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圍城》是意蘊豐厚的長篇小說。其所表現的生活內涵，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思索及其獨特構築的“藝術世界”，並不是讀者所能一目瞭然的，需要反覆琢磨，深入體味。近十年來，我先後讀過多遍《圍城》，幾乎每讀一遍都有新的體驗與發現。這部小說基本採用了寫實的手法，總體結構卻又是象徵的，是很有“現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說。其豐厚的意蘊，須用“剝竹筍”的讀法，一層一層深入探究。我看起碼有這麼三個層面。
第一層，是比較浮面的，如該書序言中所說，是“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
具體講，就是對抗戰時期古老中國城鄉世態世相的描寫，包括對內地農村原始、落後、閉塞狀況的揭示，對教育界、知識界腐敗現象的諷刺。
小說寫方鴻漸、孫柔嘉等赴內地求職時長途旅行所見，有點類似歐洲的“流浪漢”體小說的寫法，以人物的遭遇體驗為線索，將閉塞鄉鎮中種種骯髒汙穢都“倒弄”出來。其如“歐亞大旅社”的“蚤蝨大會”，鷹潭小飯館賣的風乾肉上載蠕載嫋的蟲蛆，等等，以嘲弄的筆觸勾勒種種民風世俗，給人的印象真深。這些描寫，並非獵奇，自然也都映現著當時的社會情狀。
小說還用較多的篇幅寫“三閭大學”的烏煙瘴氣。校當局不擇手段爭官弄權，教職員拉幫結派爾虞我詐，鴻漸在亂麻一團的恩怨糾葛中左右不是，疲憊不堪。這簡直不是什麼學校，而是一口齪齷的“大醬缸”。這些描寫也帶揭露性，從教育界潰流的膿血來看社會的癰疽。
電視劇《圍城》劇照
《圍城》用大量的筆墨客觀而尖刻地揭示出種種醜陋的世態世相，讀者從中可以感受到40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落後景緻與沉滯的氣氛。這個描寫層面可稱為“生活描寫層面”。以往一些對於《圍城》的評論，大都著眼於這一層面，肯定這部小說“反映”了特定時期社會生活矛盾，具有“認識”歷史的價值。因而有的評論認為，
《圍城》的基本主題就是揭示抗戰時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時代大潮之外的知識分子的空虛、苦悶
。這樣歸納主題不能說錯，因為《圍城》的“生活描寫層面”的確帶揭露性，有相當的認知價值；但這種“歸納”畢竟又還是膚淺的，只觸及小說意蘊的第一層面。
如果不滿足於運用“透過什麼反映什麼”這個簡易卻往往浮面的批評模式，而更深入思考作品“反映”的東西是否有作家獨特的“視點”，這就更深一步發掘到《圍城》的第二個意蘊層面，即“
文化反省層面
”。
《圍城》是從“反英雄”角度寫知識分子主人公的，其“視點”在中國現代文學同類題材作品中顯示出獨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點，或探求知識者的道路，而企圖以寫“新儒林”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省。作者的著眼點在於傳統文化的批判，而且並非像“五四”以來許多作家所已經做過的那樣，透過刻畫舊式知識分子的形象去完成這種反省、批判，而是從“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透過對一批留學生或“高階”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實現這種反省與批判。
電視劇《圍城》中陳道明飾演的方鴻漸
不妨對主人公做些重點分析。方鴻漸這個“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在現代文學“凌煙閣”中佔有特殊的位置。他那懦弱無能的品性，有點類似《北京人》中的善良“廢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家》中的“老好人”覺新近似；但錢鍾書又比巴金或曹禺“理性”得多，對方鴻漸身上那些傳統文化劣根的習染的批判也就凌厲斷然得多，幾乎不帶什麼惋惜。
小說表現的方鴻漸面對愛情婚姻問題時的那種優柔寡斷，對於事業和人生的軟弱被動和缺少進取，特別是已經成為他心理特徵的庸懶虛浮、得過且過，打骨子裡就是傳統文化中的惰性所鑄成的品格。
方鴻漸雖然留過洋，在生活某些方式上和名分上很“新”，內裡卻又很“舊”，也可以說是“新舊雜拌”，“舊”的成分起主要作用。這是個充滿矛盾的角色。
電視劇《圍城》劇照
小說寫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挫折，永遠那樣苦惱，那樣沒出息，這當然有時代社會方面的根源，但小說更著力顯示於人們的，是他那種懦弱性格的文化根因。方鴻漸對於封建秩序已經感到絕望，這從小說所寫的方與其父母、岳父母的精神衝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對傳統文化中的衰腐性還有許多留戀，或者說，傳統文化鑄就的他那種庸懶無能的性格，註定他只能當一個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位置，也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多餘的人”。
小說寫他這種本質上的“舊”勢必對外來文化，對富於競爭進取的現代精神，產生一種本能的抵制。方鴻漸儘管在國外待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紈絝子弟的庸懶的生活，頂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
