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紅山文化的形成、發展，直至紅山文明的形成，是距今6500至5200年間中國北方分別以筒形罐，陶盂、陶支座組合成器或陶鼎，小口尖底瓶為典型特徵的三大族群集團在遼西地區碰撞、互動的結果。其間紅山文化範圍內族群間不斷的文化認同，使基本處於同一生態位的人們從單純物質層面的認同，上升到精神、信仰上的漸趨一致。表現在物質文化上，從器物群的逐漸接近，到墓葬形制、祭祀禮儀、信仰物、禮器等基本趨同；精神層面顯示出在宗教意義上人群間已經具有了達成共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的可能，最終促成了透過“絕地天通”的形式，實現了以宗教權力構建對世俗世界統治的紅山文明的出現。
關鍵詞：紅山文化；族群碰撞；文化認同；文明模式
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史中的地位，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牛河梁［1］、東山嘴遺址［2］的發現和資料公佈，即開始被學術界逐漸認識。但是包括紅山文化在內的中國文明起源階段諸考古學文化的內涵中普遍表現為祭祀禮儀性建築發達，而學術界公認的文明形成的三個物化標準［3］相對缺乏或根本不見，故而解讀早期文明的起源背景，發現文明形成動因，進而解釋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特點，也同時被學術界所重視。
上世紀九十年代，蘇秉琦先生就提出了文化碰撞與交匯是文明起源源動力的觀點，指出正是史前在中國大地上的六大文化版塊不斷傳播交流中產生了中華文明，並指出“源於關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主要特徵的廟底溝型別，與源於遼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淩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龍形（包括鱗紋）圖案彩陶和壓印紋陶的甕罐為主要特徵的紅山後型別，這兩個出自母體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強生命力的優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廣、更遠的擴散面。它們終於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後在遼西大淩河上游重合，產生了以龍紋與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徵的新的文化群體，紅山文化壇、廟、冢就是它們相遇後迸發出的火花所導致的社會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4］。張忠培先生在本世紀初更是清晰地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西陰文化單向影響其它文化的局面結束了。形成了相互影響、碰撞、對抗，甚至是分佈於東、南的文化影響分佈於西方的文化，呈現出強力的文化滲透，乃至造成逐鹿伊、洛地區的形勢。黃河、長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遼河流域的諸考古學文化居民的文化交流加速且規模擴大的同時，激發了競爭基因，加快了歷史程序，進而跨進了文明的門檻。文化格局的劇烈變化，促進分佈於黃河、長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遼河流域的諸考古學文化的居民跨過了文明的門檻。同時他在對良渚墓地分析基礎上，還提出“祀”與“戎”發展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並控制著社會的神權和王權，擔任祀與戎職責的人已形成為階層，成了社會的權貴。史前的氏族組織已蛻變為國家機器，掌握神權和王權的人物成為控制國家機器的主人。而紅山文化女神廟、積石冢和半坡四期文化大地灣F411都說明當時的巫教已獲得人們的普遍信仰，發展到相當完善的地步。只有在巫師已獲得居民的普遍信仰，並在其倡導、組織下，才能建設起牛河梁這樣規模的宗教聖地和大地灣F411宗教建築。