信，文革時期，人人都應該或者必須變成魔鬼的；那些變成魔鬼的人，還是因為心裡的鬼氣原本就太重了些。
一九七五年左右，周劍起擔任鶴立河農場的副場長，主管農業生產。他一直滿懷改變農場面貌的激情與理想，打算留在農場幹下去，把生產搞上去。我在一九七六年回到農場，在場部宣傳科工作的那一年中，他同我簡單交談過幾次，說起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後來的事情，我相信他是會堅持“紮根農場幹一輩子革命”的。但後來我聽說他在關於國有農場發展的具體思路上，和上級管理局的領導發生了一些分歧，他的情緒一度有些低落。
知青大返城開始，人都快走完了，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他才不得不最後下決心辦回鶴崗去；臨走前，還被免去了副場長之職。聽說他回城後，安排在鶴崗礦務局農業處主管農工商聯合企業，相當於副處級的級別。對於當年曾經率領千軍萬馬、叱吒風雲的他來說，這個工作顯然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安排，可他仍然像在農場時那麼拼命工作。但因他當年組織“大會戰”扛麻袋時，落下腰椎間盤突出的頑疾，回城後身體已是每況愈下。
我離開農場後的幾十年中，始終惦念著他。想起他的時候，心裡總有一種悲壯之感。一直到二十五年後的二〇〇二年夏天，我才有機會回農墾去“探親”。那時，任職於浙江省糧食貿易公司總經理的原杭州知青顏世棣，出於當年對北大荒的感情，與農墾合作開發東北大米，已在寶泉嶺鎮開了一家米廠，收購加工銷售“食為先－北珍”牌大米，銷往江浙各地。顏世棣誠意聘請當年的老領導和老戰友周劍起，出任這家米廠的經理。劍起一聽說回農墾侍弄糧食，立馬激情澎湃，毫不猶豫地離職離家，匆匆奔赴寶泉嶺，在墾區重起爐灶，準備大幹一場。
這也許是真正的黑土地緣分——在分別了三十五年之後，我見到劍起兄，竟然還是在“農墾”的地盤上。
他出現在會議室門口的那一瞬間，我幾乎認不出他眼前這位微微佝僂著身子的黑臉大叔，腰疾使得他無法完全直立，他幾乎是弓著腰朝我走來。當年留在我記憶中那個強壯、豪爽、剛毅的東北漢子呢？只有他那雙充滿善意的眼睛和憨厚的微笑，讓我依稀辨別出舊日的影子。我迎上去，擁抱他，他的手掌溫暖而厚實。那個時刻，幾十年存積的苦難、酸澀和委屈，一齊在心裡翻湧，淚水忽地盈滿了我的眼眶……
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獻給了北大荒。
然而，被“摧殘”和損毀的，除了身體，還有理想。理想本身是應該沒有錯的，那麼，是什麼錯了呢？我不敢向劍起追問他一生奮鬥的價值，若是他最後的一點信念也被摧毀，那麼還會剩下什麼？
一九七三年我在八分場的時候，認識一位馬倌，他養的馬，一匹匹都毛色鋥亮、油光水滑的。有一次，我們收工回來的路上，看見大群馬在草甸子上自由自在地吃草，那瘦瘦的馬倌就坐在樹下，用小刀削著一根棍。大約三十多歲，不像是“二勞改”。
我們走過去，嘻嘻哈哈地對他說：“把你的馬給我們騎騎吧！”
他竟連頭也不抬。
我又說：“就一小會兒，我們不會把你的馬騎壞的……”
他悶著頭哼哼說：“你們還能把馬騎壞了？我是怕馬把你們給‘騎’壞了。”
他抬起頭，狡黠地笑了，露出一排黃黃的牙齒。然後，站了起來，對著遠處的另一個馬倌喊了一聲，意思好像是讓他把那匹白馬牽過來。
“你們騎他那匹馬吧，那匹白馬老實。”他對我們解釋說，“不是我捨不得讓你們騎我的馬，我的馬‘賊認生’，厲害著呢，要是摔了你們，可不好辦……”
