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最早利用敦煌石窟和壁畫進行古建築研究的學者，而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激發了梁思成的思考。在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圖書館新發現的信件，展現了梁思成與伯希和的交往細節以及梁思成古建築研究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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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年，梁思成赴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次年底，他收到了梁啟超寄送的宋代李誡的《營造法式》一書，此書後來成為他一生孜孜鑽研的物件。在賓大期間，梁思成選修了建築史的課程；1927—1928年，赴哈佛大學學習，期間應該看過德國人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新出版的《中國建築》一書，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古代建築的瞭解。柏石曼、瑞典人喜龍仁（Osvald Siren）和日本人伊東忠太、關野貞、常盤大定都是研究中國建築史的重要人物。他們的著作引起了青年梁思成的注意。
1928年，梁思成回國並在東北大學任教。1931年6月，他受朱啟鈐之邀回到北京；9月，開始擔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部主任。鑑於《營造法式》十分深奧難讀，梁思成轉而集中研究清代建築，從清代工部的《工程做法》入手，並透過向老工匠學習，在全面理解清代建築成就的基礎上，再深入解讀《營造法式》，嘗試破譯書中艱深的術語。
梁思成注重以實物調查配合古籍文獻記錄，與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係。北平圖書館給營造學社提供了一個研究室，相關書籍都可供研究室調閱使用。其中，就有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敦煌石窟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Paris，1914—1924），這部書成為梁思成的案頭常備。
敦
煌藏經洞的發現是20世紀學術史上的大事，對敦煌文獻的系統整理和研究，因此成為顯學。敦煌石窟藝術和壁畫也成為重要的研究物件。1906—1909年，伯希和組織了中亞考察團，最早對敦煌石窟進行編號和研究。1914年，《敦煌石窟圖錄》第一卷已整理完成，但由於一戰的爆發，圖錄的出版不得不擱置，直至1920年起才陸續問世。此書雖不算石窟研究的專著，但披露了大量珍貴圖片，引起了一些中國年輕學者的興趣，其中就有後來投身於敦煌研究和保護的常書鴻先生。而梁思成則十分敏銳地注意到了這批圖片中的五臺山壁畫，注意到圖中的寺院、窟簷建築與唐代建築之間的關係。唐代中期之前的古代建築，流傳至今的絕大多數都是磚石佛塔，因此要對之前的建築史進行研究，就要藉助其他資料，而這批圖片無疑是極有價值的史料。
梁思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他曾指出：“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故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1932年4月，他調查測繪了薊縣獨樂寺，並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撰寫了考察報告，證明是遼代的建築，由此開啟了中國學者對於古代建築的系統研究。
同年3月，在赴獨樂寺考察前夕，梁思成發表了《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首次討論了唐代的佛寺建築。在文章的開頭，梁思成筆觸頗為悲觀：“唐代建築遺物的例項，除去幾座磚塔而外，差不多可以說沒有。”在當時，由於缺乏系統的調查，所知的古建較早的僅有山西大同的遼代建築上華嚴寺、下華嚴寺、應縣佛宮寺木塔和嵩山少林寺初祖庵，有感於東鄰日本儲存的隋唐建築，他繼續寫道：
假使我們以後的學者或考古家，在窮鄉僻壤中能發現隋唐木質建築遺物，恐怕也只是孤單的遺例，不能顯出他全域性的佈置和做法了。既沒有例項可查，我們的資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獻方面。除去史籍的記載外，幸而有燉煌壁畫，因地方的偏僻和氣候的乾燥，得經千餘年歲，還在人間儲存，其中寶物如唐人寫經等等，雖經斯坦因由王道士手中騙去，再被伯希和運走。但壁畫究不易隨便搬動，仍得無恙；伯希和曾制攝為《燉煌石窟圖錄》，其中各壁畫上所繪建築，準確而且詳細，我們最重要的資料就在此。