最終軍權會演變為王權，王權逐步剝奪神權而凌駕於神權之上，最後，導致神權在國家機器中無獨立的位置［5］。之後李伯謙先生提出了中國文明化程序的兩種模式，即神權國家和王權國家，他說“對紅山文化玉器分類及其具體功能的認識，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沒有人否認其與通神有關可見在紅山文化時期，特別是它的晚段，當時社會雖已發生分化，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所謂“公共權力”已經存在，但掌握、行使這種“公共權力”的並非世俗的“王”，而是這些掌握著通神權力的巫師或曰“神王”，神的權力高於一切，神的威望高於一切，社會的運轉、社會矛盾的調節都靠神來解決，而神的意志和命令則統統要由能與神溝通的巫者來傳達來貫徹”［6］。
儘管前人已經形成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但是無論如何，對於中華文明起源中重要的一支——紅山文明，她為什麼會出現對國家公共權力的需要、又是如何實現、怎樣選擇的集中權力的道路等問題，卻都始終沒有給予完整而清晰的解讀。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透過對距今6500至5200年間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交流與碰撞的梳理，發現紅山文化文明化程序的特點並說明其以集中宗教權力實現早期國家公共權力的文明模式形成的動因和意義。
一、多族群碰撞與紅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燕山以北醫巫閭山以西七老圖山以東的遼河上游一帶，習慣上稱為遼西地區，這裡的土著居民使用筒形陶罐；燕山以南地區則是一批使用陶盂和陶支座組合或陶鼎的居民；在黃河中游地區是以使用小口尖底瓶為特徵的居民。他們分屬於遠古中國北方三個最重要的族群集團。他們在距今6500開始的不斷碰撞、融合，在遼西地區演繹了千餘年此起彼伏的歷史故事，成就了距今5200年左右中國古史上最早的紅山文明的誕生。
遼西地區最早的考古學文化是查海——興隆窪文化，其勢力最強的時候曾經越過燕山到達燕南地區，距今7200左右，受燕南磁山文化北進的影響，位於遼西地區南部的查海——興隆窪文化演變成為趙寶溝文化，查海——興隆窪文化的餘部保有西拉木倫河以北地區，並於稍後演變成富河文化，在下遼河流域有一支與他們有著親緣關係的考古學文化叫新樂下層文化［7］。大約距今6500年左右，燕南地區起源於太行山東麓地區的後岡一期文化迅速強大起來，為了拓展生存空間，其開始北上，一支逆桑乾河而上進入晉北、晉中和內蒙古的中南部，由於這些地區早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缺失或者沒有，他們沒有受到什麼抵抗；另一支則越過燕山，驅趕並佔領了趙寶溝文化居民的生存空間，導致後者退居到西拉木倫河以北。由於遼西沙土質不適合製作三足鼎類陶器，亦或希望透過器具上的一致性減少與土著文化上差異造成的對峙，後岡一期文化系統的居民學習遼西土著製作筒形罐、斜口器，並採用之字紋作為器表裝飾，而他們帶來的泥質陶技術也被製陶技藝相對落後的土著居民們學習。於是紅山文化這個以夾砂之字紋筒形罐和斜口罐和泥質的盆、缽、壺、甕等，有些還裝飾有彩陶的陶器組成的器物群為特徵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實質上包含了以西拉木倫河為界，隔河而居的土著和後岡一期文化不同的族群。
我們之所以產生這種認識，依據有三：一，早期紅山文化陶器包含了兩個主要來源，夾砂筒形罐、斜口器和之字紋類，主要是來源於本地趙寶溝文化的因素；全部泥質陶及陶釜、器蓋等因素則來源為後岡一期文化。其與後岡一期文化不僅在陶質、部分夾砂陶和全部泥質陶在內的器型、彩陶特徵等諸多方面表現出極大的共性，且二者同類器器形演變也趨向一致甚至同步［8］。於是這個人類共同體的性質，就出現了三種可能性，即：後岡一期文化居民接受趙寶溝文化因素影響發展而成；趙寶溝文化居民接受後岡一期文化因素影響發展而成；趙寶溝文化與後岡一期文化碰撞後二者融合形成。