小說以這樣一個已經為傳統文化衰腐性所銷蝕掉活力的“生命的空殼”作為主人公，而這個“空殼”的外表居然又塗抹上許多洋味的時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讀者大概會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來思考這樣一位矛盾的角色，從而引發對傳統文化深刻的反思。
方鴻漸畢竟是新舊交替時代的產物。《圍城》既要對傳統文化反省，就不能孤立地寫方鴻漸的命運，而必須同時揭示他所處的特定的環境。在那個“新儒林”的世界裡，歷史上文人常引為驕傲的種種傳統美德，諸如講求氣節、感時憂國等統統不見了，剩下的只有卑瑣、庸俗、虛偽，全是傳統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結出來的惡果。錢鍾書著重解剖這諸多精神惡果的一種——“崇洋”。
如果一個民族有較為健全的心態，自然會積極尋求與新進的世界文明對話，從外國先進的經驗中學習。但揹著沉重的歷史包袱近百年來又屢遭屈辱的老大中華，難得形成這種健全進取的社會心態，在與世界文明接觸的過程中，就容易產生一種自卑的“崇洋”心態。
《圍城》對“新儒林”中“崇洋”心態的刻畫與諷刺，是非常辛辣的。
讀過此書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那個為了顯示“精通西學”，竟偽稱自己俄國老婆為“美國小姐”的假博士韓學愈（名字都是“崇古”的）；靠騙取外國名人通訊而充當“世界知名哲學家”的江湖騙子褚慎明；還有那個訓起話來平均每分鐘一句半“兄弟在英國的時候”的部視學；等等。這些人物以“崇洋”來裝闊的心理，與魯迅筆下的阿Q是相通的。小說表面上是諷刺這些“崇洋”的心理行為，實際上卻又還是在挖傳統文明的劣根。
電視劇《圍城》中呂麗萍飾演的孫柔嘉（右）
讀者當然更不會忽視女主角孫柔嘉。對於方鴻漸來說，她是直接左右其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作品一開始寫她是那樣柔弱、天真、溫順，“怕生得一句話也不敢講”，真有一點某些西方人所豔羨的所謂“東方女性美”；可是與方鴻漸結婚以後，慢慢就磨鍊成了另一副脾氣面孔，變得專橫、善妒、自私、刻薄，變著法子想如何把握家政、制服男人。孫柔嘉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還是擺不脫傳統文化束縛，有許多舊式女子的弱點。孫柔嘉也是一個“非英雄”，並非壞人，作者不過是把她作為“新儒林”中的那類舊的因襲沉重的女性來寫的。小說寫孫柔嘉性格的變化，也還是為了發掘她身上所蘊藏並起根本作用的傳統文化的劣根。
這些五花八門的世態世相構成“新儒林”的生活圖景。“新儒林”中各色人物，其實都是古老文化受外來文明衝擊而行將崩析歷史的產物，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層上孽生起來的特殊的人群。
《圍城》試圖以對“新式”知識分子（特別是留學生群）的心態刻畫，來對傳統文化進行反省，這正是作品的深刻性所在。
“五四”以來新小說寫知識分子的很多，但《圍城》無論角度還是立意都與一般新小說不同。在“五四”時期，新小說多表現知識者對新生的追求，人道主義旗幟下所高唱的是個性解放的讚歌。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傳統文人，他們在氣質上往往都有一種青春期的熱情，所展示的姿態也幾乎就是反傳統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學”中的知識者更是暴躁凌厲的“鬥士”，儘管“政治化”使這些“英雄”的個性一般都顯得空乏。到40年代，特別是抗戰勝利之後，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們開始比較冷靜地回顧與探索他們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瀰漫一種歷史的沉重感。《圍城》是40年代這種小說創作風氣中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於探索知識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識者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民族傳統文化的得失，或者說，透過知識者這一特殊的角度，從文化層次去把捉民族的精神危機。《圍城》裡面有的是機智的諷刺，而這些諷刺所引起的辣痛，無不牽動著讀者的神經，逼使他們去思索、去尋找傳統文化的弊病。
在《阿Q正傳》之後，像《圍城》這樣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識的長篇小說並不多見。
那麼，這部長篇為什麼要以“圍城”為題呢？讀完這部小說，從這題旨入手反覆琢磨作者的立意，我們也許就能越過上述二個層面的意蘊，進一步發現小說更深藏的含義——對人生、對現代人命運富於哲理性的思考，這就是作為作品第三層面的“
哲理思考意蘊
”。
