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子2006》海報，設計：章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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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草場地現場
週末放映會第13場
邵玉珍
《我拍我的村子》（短片）《我的村子2006》（長片）
“週末放映會”，2021草場地工作站開始的新動作，放映民間記憶計劃創作片子，定點每週五晚上，B站放片，騰訊會議室映後討論，作者在場。
簡言之，我們是創作耕種者，也是創作結果播撒者。始端獨自出發，終端與你相遇。
有願獲取“週末放映會”放映資訊及參與映後討論，可透過草場地公號（草場地工作B站）留言微訊號報名入“草場地工作坊參與微信群”。
放映訊息
《我拍我的村子》（短片）
《我的村子2006》（長片）
作者：邵玉珍
放映時間：4月23日（週五）晚8點
線上直播：嗶哩嗶哩（草場地工作B站，https：//live。bilibili。com/22675901）
映後討論：騰訊會議室
討論主持：高昂
有關影片
《我拍我的村子》
作者：邵玉珍
片長：10分鐘
製作：2005年
影片簡介
片子就像片名一樣，都是村裡每天都存在的日常生活。拍攝方式也像拍攝者紹玉珍本人、一個過50歲的農村婦女在她自己居住生活勞動的村子一樣，碰到、聽到、看到或說到的都是這些：
幾個男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在地裡議論村裡的土地問題；
在村委會見到村長，詢問土地問題什麼時候開會，同時也說自己拍村裡的這個片子，不像電視臺一樣要收費；
還有帶著DV機去隔壁鄰居吵架的兩口子勸架，說：還吵我就錄下來了。
然後是村裡碰到的同村人，家長裡短的一些對話：
“你家白菜賣完了嗎？”
“是不是發財了？”
“照相呢？照幹啥？”
“照你呢？照著玩唄。”……
最為生動的是拍攝者像看熱鬧一樣端著攝像機看村裡一家正蓋新房的人家，蓋新房主人和拍攝者有如下對話：
蓋房者：“你那是幹什麼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拍攝者：“照著玩，什麼意思都沒有。”
蓋房者：“什麼意思沒有照我們幹啥？”
拍攝者：“照著玩兒沒說嗎？這農民就不興有點兒這生活兒。”
蓋房者：“沒那事兒 你指不定幹什麼，就給我們使上點記號吧？”
拍攝者：“這是紀念，不是記號，您別把別人的好心當驢肝肺。”
《我的村子2006》
作者：邵玉珍
片長：80分鐘
製作：2007
影片簡介
57歲的女性村民作者邵玉珍來自北京郊區農村，自2005年參與“村民影像計劃”開始，就按照她說的“DV就是我多了一隻眼睛”，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拍攝記錄自己的生活和村子裡的人和事。在她的鏡頭裡，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的家庭生活、勞作、周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情緒，以及代表“外部世界”的公共媒體與他們間發生的故事，以特別的樣式被呈現出來。
作者的話
五十多年了，我一直悶在家裡，悶在我的小村子裡，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裡有活一定乾地裡的活，地裡的活幹不了了，家務事還成堆的等著我。收工回來，男人休息，看電視，我做飯，洗衣服，收拾家務……年復一年，天天如此。這麼多年了，我沒給我的後代留下什麼財富。現在我有了DV，可以留下我人生的記錄，還有我的村子裡的這些鄉親的生活。
作者簡介
邵玉珍，女，1950年出生，一直生活和務農在北京市順義區楊鎮沙子營村。自2005年參與村民影像計劃，開始使用DV攝像機，以自己的方式，拍攝記錄自己的生活和村子裡的人和事。2005年完成了第一個短片《我拍我的村子》，之後她依然保持著這種方式持續拍攝。至今已經完成《我的村子2006》、《我的村子2007》、《我的村子2008》、《我的村子2009》、《我的村子2010》、《我的村子2017》、《我的村子2020》七部紀錄片長片。
（邵玉珍，北京順義沙子營村，2020）
邵玉珍影片放映檔案
北京草場地工作站：2006，2007，2008，2009，2010，2011
雲之南影展：2009
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2009
深圳何香凝美術館：2008，2009
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雲南大學：2008，2009，2010
安徽碧山藝術節：2008