二，在建平馬鞍橋［9］、朝陽小東山遺址［10］，捕捉到的資訊，表現了強勢文化對弱勢群體的驅趕或排他。馬鞍橋山遺址位於朝陽市建平縣太平莊鎮石臺溝村西南，2019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此次發掘總面積1000平方米，共發現房址8座、灰坑24個、灰溝1條。在出有趙寶溝文化特徵陶器的房址內發現有人骨被有意放置在房址內，人骨為二次撿骨葬。這種獨特的埋葬方式，既不同於土著居民的葬俗，也非後岡人的葬制，顯然是對死者的非正常的處理方式，這類房址與聚落內其他紅山人的房址同在一個遺址內，居住面出土陶器區別明顯，正可能是後岡系居民驅趕土著趙寶溝文化居民、佔有他們資源過程的真實寫照。小東山遺址位於朝陽縣柳城鎮腰而營子村東約2公里的一處高敞臺地上，遺址東西寬約200米，南北長約400米。考古發掘發現房址10座，有近方形與圓形的兩種。其中方形房址集中分佈於東側一排，它們都被破壞嚴重，其中出土的筒形罐、尊形罐、盂、高足缽、直腹平底碗、弧腹平底碗等，器型與紋飾特徵都與趙寶溝文化陶器同類器相近。尤其編號F5∶5器表上部飾刻劃幾何形圖案紋飾，主體紋樣是兩個內添網格紋縱向排列的三角形圖案，三角形圖案細長（圖一，3），與趙寶溝文化小山遺址的龍紋輪廓內填網格的風格相似（圖一，4）［11］；F5∶6，斂口，圓唇，圓弧腹，平底。器表通體磨光，內壁較光滑。腹上部飾有幾何形圖案紋飾，整個圖案的寬度為8。5釐米。圖案上、下界各有一週壓劃弦紋，兩週弦紋間以S形曲線橫縱排列組成陣列浪花狀的陽紋圖案。每組圖案間飾刻劃弧線，與下一組曲線一起形成了類似“陰陽魚”的構圖（圖一，1）。整個圖案類似趙寶溝文化南臺地遺址陶尊表面動物紋的簡化和變體（圖一，2）［12］，故而上述房址應屬於與早期紅山文化同時的趙寶溝文化房址，而其西側的紅山文化村落，出土器物群與前者分別較明顯，整體遺址也應當是在同地點後岡人驅趕和取代了趙寶溝人的實物反映，而非合二為一的融合。
三，同時期分佈於西拉木倫河兩岸的早期紅山文化，陶器外部特徵尤其製作工藝上，均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河之北泥質陶比例少器類少，筒形罐多直口微斂，之字紋施紋鬆散，劃紋多見成組短劃紋或由數條成組長劃紋組成，彩陶較少，包括泥質陶在內皆採用套接成型製陶；河之南泥質陶佔有較大比例，器類也豐富，筒形罐多直口略敞，之字紋排列較緊密，劃紋多為由細密成組的交錯長劃紋組成的三角紋，彩陶較多，陶器製作採用盤築成型。如果說器物外觀，包括器形與紋飾等元素在考古學文化的交往過程中，因為其外向、直觀而較為容易相互影響而被對方引進、吸收並使之文化面貌發生變化的話，內含在器物中的技術資訊，包括工藝及其流程等由於需要傳承與學習，則會顯得較為私密、保守，併成為文化因素中更為根深蒂固、不易變化的成分。所以我們認為西拉木倫河以南的早期紅山文化應當是後岡一期文化系統的部分居民移民到西遼河流域，與當地使用筒形罐傳統的趙寶溝文化碰撞，吸收了其筒形罐、之字紋等因素而產生的一種文化；分佈在西拉木倫河以北以白音長汗遺址第四期早段為代表的遺存，則可能是受後岡人向北擠壓、影響的本地文化的後裔。
進入距今6000年左右，黃河中游地區的文化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小口尖底瓶、彩陶魚紋為典型特徵的半坡文化進入了它的晚期階段，即“史家期”，以往學者多將“史家期”看作半坡文化演變成西陰文化（也稱為廟底溝文化）的一個過渡階段，但經研究我們發現“史家期”的意義要大得多。進入“史家期”後的半坡文化分佈地域不斷擴大，尤其是向西進入渭河上游，向北進入河套地區，對數百年前即來到這裡生活的後岡一期文化居民形成驅趕之勢，這股勢力愈發強大，最終吸收在晉南地區悄然興起的西陰文化及其前身的火種爐和疊唇尖底瓶因素，在史家期晚段在今天的內蒙古中南部形成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白泥窯子文化，從小口尖底瓶這種特徵性強烈的遺物分析，白泥窯子文化年代應相當於史家期晚段至西陰文化中期晚段（圖二），它是西陰文化在黃河流域佔據絕對優勢的同時，在其北部地區始終與之並存對峙，並對紅山文化產生巨大意義的一支考古學文化。後來晉南的西陰文化開始強盛起來，不僅向西向東向南擴張，同時也向北挺進，過程中受到居住在這裡的後岡一期文化居民的頑強抵抗，最終到達今天大同地區後不得不轉而沿桑乾河進入河北。但是從晉北和冀北發現的西陰文化遺存看，後岡後裔的抵抗是不容小視的。在西陰文化北上的Y字型文化帶北端山西大同馬家小村遺址發現的4座房子同時期中，F1為西陰文化特有的五邊形房子外，F3橫圓角長方形南邊開門道的房子在後岡一期文化中也不多見，標誌著西陰文化的居民來了，在陶器方面，較多的後岡一期文化因素得以保留，如F1∶1“四系”甕、F3∶10後岡式瓶口的小口尖底瓶、F3∶5橋形耳大口罐、F2∶2泥質橋形耳斂口罐、多為褐色彩陶等，而西陰文化因素則相對就少了，僅有F2∶5的小口尖底瓶口部為雙唇，彩陶圖案中的弧邊三角紋、圓點紋，沒有西陰文化常見的陶釜、陶灶和典型的彩陶盆、缽等（圖三）［13］。地處河北張家口的蔚縣三關遺址［14］表現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尖底瓶壺口，有雙耳。