那白馬牽了過來，我們一個個地輪流騎了一遍。可惜那白馬老實得有點過分，任你怎麼勒緊韁繩，它就是慢悠悠地邁著方步，慢慢吞吞溜溜達達，根本就不會奔跑，弄得我們大為掃興。他嘿嘿地笑著說：“這馬練的是滿人的官步。”
我發現這個馬倌心眼不錯，就記下了他。每次經過那片草甸子，都會同他打個招呼。後來收到杭州家裡的信，說是一個親戚病了，需要母馬分娩時的胎盤做藥。我跑去問他有沒有這種東西？他說：“開春時等母馬下小馬駒子的時候，留心收下就是了。不過，那玩意兒得用大量的清水沖洗乾淨，晾乾後才能郵寄。”
我說：“拜託你啦，如果馬號有馬下駒子，一定別忘了幫我這個忙啊。”
他嗯嗯地應著，像是沒往心裡去。
那年秋天我就調到場部宣傳隊去了，第二年春天回了杭州。我在杭州、上海寫《分界線》，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才回到農場。我被留在場部宣傳科工作，又過了些日子，才有機會回八分場去取東西。到了八分場，我忽然想起了母馬胎盤的事，就跑到馬號去找那個馬倌。
他正在餵馬，看見我，淡淡地問道：“那胎衣你還要不要啦？”
我驚喜地說：“要啊要啊，你不會蒙我吧？真給我留啦？”
距我向他開口要胎盤，已經過去了三年多，我真不敢相信他還記得此事！他當即騎腳踏車出去，從家裡拿來一個鼓鼓囊囊的包裹，裡頭的東西像牛皮紙一樣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他小心地開啟包裹，我看見了一團淡黃色的乾爽的馬胞衣，在他粗糙的手掌下一點點展開，然後驕傲地呈現在我面前。我的喉嚨熱辣辣的，一句感謝的話都說不出來。
我收下了他精心儲存了三年多的這份東西，卻沒有一點禮物作為回贈。至今想起來，心裡還覺得不安。
就在那會兒，我看見他的十個手指，都是紅腫而彎曲的；他行走的樣子有些蹣跚，全身的關節好像都不太靈便。我驚訝地問他這是怎麼了，是不是有什麼病？他苦笑著說：“類風溼，老毛病了……”
那一次我答應，一定要幫他去打聽一下城裡的大醫院，哪兒能治類風溼病。回到總場，把那個母馬的胎盤寄走以後，我確實是往杭州和上海寫過一些信，希望能找到治療類風溼的特效良藥。但所有的回信都說類風溼是一種頑症，目前還沒有特殊的治療手段……又過了一些日子，我就把這事兒漸漸地淡忘了，由於沒有結果，我連一個口信也沒有捎給他。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但是後來的一些年間，只要我看見或聽見“類風溼”三個字，就會想起他——那個我連名字都沒有記住的馬倌。我真希望他的病已經痊癒，晴朗的夏日，他會悠閒地哼著小曲兒，與他的馬群一起在草甸子上溜達……
舒蕙蘭，鶴崗知青，比我小几歲。小個兒，結實精幹，圓臉上總是笑眯眯的。我在八分場時，她和我同在科研班幹活，她對人特別好，熱心腸，任何時候總挑重活兒幹，好像永遠也不知道累，什麼時候都快快樂樂的。
那年秋收，科研班也去大田連隊幫著收大豆。我下鄉多年，還是第一次收割大豆，早聽說割大豆最累人，卻比我想象的還要艱苦百倍：豆秸“賊”硬，鐮刀必須是極其鋒利的，還得會使巧勁，一鐮下去，勁兒用得恰到好處，豆秸順勢折斷倒下；否則，割不了多遠，那鐮刀就磨鈍了，不是割大豆，而是砍柴火了……
我哪會割大豆呀！一下兩下三下，那大豆秸死活就是割不下來，握鐮刀的右手，不多一會兒就磨出了血泡；抓豆秸的左手，全被幹葉乾枝劃破了；大豆矮，腰得彎得好低，彎下去就直不起來了，只好蹲著割，一步一步地挪移；眼前那幾條壟的大豆，一眼望不到頭，才開不久，我就被人們遠遠地甩在後頭了……
鏟豆子抱壟，割豆子也抱壟。這一抱壟我的劣勢就全暴露出來了。然而，割不完這幾壟豆子，就別想收工回家……
