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南先生，古典文學學者，古籍整理專家，也是突出的自學成才者。1923年10月出生於江西省吉安市，長期任教於中學。“文革”後，任教於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代表作有《清詩流派史》(1995年臺北文津出版公司出版繁體豎排本、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簡體橫排本)、《在學術殿堂外》(2003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清文選》(與劉松來教授合作,人民文學出版社)、《大螺居詩存》(2004年天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現仍擔任江西省《豫章叢書》整理編委會的首席學術顧問。
郭丹:劉先生,您的正式學歷只是高一肄業,經過多年刻苦自學,終於成為古典文學名家、古籍整理專家,請問,您能走上這條自學成才之路,是偶然還是必然?
劉世南:
我是一個普通的古典文學教學研究者，也參與古籍整理工作，但不能說已經成名成家。在《在學術殿堂外》（以下簡稱《外》）一書中，我已說過，在錢鍾書、錢仲聯諸前輩前，可借用《左傳》一句話“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我算什麼學者呢？我生於1923年（癸亥）農曆九月初六。父親名蘭芳（“芳”是族譜上的排行），字佩，又字紉秋，取自《離騷》“紉秋蘭以為佩”。由此小事，可以看出父親的文化品質和耿介性格。我三歲發矇，即由父親教我認字，認了一千多字後，開始讀當時新出的國文課本和修身課本，都是用淺近文言編寫的。讀了好幾本後，才開始讀古書，第一本是《小學集註》。
父親二十歲進學（俗稱秀才），本已考取去日本留學的官費生，但迫於家庭阻力，沒有成行。由於受當時康、梁維新思想影響，我家書房裡有很多時務書，如《天演論》、《群學肄言》等嚴譯名著以及《瀛寰志略》、《日本國誌》以及《新民叢報》等。父親少年時曾師從一位王家“四師老”，此翁專講理學。父親受到上述兩種思想的影響，所以對我的教育，就與當時一般私塾不同，他不教我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而是教我讀新的國文課本和修身課本，然後又教我讀《小學集註》。此書為南宋朱熹所編，明人陳選作注，收入《四庫全書》。我對程朱理學有所瞭解，即由此書。清人段玉裁、崔述，今人週一良、程千帆幼時都讀過。千帆先生下世後，弟子文中曾提到其師很留意門下弟子的書法，說：“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我一看就知道此語來自《小學集註》，乃明道先生（程顥）之言（見卷六《敬身篇》），足見千帆先生幼時亦讀過此書。
父親教我讀古書，教法也和一般塾師不同。他每次點讀新書，必定詳細講解，而且時常提問，要我回答，還鼓勵我提問。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不怕胡說，只怕無說。”因為你胡說，儘管錯了，你總動了腦子；無說，那是沒用腦子想問題，所以無話可說。他又喜歡說：“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可見他總是強調動腦子想問題。
正是在家庭薰陶之下，我不但好學，而且好問，日漸養成凡事問個為什麼的習慣。記得高小修身課本上有這麼一課：王艮師事王守仁，講良知之學。一日，有盜至，公亦與之講良知。盜曰：“吾輩良知安在？”公使群盜悉去衣，唯一褲，盜相顧不去。公曰：“汝等不去，是有恥也。此心本有，謂之良知。”我當時就問父親：“鄉下兩三歲的孩子，熱天都是一絲不掛，並不害羞，是無恥嗎？是沒有良知嗎？”父親只是笑，沒有解釋。這個問題，我後來看了一些社會學的書，知道道德觀念其實是後天的，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並非人的本能，孟子和王艮等理學家的觀點是唯心的。
讀《小學集註》時，有如下一則故事：“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我問父親：“首陽山也是周朝的土地，薇也是周朝的，不食周粟，怎麼食周薇呢？”父親愕然，無以回答。後來，我進吉安市石陽小學讀高小，在圖書館看到魯迅的《故事新編》，其中有一篇《采薇》，說小丙君和他的婢女指責伯夷、叔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們在吃的薇，難道不是我們聖上的嗎？”我吃了一驚：原來這一看法非我獨有！長大以後，看《南史》的《明僧紹傳》：“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齊高帝蕭道成）與崔祖思書，令僧紹與（其弟）慶符俱歸。帝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這才知道魯迅所寫實有根據。但“古猶發議”最初見於何書呢？後來讀《昭明文選》中劉孝標的《辯命論》：“夷、叔斃淑媛之言。”李善注：“《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這才知道“古猶發議”即指此，而且魯迅就是根據《古史考》這類古小說來寫的。