上述文化格局的變化，對於距今6000前後至5500年間的紅山文化而言，引發了其前後兩個階段的不同。第一個階段，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先後北向擴張，對於後岡一期文化的居民來說都是被驅趕著節節敗退，由於燕南逐漸為西陰文化佔領，所以他們的後方則只有遼西地區，引領時尚的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文化因素在紅山文化中的出現，正是攜帶著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因素的後岡系居民帶入遼西的，所以此時這種因素與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原型總是表現出似是而非。從西拉木倫河兩側兩種不同的製陶工藝及其表現在陶器特徵上的區別仍然穩定地存在著這點看，遼西地區後岡移民與土著隔河而居的佈局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化［15］。但是，在二者物質上共同接受著來自西方的黃河中游文化元素的影響的同時，兩岸族群間表現在精神方面的認同可以被明顯看到，並且與表現在陶器上的土著的明顯弱勢形成差異，在精神層面的融合中，土著似乎佔上風，比如土著居民們的墓葬採用積石冢、以玉隨葬的傳統，被後岡移民採納；土著上千年曆史的崇龍習俗，不僅被後者吸收，並創造出了彩陶龍形象；同樣歷史悠久的女神崇拜，也被後者所接受。當然紅山人在區域內文化不斷認同的的基礎上，對外域文化的吸收與創新也是積極的，比如他們在仿製黃河中游器座的基礎上，為了滿足曠野祭祀的儀式感，創造了筒形器的形制［16］。
第二階段相當於黃河中游的西陰文化晚期，這時在半坡系統的白泥窯子文化和紅山文化之間顯然已經沒有了後岡系後裔的阻隔，紅山文化中的半坡系元素那種若隱若現、似是而非的表現形式變得真實明朗起來。比如此前紅山文化的勾叉紋等彩陶只有在史家期半坡文化中可以找到淵源，但卻是在後者原紋樣基礎上的變形，基本看不到直接傳播的圖案。而此時無論是器型還是對角三角形、重疊四邊形彩陶紋飾都與半坡系一樣。這一階段的遺存是新近被辨認出來的［17］，主要包括牛河梁遺址包括“女神廟”在內的第一地點和第二地點四號冢下層積石冢與上層積石冢之間的灰坑和“墊土”［18］，其中出土的圜底盆、圜底碗、大口罐、器座等，尤其是彩陶圖案，與史家——白泥窯子文化中同類元素的淵源關係一目瞭然。而西陰文化的因素在紅山文化中也有所存在，說明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的文化因素的交往，但顯然史家——白泥窯子文化的影響更為強烈，甚至有些因素完全一樣，而當時在中國北方文化中最強勢的西陰文化，影響卻沒有那麼大，即便當時風靡整個北方的西陰文化花形彩陶在紅山文化中幾近沒有。可見西陰文化與紅山文化的交往在燕山以南仍然至少是不甚順暢的，這與上文所述考古發現的實物史料顯示的西陰文化勢力擴張狀況是一致的。屬於這一階段的紅山文化遺存發現較少，我們還不能給予其一個全面的描述，但是有幾點是可以確定的：第一，考古學上辨識出來的這一時期，相對年代相當於西陰文化的晚期；第二，該階段紅山文化在陶器器物組合和彩陶上表現出來的包括具有極強辨識度的標示性彩陶圖案在內的來自史家——白泥窯子文化系統的因素佔據了主導地位，可見這種來自七老圖山以西因素是紅山文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重要背景；第三，西陰文化進入燕南，阻斷了後岡移民與其母族群聯絡，失去了強有力的依靠，最終後者在遼西延續了近千年的強勢地位不再，遼西土著族群終於收回了他們在西拉木倫河以南的家園，此時紅山文化也進入到了晚期。
二、新秩序的產生與
紅山文明起源