心裡好著急啊！乾脆，扔了鐮刀就用雙手拔吧。沒有人聽說過拔大豆吧？我就拔過，拔得鞋裡全是土，掌心都是血；拔得人差點都要趴在地裡了，還是趕不上趟。
舒蕙蘭的笑聲忽然從我頭頂響起來。她說：“你嗎呢？沒見過這麼割大豆的，貧下中農要是看見了，還不笑話死你！”
說著就彎下腰，在我前頭接過壟，刷刷地開鐮割了起來。
你看看人家，人家也是下鄉知青，可那活兒的，利利索索、乾乾淨淨，就像舞蹈藝術表演，那麼輕鬆自如、遊刃有餘。她手裡的鐮刀飛舞，身後割倒的豆秸在壟臺上排得整整齊齊，連個豆粒兒都不帶蹦出來的——我傻看著舒蕙蘭，又是羨慕又是驚訝，只能為自己的笨無能羞愧……
快到地頭時，舒蕙蘭後背的衣服都溼透了，她的臉蛋通紅，氣喘吁吁，手裡的鐮刀也開始打晃了。等著割完最後一叢豆子，她累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壟臺上。
那年秋收，我的大豆地，差不多有一半是舒蕙蘭幫我割下的。我除了說聲謝謝，還能怎麼感謝她呢？我從未問過她，為什麼要這樣拼著命幫我？自己的活幹完了再幫別人，可得消耗幾倍的力氣。但她好像連想都沒想過這些，只是看不過去，看著著急，只是想把豆地快些割完……那是一種同情和愛的本能！當我在困境中承受過這種友愛，我從此無法不相信世上有大善之人！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在離開農場五年以後，重新回鶴立河探訪時，曾到八分場去看望過舒蕙蘭。那時她已同一位姓高的鶴崗知青結婚，在八分場安了一個小小的家，有了一個可愛的男孩。她告訴我，她不想返城回鶴崗去，農場的日子過得也挺充實——“在哪兒過不是過呢？就看你自個兒咋過了。”看樣子她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
聽說她是因為愛上了小高後，小高不肯走，她才留下來的。小高原是一個知青連長，實幹苦幹，在全場都小有名氣。她和他都沒有在紮根信上籤過名，但卻終於在農場“扎”了“根”；我想，那是因為有了愛的土壤。
算起來，舒蕙蘭的兒子也該上大學了，不知後來這些年她最終是留在農場，還是回到了鶴崗。但我想她無論在哪裡，都會生活得快樂幸福。
幸福無法比較，幸福有時很簡單。幸福其實同他人無關，只取決於自己對幸福的感知。
李亞芬是寧波知青，個子同我差不多高，大塊頭，圓墩墩胖乎乎的，嗓門大，力氣大，伸手同其他女生掰腕子，總是她贏。她的臉色永遠紅潤健康，走起路來咚咚響。她有個妹妹叫李亞男，也在八分場，長得文靜秀氣，說一口“嗲嗲”的上海話，細聲細氣，同她一點不像。她妹妹是上海人，她怎麼是寧波人？大家都納悶。相處時間長了，她告訴我說，她的父母確實都在上海，但從小把她送到寧波的外婆家長大，所以，就和她妹妹不一樣了。
亞芬與我投緣，我剛調到八分場，人還在牛車上，她就跑過來接行李，把我領到了宿舍，讓我睡在她的鋪位旁邊，同她做伴。亞芬幹活是一把好手，特能吃苦，也不怕髒，不知從哪兒弄來一頂醫生用的白布帽子，整天戴著，地裡屋裡的灰沙都不躲避；亞芬實在，沒那些上海人的小算盤，說話直來直去，高興了就哈哈大笑，生氣了就罵人，活得很是輕鬆自在。沒過幾天，我就喜歡上了亞芬，整天跟著她，她指點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準保不會有錯。
到了農閒放假，我要拆洗被子，亞芬說什麼也不讓我動手。她說你看你那麼瘦，哪裡像個幹活的人？我來幫你洗，一會兒就洗好了。她不由分說就去挑水燒鍋，七手八腳就把被單泡在盆裡，兩隻粗壯的胳膊有勁兒地在搓衣板上搓揉，真的是一會兒工夫就把被單洗乾淨了，麻利得“一塌糊塗”。其實，亞芬的妹妹也需要她照料，裡裡外外的生活瑣事，處處呵護著，都替亞男打點了。我說：“我比你大，你別把我當亞男一樣老管著。”她嘿嘿一笑，說：“我就只會當姐姐，是操心的命，再多一個妹妹，橫豎一樣的。”