我寫這兩段往事，並非自詡早慧（當時我大概六、七歲），而是說明一個教育原理：即使是啟蒙幼兒，也應著重智力的開發，絕對不應提倡死記硬背。
我之所以能夠養成好學深思的習慣，實由父親教導有方。如果說我能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一點成績，也和這點分不開。至於古籍整理，那更是因為跟隨父親讀了十二年古書，基礎打得比較紮實，才具備了做好這個工作的前提。
好學深思，根底紮實，持之以恆，樂此不疲，可以說是自學成才的必要條件，也顯示出其必然性的一面。
我以一個高一肄業生，能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和古籍整理，並取得一些成績，這又和我晚年（56歲起）能執教大學有關。大學教師負有教學與科研雙重任務，時間、資料都比較充分，資訊也靈通。如果根底較好，又好學深思，自然如魚得水，遊刃有餘。
執教大學，對於我又有偶然性的一面。沒有汪木蘭、周劭馨、劉開汶、徐萬明、唐滿先（他們都是江西師院中文系畢業的，我在高中教書時教過他們）的推薦，沒有江西師院中文系幾位老先生的支援，沒有校系領導的認同，我一個沒有讀過大學的人，怎能登上大學的講壇？
郭丹:您是什麼時候想到走自學成才之路的?
劉世南:
1941年（抗戰第四年），我讀完高中一年級後，由於家貧，只能到稅務局當稅務生，幹了三年繕寫公文的工作。但我並不消極，因為我看過一本英文雜誌，有英漢對照的錢穆自傳。他沒有上過大學，當小學老師，業餘苦學，寫出《先秦諸子系年》等學術著作，終於被北大聘為教授。這給我極大鼓勵。我想，我讀了十二年的古書，基礎也許不比他差，關鍵就在於能否刻苦，而且持之以恆。他能這樣，我為什麼不能這樣？
父親有一本《漢學師承記》，我讀初中時就經常翻，汪中的事蹟令我非常感動。他七歲就死了父親，家貧不能上私塾，由母親教他讀“四書”。稍微大了點，到書店裡當學徒，他遍讀群經諸子，過目成誦，終於成為大學者。我平生最佩服他，直到現在，他的形象還常常在激勵我。
郭丹:您的家庭對你的自學成才有什麼關係?
劉世南:
我認為家庭對我自學成才最大的好處是，父親買了好多書，前四史、《昭明文選》、《十三經》，還有許多詩文集，這已經很難得，尤其可貴的是，大部頭的“九通”居然也買了，這在一般讀書人家都是少有的。我二十一歲寫的《莊子哲學發微》，就是利用《通志》的《藝文略》中有關《莊子》的資料，加上當時對馬列主義的認識，用古文寫成的。此文曾蒙馬一浮先生譽為“獨具隻眼，誠不易及”，亦蒙楊樹達先生稱為“發前人之所未發”。沒有《藝文略》的資料，我是不可能寫出那篇文章的。
我在讀小學三年級以前，一直在家跟隨父親涵泳在這一書海中。從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畢業，這三年中，白天上學，晚上仍然讀古書。以後我工作了，就買了從《晉書》到《明史》的二十史，武英殿本，從上海廉價買的。還買了清代樸學家們的著作，如《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以及王筠、朱駿聲、桂馥《說文》方面的著作，這都是受家庭的影響。
至於十二年中所讀古書，除《小學集註》外，讀了“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左傳》、《綱鑑總論》（這是一部中國通史，夾敘夾議，自盤古開天地到明朝，歷朝大事都記載了。讀了它，我通曉了封建史家筆底的幾千年的國史大綱）。有了這個基礎，我後來親自把《十三經》中沒背誦的圈讀一遍，每天四頁，結果，《易》35天，《儀禮》4天，《周禮》50天，《禮記》107天，《公羊》47天，《穀梁》35天，《孝經》只28分鐘，《爾雅》24天。當然，要真正通，不但得看漢至唐人的《十三經注疏》，還得看《皇清經解》正、續編。在《在學術殿堂外》一書中我說過：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你在論文和專著中，要引用經典的本文，你必須熟悉它，否則會出錯。研究中國文學和校點古籍，更要熟悉經、史、子、集四部中最根本的書，為此我還開列了一些必讀書目。
在學術殿堂外目錄
郭丹:您的《在學術殿堂外》一書出版後,在學術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已經有了好幾篇書評發表。讀您的這本書,的確感到先生對學術有一種不計功利的獻身精神。請問您是基於怎樣的考慮,寫這樣一本看似與學術無關其實完全是討論學術研究最根本的一些問題的書?