距今5500年前後，後岡系與遼西土著經過近千年的共處與磨合而形成的平衡終於被打破了，具有土著風格的遺存在西拉木倫河以南出現，在牛河梁遺址該時段遺存中，我們看到了在之前的紅山文化後岡移民遺存中始終不見的泥圈套接成型的陶器，說明土著人又重新迴歸西拉木倫以南的故地了。而此時的所謂土著，可能包括後岡移民進入遼西前這裡的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以及新樂下層文化等文化的後裔，他們雖然均出自興隆窪文化這個祖源，但經過了如此長久的演化，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恐怕也僅存為一些遙遠的口口相傳的記憶了。隨著後岡移民強勢的喪失，西拉木倫河以南資源相對優越的土地面臨再分配，人群需要找到共同的基礎共同的利益以達成新的平衡，此時牛河梁出現了女神廟這樣大型而豪華的祭祀性建築應當不是偶然，而是紅山人追溯共同祖先，尋求建立新秩序的基礎與途徑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牛河梁，自女神廟階段起，這裡應當就成為該文化的宗教聖地了。
接下來的二三百年，黃河流域的西陰文化分解了，整個中國北方都進入了一個資源重新整合與分配的階段，從紅山文化出土的形象各異的人像可知，既有高額大眼突顴骨或凹眼高鼻的外域人形象，也有彎眉細眼小嘴或寬額寬鼻厚唇的中國人，可見此時遼西地區人群碰撞也應當是進入了新的高峰期。所以面對新老移民和已經分化的土著構成的錯綜複雜的族群關係，探尋共處、共生、互補、秩序的道路和模式，始終是紅山文明的誕生最重要背景，迫切需要高於血緣為基礎的氏族制度的公共權力的出現。但是紅山人如何實現或者是否有可能實現早期國家的公共權力，取決於紅山文化當時的社會條件。
文明形成前後的紅山社會具有如下幾個重要的特徵：
首先，紅山人財富集中不明顯。遠古人類墓葬中隨葬品的情況多表現著墓主人的身份和能力，牛河梁遺址第四期紅山文化墓葬中隨葬品都是玉器，數量有限，數量與墓葬規模和位置不成正比，隨葬品最豐富的墓葬未必是中心大墓，同類隨葬品幾乎不在一座墓葬中重複［19］，應當說明這種具有特殊意義的玉器僅表述墓主人的身份，並不代表財富，財產多少在當時社會中尚未成為區分成員身份等級的標誌物，亦或說明社會還沒有形成因著對財產佔有的不同形成的階層或集團。
第二，墓葬中尚未看出社會對軍事的強烈要求或軍權在社會中的重要性。紅山文化墓葬隨葬品中缺乏玉鉞類象徵軍權的器型，在黃河、長江流域代表軍權、王權的鉞在紅山文化中的出土不僅數量有限，且地位明顯低於顯示神權的器類，紅山文化玉或石鉞總計出土5件［20］，出土位置明確的牛河梁遺址的兩件來看，一件出自第二地點一號冢內的無壙砌石墓M9，一件出自第十六地點一號冢冢體堆積層，前者無論墓葬形制還是規模都算不得突出，隨葬石鉞和小型勾雲形玉器各一件，半拉山遺址出土玉鉞的M12為土坑石棺墓，墓內共出有獸形玉、玉璧和獸首柄端飾，雖然玉器種類上等級較高，但墓葬規模和結構均較為簡單，甚至石棺後端擋板都沒有。所以即便鉞在當時可能表述墓主人均有軍事指揮能力和權力，但在社會中的地位也並不突出。
從上述兩點可知此時的紅山社會不具備之後黃河流域或長江流域早期文明中因財富佔有的不同或指揮軍事行動的權力形成的階層，進而藉此形成國家公共權力，亦即紅山文化缺乏從經濟層面、軍事層面產生公共權力的條件。
第三，同考古學文化居民透過宗教知識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了族群相近的信仰和價值觀。不同族群的不斷碰撞引發的上千年的文化認同，已經使基本處於同一生態位的人們從單純生活領域中器具、圖案的認同，上升到精神上的信仰上的漸趨一致，龍崇拜及其形象趨於定型化取代了多種原型動物崇拜，女性崇拜從豐產巫術道具、灶神，到共同的祖神，積石冢的墓葬形式以及筒形器的祭祀形式，都漸次成為整個紅山文化不同區域不同人群的共識。
第四，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為宗教權力所控制。玉器製作是玉石製造業中工序最複雜、專業化要求最高的製作業。紅山文化的玉器造型精美、工藝精湛，製作精準，更需要專門化生產。其不僅種類基本與宗教信仰相關，在墓葬或祭祀遺址中可見，而在普通聚落不見，並且在牛河梁和半拉山等遺址均見有隨葬玉料、半成品或加工下腳料的墓葬，半拉山遺址此類墓葬有3座，均伴出有其它玉器，甚至其中包括中心大墓，說明玉料和玉器生產技術可能都是被具有一定宗教權力的人來控制的。
三、四兩點反映紅山社會中由宗教信仰的認同使族群上有著截然不同起源的人們或原本就同源隨著時間推移才分化開來的人們，在宗教意義上具有達成共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的可能，使族群間外在表達的區分意義逐漸減少。同時宗教人員不僅掌握著通神的能力，還掌握著社會最先進的生產力，專業化的生產和特殊的能力，可能已經使他們從普通氏族成員中脫離出來形成了特殊的階層或權力集團。