《圍城》的情節既不浪漫，也沒有什麼驚險刺激的場面，甚至可以說有點瑣碎，並不像同時代其他長篇小說那樣吸引人。這部小說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閱讀過程，而在讀完整本之後才能讓人完全體會到。讀完全書，再將主人公方鴻漸所有的經歷簡化一下，那無非就是，他不斷地渴求衝出“圍城”，然而衝出之後又總是落入另一座“圍城”，就這樣：出城，等於又進城；再出城，又再進城……永無止境。
回國的郵船與世隔絕，大家百無聊賴，自然如同“圍城”，對方鴻漸來說，到了上海就應該是走出了郵船這個“圍城”，可是戰時的上海實際上是另一座“圍城”；方鴻漸到上海之後失業無著，愛情又碰壁，這境況更如同“圍城”，因此他才不惜歷盡艱辛到內地，希望走出“圍城”；內地“三閭大學”並不如他所設想的那樣好，那裡的勾心鬥角的環境又使他重陷“圍城”，於是他又渴求回上海，以擺脫“三閭大學”這座“圍城”；重回上海後生活愈是困頓，方鴻漸又打算再次衝出上海這座“圍城”去重慶……小說結束了，讀者並不知道方鴻漸後來的情形，但依其生活的邏輯可以推見，他又進入另一座“圍城”，而且他可能永遠也擺脫不了“城”之困。
綜觀這部長篇的結構，如果要“歸納”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動的“語法”，那就是：
方鴻漸的行為＝進城出城進城出城……
這就是說，方鴻漸永遠都不安分，永遠都不滿足，因而永遠都苦惱，因為他總想擺脫困境，卻處處都是困境，
人生旅途中無處不是“圍城”
。
電視劇《圍城》劇照
這一切對於這位懦弱的主人公來說，似乎始終是不自覺的，他完全處於一種盲目的狀況，幾乎是受某種本能的支配，或者更應該說，受“命運”的支配，永遠在尋求走出“圍城”，而事實上卻是不斷地從一座“圍城”，進入另一座“圍城”。這進進出出，是盲目的行為，而且終究都是“無用功”。
《圍城》為什麼要安排這樣一個近似無聊的結構呢？
作總體分析，這結構帶總體象徵意味，寄寓著作者對人生更深的哲學思考，概括起來就是：
人生處處是“圍城”
。作品象徵地暗示於讀者：“城”外的人（局外人）總想衝進去，“城”裡的人又總想逃出來，衝進逃出，永無止境。超越一點兒來看，無論衝進、逃出，都是無謂的，人生終究不可能達到自己原來的意願，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終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這麼一個可憐的“尋夢”的過程。
這種讀完整部《圍城》後領悟到的結論，是否符合創作實際呢？細品本文，會發現這確實就是作者的意圖，一種深入的哲理的思索。這是深藏於小說底層的“語碼”，如果沒有找到這“語碼”，就不能說已經讀懂了《圍城》。
其實錢鍾書似乎也有點怕讀者忽視了小說的“語碼”，不理解其象徵的寓意，所以多次借小說人物之口來點破這一“秘密”。
《圍城》第三章寫方鴻漸和朋友們聚會吃飯，其中江湖騙子式的“學者”褚慎明在飯桌上大談婚姻“哲學”，他引用一句英國古話說：
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另一位朋友也補充說：
法國也有這麼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這些都是畫龍點睛之筆，將《圍城》的整體象徵含義“點”醒了。值得注意的是，當江湖騙子褚慎明等人在大談“鳥籠”、“圍城”，似乎都對人生哲學有清醒體會時，唯獨方鴻漸“給酒擺佈得失掉自制力”，“覺得另有一個自己離開了身子在說話”。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作者這樣寫“新儒林”各式人物的“醒”、“醉”狀態，也別有一番深意：這暗示著方鴻漸始終處在一種“無知”的狀態，被命運所播弄的人是這樣地盲目。如果讀者真正讀懂了這部小說對於人生哲理的思索，“悟”出了作者所企圖表現的現代人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後的落寞感、孤獨感，那麼就能強烈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特殊的反諷力量。
從《圍城》第三層面的意蘊，也就是“哲理思索層面”來看，這部小說已經蘊含著類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普遍出現的那種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識，那種莫名的失望感與孤獨感，真有點看破紅塵的味道。在40年代的中國文壇出現這樣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說是透露著戰後社會心態的一個側面。這種有超越感的命題，在同時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表現得突出而充分，但在中國文學中卻為鳳毛麟角。四五十年代的中國讀者幾乎忽略了《圍城》的“哲理思索層面”的意蘊，人們那時畢竟熱衷於執著現實的作品。
直到當今，我們才越來越體會到《圍城》特有的藝術魅力。這魅力不光在妙語珠聯的語言運用，甚至也不光在對世態世相諧謔深到的勾畫，更在其多層意蘊的象徵結構以及對人生社會的玄想深思。
《圍城》是一個既現實又奧妙的藝術王國，只要進入這片疆域，無論接觸到哪一層意蘊，總會有所得益，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
*本文選自溫儒敏教授《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現代文學研究自選集》一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