劉世南:
《在學術殿堂外》（以下簡稱《外》）出版後，是有不少學人表示讚賞和認可，也有幾篇書評發表，我感到非常快慰。有人問，書名為什麼叫《在學術殿堂外》，這有兩層含意：其一，孔子曾說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和錢鍾書等學人比，我未曾升堂，只能站在堂外；其二，和製造文化垃圾者，以及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名流比，我羞與為伍。他們在殿堂內，我自甘站到殿堂外。
現在我回答你的提問。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就因為看到這些年來，“上以利祿勸學術”，使得學人急功近利，學風日益浮躁，從而文化泡沫和垃圾層出不窮，長此下去，簡直要斷送學術研究的前途。所以，我要大聲疾呼：“勿以學術徇利祿！”
但是，我也自知人微言輕，螳臂擋不住物慾的狂潮，曾作《自嘲》一首：“市場文化正囂塵，流水高山孰識真？辛苦神州吉訶德，風車作戰枉勞神。”
郭丹:大家都以為,目前學術界存在著浮躁心理,影響著學術研究的正常進行和健康發展。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劉世南:
學術研究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它須有一個偉大的目標。以人文科學而論，從事研究的人必須認識到，自己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力弘揚民族文化，並不斷創新，從而與世界文化接軌。
我平生最喜歡諸葛亮《誡子書》中這幾句話：“夫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靜，不僅指讀書環境幽靜，更主要的是內心的寧靜，即不受名利干擾。一切學術腐敗行為都源自其人的心態浮躁，急功近利。他從事科研，只為一己名利。我並不矯情，唱“忘懷得失”的高調，但我從來切記孔子這句話：“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有其實然後有其名，這種名使人心安理得。名並非壞事，否則孔子為什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至於個人出名，那有什麼，一個學人能否留名後世，全看他的著作。陶淵明和杜甫，生前並不很出名。陶被鍾嶸《詩品》置之中品，杜甫則被“群兒謗傷”。他們出大名，是在北宋以後。白居易《與元九書》：“如近歲韋蘇州（韋應物）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世事往往如此。你看《漢書·揚雄傳》末尾，桓譚已說明這個道理：“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我已八十進二，來日無幾，浮名於我何有哉？我平日的座右銘是“High thinking plain life”。我寫《清詩流派史》，是為了探索清代士大夫的民主意識的成因；而寫《在學術殿堂外》，則是反映現代或當代知識分子對民主和法治的追求。
郭丹:您非常強調治學重在打基礎,現在電腦這樣發達,還要下苦功夫去背誦古書嗎?