第五，據紅山文化積石冢分析，作為隨葬品的玉器在不同的墓葬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等級模式，以表述不同墓主人的身份。以牛河梁晚期積石冢為代表，玉器墓中玉器是具有一定的組合關係的，如果把玉器區分為鐲環類、動物類、版狀玉器三類的話，這裡玉器墓中玉器的組合可以分為三類，即隨葬鐲/環，這是具有某種權力的某一類人身份最基本的標誌，其上還有隨葬鐲環和動物形玉或者隨葬鐲環和板狀玉佩的中等級、隨葬鐲環同時隨葬動物形玉和板狀玉佩的高等級，它們自低向高的變化，與墓葬形制、規模及位置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出高等級玉器組合的墓葬一般為中心大墓或位置較為居中的土壙砌石墓，出土中等級玉器組合的墓葬則多為無壙砌石墓，有極個別的例外，可能說明這種制度的初始與不完善。
第六，從紅山文化的區域性調查可知，該文化遺址存在兩個特點，一個是聚落或聚落群與祭壇或積石冢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另一個是宗教性建築址存在等級的區分，在興隆溝遺址、草帽山遺址、東山嘴遺址、牛河梁遺址，我們可以看到分屬於一個聚落、聚落群、超級聚落群和核心區不同層級的宗教祭祀遺址。
最後這兩點說明紅山社會中世俗的等級權力是由與宗教相關的體系來表述的，最重要的是儘管不夠成熟，但在紅山文化廣闊的分佈區內，玉器形制上保持了高度的規範化，應當是有規則制約的，應當是紅山人透過宗教權力實現世俗統治的反映。這種在紅山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單一族群血緣氏族社會的公共權力不應當是早期國家已經出現的表現嗎？
古史中關於遠古時期透過宗教權力的集中實現政治統治權是有所記載的。《國語·楚語下》記載楚昭王問於觀射父“重黎實使天地不通”，透過觀射父回答我們知道宗教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自“民神雜糅”、“家為巫史”向“絕地天通”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由“九黎亂德”作為背景的［21］。史書記載九黎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一個族群，出自東夷集團。遼西紅山文明及其社會背景與史書對遠古社會記載是相同的。
錯綜複雜的族群碰撞、交流與創新，在不斷探尋共處、共生、互補、秩序的道路上前行，是紅山文化自始至終發展的主旋律，最終由包括遼西土著、後岡系移民、半坡系和西陰系移民共同促成的紅山文明，涵蓋了遠古中國北方各大主要集團成員，所以紅山文明是中華文明有明確譜系關係可追尋的“直根系”［22］，也是紅山文化的龍文化、玉文化生生不息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精髓的原因所在，是中國人之所以稱之為龍的傳人的根本之所在；從後岡系移民以排他性殖民的形式進入遼西，到半坡系和西陰系對紅山文化的不斷衝擊，族群碰撞和文化融合成為紅山文化發展的主旋律，紅山人從物質層面的融合發展到精神層面的認同，不僅體現了古人的智慧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和平、求同、共生的民族精神追求，且開創了有別於黃河、長江流域古文化“在祀與戎”的文明化模式的獨特“絕地天通”的紅山模式，體現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附記：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牛河梁遺址的補充整理與研究》（專案批准號17BKG997）階段性成果。
（作者：張星德，遼寧大學歷史學院；田建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另此處省略註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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