那時我已經開始學習寫作，一有空就趴在炕上看書寫字，沒時間陪亞芬閒聊。起初她很不習慣，有事沒事老想同我說話，我故意不理。過了幾天，她也開始拿我的書看，一會兒問我這個，一會兒問我那個。我只好放下手裡的事，耐心地給她講解。
亞芬人很聰明，卻不知為什麼，總是搞不清“蜜蜂”和“蜂蜜”的區別，她會說：“哎，你曉得吧，水庫那邊有人在養蜂蜜呢，下次我去給你搞點蜜蜂來吃好不好？”我“撲哧”笑出聲來，告訴她“蜜蜂”和“蜂蜜”恰好應當倒過來使用。她恍然大悟，笑得在炕上打滾，纏著我再仔細講一遍“蜜蜂”和“蜂蜜”的區別。我問她懂了沒有，她說懂了；記住沒有？記住了。可是下回一說到“蜜蜂”，又變成了“蜂蜜”，算是沒治！再糾正，還是一個顛三倒四，蜜蜂、蜂蜜越發糾纏不清了，只好拉倒。
有一天，亞芬興致突發，讓我教她識簡譜。她說：“如果學會了簡譜，就可以自己看著歌本兒學唱歌了。”我拿了一首歌譜開始教她，一邊在炕沿上打著拍子，再教她自己打拍子掌握節奏。那幾天亞芬一有空兒就開始拍打炕沿，拍得手掌通紅，炕上一片塵土飛揚；宿舍裡滿耳朵都是亞芬的歌聲，女生們卻逃得一個不剩。如此持續了幾日，有一天晚上，亞芬一句歌詞憋在喉嚨裡，滿頭大汗地撲倒在炕上，甩了手裡的歌本兒，傷心地對我說：“不唱了，不唱了，這比干活累多了！”
亞芬下鄉前，只上到初一，讀書不多，但她心裡是喜歡學習的。自己學得艱難，就索性把她對知識與文化的景仰，都轉嫁到我和她妹妹身上。那年推薦工農兵學員，亞芬全力以赴操持她妹妹入學的事情，攻克了一道道難關，真的把亞男推薦回上海一所大學去了。等亞男走了以後，剩下亞芬一個人，頓感失落，只好把原先給亞男當姐姐的心思，全部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那時候白天得幹活，我全靠晚上那麼一點業餘時間來看書寫字。宿舍裡那個微弱的燈泡，恰好懸在我的頭頂，我每天都比別人睡得晚，亮著燈看書，自然也就影響別的女生休息。旁邊的女生有意見，氣呼呼地爬起來，狠狠拉燈繩，把燈滅了。亞芬躺在我旁邊，明明已經睡著了，黑暗中竟突然驚醒，一步跳起來，拽著燈繩把燈重新開啟。那個女生很生氣，說她多管閒事。亞芬只穿著內衣內褲，爬出被窩，就站在炕上同人家爭吵。她理直氣壯地說：“公家的電燈是公用的，電費不是你掏，你憑啥關燈？你要是點著燈睡不著，就回家去好了。下鄉那麼多年，連睡個覺都這麼嬌氣，再教育都白浪費了……”
說得那女生啞口無言，一把掀過被子矇住了頭……
亞芬維護我，幾乎毫無原則。但我自知沒理，第二天去買來蠟燭，熄燈後，自己點著蠟燭看書。亞芬為此憤然，再不同那個女生說話，可謂愛憎分明。
其實，亞芬的人緣不錯，分場的職工家屬，都誇她心眼好能吃苦，亞芬亞芬的總掛在嘴上。一次，亞芬詭秘地對我說：“今天晚上，我們到唐姨家去吃油豆角，她讓我把你帶上。”那天唐姨專為亞芬燉了一大鍋自家種的油豆角，碧綠噴香，糯米粽子一樣。我足足吃了一大碗，撐得肚子都脹了，還想吃。如今想起來，這算是我在農場八年中，吃到的最好吃的東西之一了。
那年深秋，宿舍裡的炕洞邊上砌了爐膛，燒煤取暖，屋子裡很暖和。到了晚上，我在燈下看書，亞芬就坐在一邊織毛衣鉤花邊什麼的，一邊在燒紅的爐蓋上，烤生土豆片，或是切成薄片的大餅子和窩頭。很快屋子裡就飄散著一股烤窩頭的香味，讓人垂涎欲滴。亞芬總是把烤好的大餅子薄片，悄悄地放在我的能夠著的地方，我看著書，用手抓著那薄片填進嘴裡，又香又甜，剛出爐的窩頭片那種滋味，比餅乾和椒鹽桃片還要好吃。