劉世南:
我休息時，喜歡看中央11臺的戲曲片，也愛看運動員比賽的節目，興趣不在看錶演，而是看他們在教練指導下勤學苦練，所謂“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劉翔他們奪得金牌都是從汗水甚至血水中泡出來的。搞人文科學，尤其搞古典文學、文獻學的，怎麼可以不讀元典？我在《外》中列舉了一些知名學者的千慮一失，正是用以說明他們所以出錯，全因某些方面的根底尚欠深厚。至於第七章以一位青年學人為例，則在說明凡從事人文學科研究的，你既要引經據典，就必須正確理解並熟悉元典。2004年2月12日《南方週末》觀點版《國內經濟學者要重視經濟學文獻》一文，引了楊小凱先生的話：“現在國內大多數人沒讀夠文獻，只是從很少幾個雜誌上引用文章，不要說拿諾貝爾獎，就是拿到國際上交稿子，人家都會很看不起。中國現在99%的經濟學文章拿到外國來發表，都會因為對文獻不熟被殺掉。當然有些東西國內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讀。中國人總是別人的東西還沒看完，自己就要創新。”他說的是經濟學，可古典文學、文獻學不也是這樣嗎？
你說電腦可以代替背誦，不，學問根底差，電腦也幫不了你的忙。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引汪中的原文，犯下幾個錯誤（見《外》第16頁），就因為不知出處，不知道去查《荀子引得》和《十三經索引》。同樣，電腦也幫不了他。余英時還沒電腦嗎？可他就是沒查到“弦箭”的出處（見《外》第29頁）。
我在《外》中，對打好基礎這點，特別強調，因為我一生治學的深刻體會就是這個。我們不總是說要“推陳出新”嗎？你不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元典，就談不上批判地接受，更談不上在它的基礎上去發展，去創新。這個道理是前人從事研究工作的經驗總結。我從三歲識字，五歲讀書，直到現在，仍然日坐書城。我嚴格要求自己：一定要“日知其所亡（無）”。我發現，熟，才能貫通。古人讀書，講究“通”。稱讚某人“淹貫”、“該通”。“淹”、“該”指讀書廣博，“貫”、“通”則指讀通了。汪中曾大言：當時揚州只有三個半通人。什麼叫“通”？書讀得多，不算通。要像汪中的《釋三九》，王氏父（念孫）子（引之）的《讀書雜誌》、《經義述聞》，那才叫“通”。讀書不通的是隻見樹，不見林。但如根本不讀書，特別是打基礎的書，那你還研究什麼？當然，只打基礎，卻不博覽，所得結論一定片面，也是不行的。
再強調一句，根底一定要打紮實，只有這樣，才不會出大錯。什麼叫大錯？有一位學者在論析歐陽修的《讀李翱文》時，對“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的“神堯”，解為唐堯，即堯舜之堯。不知“神堯”是唐高祖李淵的諡號，新、舊《唐書》、《資治通鑑》都記載明顯。你偶爾未注意，情有可原；但是，《史記·五帝本紀》寫得很清楚：帝嚳生摯及放，帝嚳崩，摯立，不善，弟放立，是為帝堯。他並非以武力奪取帝位的，怎麼會“以一旅取天下”？堯舜禪讓，湯武徵誅，舊社會發了蒙的兒童也知道。我們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不應該出這種大錯。
郭丹:您的《清詩流派史》在臺北和大陸出版後,得到了很高的評價,被稱為20世紀清詩研究的“經典性成果”之一。您為什麼要用十五年時間來寫這部書?它的意義何在?
劉世南:
寫這部書用了十五年時間，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這十五年是從1979年算起，到我徹底退休的1992年，一共十三年。這段時間，我有教學任務，還要參加其他社會活動，後兩年全退了，才能全力以赴去完成，時間自然要長。另外，清詩資料特多，當時錢仲聯先生主編的《清詩紀事》未出，全靠自己去爬梳整理，研究分析，非常需要時間。主觀原因是，我堅持不以學術徇利祿，一門心思只考慮如何把它寫好，根本不把它和評職稱、評獎、特殊津貼之類掛鉤，自然不會去趕任務，從而粗製濫造，剽竊因襲。
關於這部書的意義，我認為動筆之先，我考慮了兩個問題： （一）我為什麼要寫這部斷代文體史？ （二）讀者為什麼要讀它？對（一）的答案是，清代二百六十八年，詩人約九千五百餘人，詩集約七千種，這是客觀存在，我們必須總結這筆文化遺產，從而認識昨天。從我的著作動機來說，我特別想探索這一離我們最近的時代，看當時士大夫的靈魂，怎樣在封建專制的高壓下，痛苦，呻吟，掙扎，或轉為麻木，或走向清醒，又是怎樣從西方獲得民權、自由、平等諸觀念，從而產生民主意識，把目光從聖君賢相身上轉移到廣大的平民百姓身上來。
對（二）的答案是，讀者所以要學習文學史，除了吸取進步的思想養料外，還需要學習那些作者的創作經驗，領會他們的紛繁的風格，從而提高自己的審美能力與創作技巧。
郭丹:您是怎樣撰寫《清詩流派史》的?