梁思成在列舉了眾多文獻資料之後，討論了唐代的建築，並特別提到了伯希和的敦煌圖錄：“幸而在記載之外我們又有一種新的考據材料。這項材料雖遜於例項遺物，卻有時勝於史傳記載。”這就是敦煌壁畫的價值和意義所在。梁思成繼續寫道：“燉煌壁畫將唐代的建築——宮殿、佛寺，乃至平民住宅——在佛像背景裡一概忠實的描繪下來，使得未發現當時的木質建築遺物的我們，竟然可以對當時建築大概情形，仍得一覽無遺，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寫於1932年3月9日）他特別引用了第117窟（今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對唐代佛寺宮殿建築進行了概要的介紹。
1937年6月，梁思成一行以敦煌第61窟的“五臺山圖”作為“旅行指南”，在當地人的幫助下發現了佛光寺。圖為敦煌第61窟壁畫（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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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年對梁思成來說是一個學術上的轉折點。經過對薊縣獨樂寺的考察，梁思成對唐代建築產生了濃厚興趣，並轉向對唐代佛寺建築的系統研究。他試圖從古代文獻和繪畫中尋找建築史的訊息，如指出獨樂寺中的觀音閣與敦煌壁畫中的唐代建築十分相似，敦煌壁畫因此成為他研讀的重要物件。除了實測現存的建築，梁思成對唐代之前建築的研究，十分注重參考畫像石、石窟壁畫和明堂，作為實物資料的補充。他仔細閱讀了《敦煌石窟圖錄》，仍感到尚有許多疑問，於是在5月28日提筆給伯希和寫信，請求伯希和的解答和幫助，這是梁思成與伯希和直接交往的開端。
他在信中寫道：
希和先生座右，敬啟者：
先生研究中國文藝，數十餘年，學界泰斗，中外同欽。今不忖冒昧，敢自紹介。思成為任公（啟超）長子，研究中國建築，不自量力，竊願以中國建築史之編撰為任。曾在東北大學任建築學系教授，並講授中國建築史。惟自愧學無所精，有憾於中。先嚴在世時，於治學之道，輒諄諄命以先生治學方法為南車。一九二八年夏，思成由美取道歐洲東歸，路出巴黎，蒙陳任先公使介紹，趨謁崇階，適大駕未返，失之交臂，未聆教誨，悵歉無已。
茲有懇者，頃檢先生燉煌千佛洞照片，第百三十洞前室內有木樑斗栱照片一幀（第CCLXXVII圖），又第VII圖有立於某洞口外門前木廊上照片一幀，成竊以為此乃唐式木造建築之最古者，與燉煌壁畫，日本奈良遺物，及中國唐代磚塔中所表示者皆相吻合。惜照片不甚清晰，未得詳其究竟；其外部只得斜角一部，內部亦頗迷糊。未審左右尚有此二幀及此種木廊外部之正面照片否。如蒙加印見賜，裨得研究，並許翻印為文中插圖，靡惟思成銘感不盡？抑亦先生惠而復惠也。至於復照價值，亦祈一併示知，當即奉呈。敝社彙刊三卷一期，另封寄呈，想邀青睞，豈敢雲論，學而已耳。尚祈不吝賜正，並恕翻印照片是禱。其中思成所著“我們所知道的唐代宮殿與佛寺”一文，擬加以添改，譯成英文，在哈佛Harvard大學發表，其翻印權，須先求許可，想必邀慨允也。一九二九年，舍弟思永在哈佛得聆講學，思成已返國，亦有幸與不幸也。書不盡言，先此叩謝。
敬請
著安。不宣。
世晚梁思成再拜
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八日
住址：北平北總布衚衕三號或Liang Ssu-Ch’eng
3 Pei-Tsung-Pu Hutung
Peiping，China
梁思成致伯希和信，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
梁思成之所以給伯希和寫信，是因為《敦煌石窟圖錄》有幾點引起了他的關注。一是伯希和題有“初遊千佛洞”的照片，梁思成注意到其左上方有木質建築一角，是窟前的簷廊，從這一角，他就敏銳地看出了“簡單雄大的斗栱”以及其他結構，“無一不表示唐代的特徵”。他還注意到了敦煌第130窟前室木樑斗栱照片，也推測為唐代的形制。但這些照片不完全或欠清晰，於是提筆給伯希和寫信。
1932年7月30日，伯希和自巴黎給梁思成回信，並提供了他所錄的敦煌第130窟（現437窟）的兩條樑上的題記，分別是宋太平興國五年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曹延祿和開寶九年曹延恭的題記。在信中，伯希和還專門提到了常盤大定和關野貞《中國佛教史蹟》對中國最古木構建築定年的質疑，以及他本人在《通報》（1931）上所發表的書評。這年冬天，伯希和訪問北京，梁思成十分高興，趁他訪問之際，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發表了《伯希和先生關於燉煌建築的一封信》，披露了伯希和的詳細回覆，可以看出梁思成對伯希和回信的喜悅和重視，這是目前所知關於這段交往的唯一文字記錄。伯希和的詳盡回覆，儘管帶給他的只是北宋的資訊，但梁思成的眼光是敏銳的，在此文的結尾，他仍按歷史發展的邏輯，推斷敦煌窟簷遺制是唐式的，他這樣寫道：