許多年中，我無數次地回想起那個夜晚的情形，回想起連隊宿舍昏暗的燈光下，亞芬被爐火烤得紅潤髮亮的面孔。我意識到，那樣溫馨的夜晚，在我的一生中也許都不會再有了。亞芬對我的好，只是因為她想對我好；是那種不求回報，沒有任何功利意圖的好。也許僅僅混雜著一點點對文化和知識的渴求和嚮往。那種青春的友誼，情感的依傍，孤獨中的慰藉，彼此無私無求的信任……是那樣純潔真誠。在後來的歲月裡，只能溫習而不可重現！於是，我心裡充滿了憂傷的感動，眼睛忽地酸澀了……
有一段時間，亞芬常常被派去打夜班拉磚，第二天白天，便常常向我提起那個開“熱特”的司機楊胖。楊胖是東北人，家在筆架山農場，為人有些傲慢粗魯，我們都對他敬而遠之。但亞芬總是說他的好話，說大家對楊胖有誤解，這人其實厚道，心眼兒好，正在發展她入團。有人傳閒話，說亞芬對楊胖有意思，我壓根不相信，南方知青一般是不願同東北知青搞物件的，這一點，聰明的亞芬應該能把握自己。我沒往心裡去，連問都沒問過她。過了一段時間，我被調到場部文藝宣傳隊去了。那一冬天我都沒見到亞芬。
等我兩年後從上海回到農場，聽說亞芬已經病退回寧波去了。奇怪的是，當年年底，亞芬竟然又從寧波回到農場，和楊胖辦理了結婚手續。婚後她獨自一人回了寧波莊橋。到了一九七七年年底，再一次回到農場，生了一個女兒，在農場住了整整一年。那時我已去了哈爾濱上學，亞芬寫信讓我給她的女兒起名，我說就叫“楊澍”吧。楊樹得水易長，何況李亞芬的名字中有木和草，也算象徵生命得水之意。
亞芬後來給我的信中，就一口一個楊澍如何如何。到了一九八〇年，亞芬把楊胖的戶口也辦回寧波，一家三口人在莊橋生活。亞芬在一家電器元件廠上班，楊胖在一家工廠當駕駛員。亞芬愛上了楊胖，就一直愛了下去，還把他帶回了老家。一家三口在莊橋過著平靜的生活。
到了一九八一年春，我正在杭州探親，亞芬寫信給我，說她馬上要到杭州來看我。我當然高興，也真想見到亞芬。但不巧我隨後接到通知，必須立即到北京去開會，算算日期，實在是無法等到亞芬來杭州了。我給她寫了一封通道歉，相約下次再見。
此後，亞芬再也沒有找過我，我也沒有亞芬的地址。我和亞芬斷了聯絡，想必亞芬一定在心裡怨恨我的無情無義。
十七八年過去了，我一路急匆匆地朝前走去，一路上丟失了許多珍藏。
但我始終想念亞芬，我無法償還她曾經給過我的那麼多友愛。
寫亞芬的這一節短文，曾以《知青女友》為題，一九九七年發表於《中國婦女報》。不久後，我收到了報社轉來亞芬的信，她說有同事看到了我這篇文章，一看就知道她肯定就是我寫的這個亞芬。此後我們恢復了聯絡，得知她後來又生育了一個男孩，也已經長大成人。她似乎具有良好的商業悟性，回到寧波後，近年來專做電器配件銷售，已經是一個成功的業務經理，從知青到經商的身份轉換，完成得十分順理成章。
二〇〇四年，楊胖突然因車禍罹難，亞芬悲痛欲絕，我勸她出來散心，那年秋天亞芬帶女兒來北京旅遊，我接她到家裡做客敘談。亞芬一見到我便號啕大哭不止。二〇〇五年年初，我去寧波開會，再次相聚，亞芬已經從悲痛中逐漸走出來，重新積極拓展業務，孤獨而充實地生活。那是一個樂觀開朗、真誠樸實的亞芬，我能依稀辨認出她三十多年前的影子，卻又是一個在寧波商海沉浮錘鍊得更為堅韌精明的亞芬，我發現這個年逾五十歲的新亞芬，變得越來越有魅力了。
北大荒的日子，苦難由於青春而變得歡樂；歡樂由於友愛而得以儲存。若干年後，苦難漸漸地被遺忘，而刻骨銘心的卻是那些絲絲縷縷的快樂，就像荒涼的河灘上，埋沒或閃爍在泥土中的粒粒金砂……
（本文選自張抗抗著《問問自己》，時代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