劉世南:
首先，要確定著什麼書。我是按照顧炎武的原則：“前所未有，後不可無。”根據這個原則，我想到應該寫一部清詩史（那時朱則傑教授的《清詩史》還沒有出版）。其次，當我盡力搜求清人詩集，細加研究時，我發現，清詩和前此諸朝詩不同，流派特別多（這是因為它擁有了自先秦至明朝的十分豐富的詩歌遺產）。於是我決定編寫一部清詩流派史。
方法是，分流派做卡片。各派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身世、生活、師友、詩學淵源、社會思潮的影響、時代審美觀的影響、本人的思想特色、其詩歌的藝術特色、思想和藝術前後期有沒有變化、和其他流派的關係。要做好這些卡片，很不容易，不但要熟悉他本人的一切，還要了解他人（包括同時人和後代人）對其詩作的評論。
那時候，“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十分熱烈，一致反對舊的寫法，認為那只是作家作品彙編。我經過琢磨，廣泛搜閱中外種種文學史，只要找得到的，無不細讀，終於認識到，（一）必須按照研究物件（在我是清詩）本身的特點來敘述和評論； （二）文學史上主要是反映文學發展規律，即從已然（作家、作品）探索出其所以然（為什麼這時代會出現這派作家，創作出這類作品）。以後，我就是按這些原則來編寫的。
郭丹:您認為目前清詩研究的狀況如何?還有哪些工作應做?
劉世南:
清詩研究狀況，有資格談的是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院的朱則傑教授。他最早寫出了《清詩史》，開創之作，厥功至偉。同時，他又立下宏願，要編纂《全清詩》，因而結識了海內外許多清詩研究專家。最近，他又競標接了國家課題《清史》內《文學志·詩詞篇》這個專案，正文約二十萬字，資料長編及考異約六十萬字。這使他更具有開闊的視野。其次是徐州師大的張仲謀教授，他那篇《二十世紀清詩研究的歷史回顧》，不但綜述了百年來的清詩研究情況，而且提出了今後研究的課題。所以，朱、張二人是介紹清詩研究狀況的最佳人選。
我概括仲謀先生所提出的今後清詩研究的課題共有八點： （1）清詩內涵的近代性；（2）作品研究； （3）詩歌特色； （4）清詩的邏輯發展； （5）學風與詩風的關係； （6）士人心態與詩學變遷； （7）地域文化與詩歌流派； （8）大家名家詩歌研究。這些課題我完全贊成。至於我本人，主要在考慮如何用新觀念、新方法來研究清詩，像早年鄭振鐸、聞一多兩先生用文化人類學方法研究古典文學一樣。我想把西方所有新方法都拿來試一試，像葉嘉瑩那樣。因此，我不斷地在鑽研西方現當代批評理論家的“自選集”，如“知識分子圖書館”的十八冊。
另外，我最大的希望是國內外一切清詩研究者，都能成為益友，資訊互通有無，觀點互相切磋。“功成在子何殊我”（放翁句），“君有奇才我不貧”（板橋句），大家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破除門戶之見。
郭丹:您和劉松來教授合作的《清文選》,即將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請問,清代的散文有什麼特點?