並且我們可以想像到，這兩三座宋初建築，絕不會脫離了當時尚存多數唐式而另立形制的。而且每個時代文化上的變遷，率多起自文化政治的中心，經過長久的時間，影響方能傳到遠處。照我個人推測，北宋初年中原的建築，在形制上較近唐式，《營造法式》的“官訂式”，至北宋末葉方才成熟。燉煌遠在邊陲，當時所奉為法則的，當然是唐代規矩。所以我當初以為它為唐式建築例項的假定，得伯先生的覆信，更可成立。
1932年底，伯希和再次訪華並盤桓數月。在北京期間，他的學術活動十分頻繁，國內學者爭相與之交流。這次到訪也促成了梁思成與伯希和的首次見面。12月29日，梁思成用英文給伯希和寫了一封信，約定了與伯希和見面的時間，但之後交往詳情，因文獻所限，已無從得知。
1937年6月，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夕，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紀玉堂四人來到五臺山，探索古剎，他們以敦煌第61窟的“五臺山圖”作為“旅行指南”，在當地人的幫助下，在豆村附近發現了唐代大中年間的佛光寺，進行了測繪，並根據樑上的題款，確定了該寺的具體年代，他們“一向所抱著的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個實證了”。這對梁思成來說，是何等喜悅的大事，這一發現也成為中國建築史上被屢屢傳頌的佳話。
梁思成的這一發現，與敦煌壁畫的指引有一定的關係，也應部分歸功於伯希和的敦煌圖錄。需要提及的是，1927年，日本學者關野貞與常盤大定合編的《中國佛教史蹟》第5卷，已收錄日本僧人小野玄妙所攝佛光寺的照片，並得知殿前經幢有唐大中十一年（857）年號，但未能推斷其建築年代，關於佛光寺建造年代最終確定的歷史使命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完成。受戰爭影響，梁思成有關五臺山唐代建築的研究成果直到抗戰末期才得以刊出，併為世人所逐漸瞭解。值得注意的是，1944—1945年梁思成發表的《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一文，隻字未提《中國佛教史蹟》關於佛光寺的內容，但引用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提到“敦煌石室壁畫五臺山圖中有‘大佛光之寺’。寺當時即得描影於數千裡沙漠之外，其為唐代五臺名剎，於此亦可徵矣”。此文發表的背後也蘊含有複雜的學術和政治背景，特別是與日本學者的競爭。
1937年，梁思成在佛光寺東大殿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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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雖然從未踏上過敦煌的土地，但他一直關注敦煌壁畫和建築。1951年，應常書鴻的邀請，他對敦煌壁畫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別強調了敦煌遺蹟對研究古代建築的重要價值，在文章的最後結論部分，他這樣寫道：
透過敦煌壁畫和窟簷，我們得以對於由北魏至宋初五個世紀期間的社會文化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居住的情形——得到了一個相當明確的印象。因實物不復存在，假使沒有這些壁畫，我們對於當時的建築將無從認識，即使實物存在，我們仍難以知道當時如何使用這些房屋。壁畫雖只是當時建築的縮影，它卻附帶的描寫了當時的生活狀況。
在這些壁畫中，我們認識了十餘種建築型別；我們看出了建築組群的平面配置；我們更清楚的看到了當時建築的結構特徵和各構材之相互關係及其處理的手法；因此我們認識了當時建築的主要作風和格調。我們還看見了正在施工中的建築過程中之一些階段。這是多麼難得的資料！
梁思成從壁畫中尋找中國古代建築的形制，是最早依據影象研究歷史的先行者。敦煌壁畫成就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對唐代建築的發現，成為建築史研究中的重要篇章，也改變了中國沒有唐代木構建築的遺憾，無疑提高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對傳統科學技術的解讀，是梁思成那一代人的共同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愛國主義的情懷，以及與國際學者一爭高下的氣派。
作者：韓琦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編輯：陳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