劉世南:
《清史稿·文苑傳論》說，“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所謂“文、學並重”，正如清詩的特點是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統一，清人的文，也是文與學的統一。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又有畸輕畸重的不同，如樸學家、理學家之文偏於“學”，較質實；文人之文偏於“文”，較綺麗。約而言之，其特點有四： （1）文化積澱深厚，學術化傾向明顯； （2）風格多樣，而流派單一； （3）有些文章理性有餘，靈性不足； （4）注重經世致用，輕視審美情趣。這四點的形成，和清代學風密切相關。清初學風強調博學多識、經世致用，這是對明人空疏不學、遊談無根這一頹風的反撥。後因文網日密，轉為脫離現實的考據訓詁。自道、鹹後，國門被迫開啟，歐風東漸，逐漸輸入了較封建社會更先進的世界觀、價值觀，和自成體系的哲理、政教，尤其是新的美學方法論。這些都必然深刻影響到文人的創見。
從形式看，清文的雅與俗是非常明顯的，但基本上是由古雅而逐漸變為通俗。所以“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決非無源之水，而是其來有自的。
清文又是集大成的。桐城派的姚鼐提出其古文創作原則：考證、義理、詞章三者統一。這就是集大成：考證，是對漢學的繼承；義理，是對宋學的繼承；詞章，是對《文選》派和唐宋派古文的繼承。清文就在這基礎上，根據社會的現實需要和時代的審美要求，大力發展，形成自己的特色。
郭丹:您的舊詩也寫得很好,呂叔湘先生稱您“古風當行出色”,程千帆先生也說您的七古“蒼勁斬截,似翁石洲”,龐石帚先生稱您的詩“頗為清奇,是不肯走庸熟蹊徑的”,朱東潤先生也稱您所作“深入宋人堂奧,錘字煉句,迥不猶人”。現在,您的《大螺居詩存》也出版了,獲得更多學人的稱讚。請問,您是如何學習寫作舊體詩的?詞章之學與學術研究有矛盾嗎?
劉世南:
詞章之學和學術研究不但沒有矛盾，而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從近代的李詳（審言）、林紓（琴南）、王國維、章炳麟（太炎）、黃侃，到現代的胡適、魯迅、朱自清、俞平伯、聞一多，誰不是學者而兼詩人？所以，錢仲聯、程千帆兩先生談治學，都強調古典文學研究者應該會創作，這樣，分析古人作品時，才不會隔靴搔癢、拾人牙慧。我在《外》第六章《怎樣培養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人材》中，提出了七點措施，其第六點就是“要學會寫古文、駢文、舊詩和詞”。其中談到，幾十年的舊詩寫作，對我分析評斷清詩各派的特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至於如何學習寫作詩詞，說來好笑，我父親只教我讀古書，寫古文，從不教我讀詩，寫詩。可我從小就喜歡詩，於是我只有自己摸索。家裡有《昭明文選》和《古唐詩合解》，還有很多詩集，我就不斷地讀，《文選》的詩我全部背誦了（直到前幾年我還在夏天黎明時的立交橋燈光下溫習這些詩），唐詩也讀了不少。年輕時愛讀龔自珍的詩，也愛南社人學龔的詩，尤其蘇曼殊的七絕。慢慢地自己也學著塗抹幾句。我懂平仄根本不是從音韻學原理學到的，而是古人的近體詩讀多了，漸漸辨清哪個字是平聲，哪個字是仄聲，哪個字可平可仄。四聲本是口耳相傳之學，我卻目治而得。這也有個好處，就是讀得多，詞彙、句式、典故，越來越熟悉了，越來越會運用了。歸根結底，還是要讀得多。我在給我的學生杜華平教授的一封信中說：“吾少嗜定公（龔自珍）詩，雄奇而未免粗獷，後救之以放翁（陸游）之清疏，頻伽（郭麐，有《靈芬館詩集》）之圓利，又恐其流為隨園弟子之輕佻，乃折入西江派以至散原（陳三立），其終乃同於南皮（張之洞）標舉之‘唐肌宋骨’。”這是就我平生學詩的大概而言，實際上我所涉獵的很多，歷朝總集、別集大都翻閱過，不過非性之所近者，則略加披覽而已。
最近，周劭馨、汪木蘭兩位賢弟硬要為我出版詩集。我一向重視自己的學術研究，而忽視自己的詩古文，所以不同意。但他們的盛情難卻，最後只好妥協，自己選了若干首，請杜華平賢弟審訂。書名《大螺居詩存》，只124首，因為很多舊作都在“文革”中被毀了，這些都是從新時期以來所寫者挑出來的。要說怎麼寫，只能提出我對自己的要求：詞必典雅，句必勁峭，章必完備，音必圓潤。總之，要做到“唐肌宋骨”。當然，這是很高的境界，就我來說，也只是嚮往而已。
郭丹. 論清詩流派 望學術殿堂——劉世南先生訪談錄[J]. 文藝研究, 2005(6):9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