安徽阜陽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2019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10
布魯塞爾ZART藝術中心：2009
巴黎第七大學：2009
瑞士尼翁真實影展：2010
嬸子拍DV
文：吳硯華
邵玉珍鏡頭下的村莊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按村裡的輩分，我稱她“嬸子”。嬸子是個純粹不過的農民，所有的付出與收穫都來自土地。她與叔叔兩人一年到頭侍弄著西瓜，小麥，玉米，花生，紅薯……
嬸子參加吳文光組織的“村民自治影像培訓”是我鼓動的結果。在這之前，她和絕大多數農民一樣，還分不清什麼是照相機，什麼是DV。
參加培訓的時候，她緊張得要命，覺得怎麼也擺弄不好這“高科技”的玩意兒。後來回到村子也不斷打電話給我，說不知道怎麼拍，拍什麼。
經過一個月的拍攝，《我拍我的村子》在青年導演的協助下剪輯完成。嬸子打電話給我說她沒有完成作業，沒有拍到村裡的民主選舉，也沒有拍到村民自治……她說，觀片的時候，大家看她的片子經常爆笑。
“丟醜了，讓人家笑話了。”她說。
可吳文光卻說：邵大姐的片子是拍的最棒的，DV真的已經像她身上的一個器官。這一點最高階的導演都做不到。她的作品，讓我們看到了最真實的農民。
春節放假，我專程看望她，她已經能夠非常熟練地操作DV了，並且已經成為村裡的“大忙人” 。嬸子對我說，某某家的姑娘讓她為自己拍個“專輯”；某某家從雲南嫁過來的媳婦三年都沒回孃家了，讓她給自己一週歲還沒有見過姥姥的孩子拍上一段，刻成DVD寄到孃家去；某某老人辦壽宴，也要她給錄影；村子正月的“高蹺會”表演更少不了她……
嬸子興沖沖 對我說了她下一步的拍攝計劃：西瓜該育秧了，我要從西瓜下籽到賣瓜全過程都拍下來；村裡還有一些婦女主動跟我說一些心事，我也要拍拍她們的故事。
我終於看到了嬸子拍攝的《我拍我的村子》：地頭上農民說著收成，發一些牢騷；小兩口打架；鄰居家蓋房；村裡小孩，老人，村民，村長面對鏡頭的表現……零零碎碎編輯了從早晨到晚上一天的所見。
正像她自己說的那樣，沒拍到任何有意義的畫面。可是，嬸子鏡頭下的村民的鏡頭真是太真實了，這種真實來自於她拍攝的方法：她一刻不停地拍攝著，同時又直接與被拍攝者對話。
如此“不專業”讓村民已經忘記了她手裡的DV。就是在小兩口吵架的時候也沒有停止拍攝。我真的懷疑她是不是有時候忘了關機了，可是鏡頭還是穩穩地盯著對方呢！這看似忘了關機的拍攝，正是她拍攝的絕妙之處。
不知道開始“有目的有選題”意識之後的嬸子還能不能保持她這種人機合一的狀態。但是不管怎樣，村裡因為多了一個手持DV的嬸子，應該是一件幸事。
我媽媽的生命質量
文：張浩鵬
老媽的筆觸總能那麼自然而然把我帶入到她要傳遞的情境中，全身心融入。
前面的55年，老媽被侷限在一個非常非常狹窄的圈子中，如同絕大多數中國農民一樣，圈子狹隘了她的視野，同時也保留了她的單純。
但其實在我看來，老媽的單純是融入骨子裡的，一生不會變，這可能是信仰的力量。我其實說不太清老媽的信仰是什麼，但我就是堅信她有信仰，比我，比大多數人都有信仰。如果非要說出她信仰什麼？我只能找到一個自認為稍貼切的，她信仰愛！
感謝村民影像計劃，感謝吳老師，四姐，和所有該感謝的人，這些把老媽帶出了她的小圈子，開闊了視野，給她帶來了不一樣的生命質量。”
對峙，村民DV與主流媒體
文：吳文光
村民作者手持DV，成為鄉村生活影像記錄的一員。這個“扎眼”的行為自然成為各種媒體的“好料”，報紙雜誌電臺電視臺都會找上門來。村民作者被電視臺盯上，基本主題就是：農民玩DV，新農村新現象。邵玉珍，家在北京順義，離北京城40多公里，方便京城大大小小五花八門媒體記者往返，
這裡主要說說被媒體當作“好料”的邵玉珍，想說的是因為這個“死心眼”的邵大媽，被採訪拍攝過程中始終不放下手裡的DV，那些報道手法不一但目的一致的媒體記者節目編導與之打交道過程都被邵玉珍全程記錄，一種村民作者與媒體糾纏和對峙的現場記錄，成為邵玉珍以後紀錄片中的重要段落。
以下場景出現在邵玉珍片子《我的村子2006》中。
（場景一：地裡；一家電視臺擺拍邵玉珍“玩DV”。）
攝像（出現在邵的鏡頭中，扛著攝像機，繞著邵，移動，拍攝）：……這邊再來一個……別動，別動，別動！您拍您的，甭管我！別動啊，別動，別動！繼續拍！……您再往我這邊側點，身子轉一點，對……您還拍著嗎？
邵玉珍：我拍著呢。
攝像：好，別動啊！手可以推一下那個變焦！前後推一下，來推！
邵玉珍：（我的鏡頭）晃。
攝像：您甭管您那邊晃不晃，您就管我這，我讓您推您就推，好吧。
（場景二：地裡；電視臺拍攝邵玉珍，要求邵的鏡頭對準一個水渠，但邵的鏡頭對準記者。）
攝像：您幹嗎呢，跟我對拍那？
邵玉珍：對。
攝像：您幹嗎想起跟我對拍啦！我的機器比您大！
邵玉珍：大也沒關係，我就跟你對著幹了這回！
攝像：為啥呀？
邵玉珍：這是記錄。我要把我的生活記錄下來，這是我的生活我要記錄下來，記錄在我的帶子裡邊……
引用的這兩個段落出現在邵的片子中間和結尾。在片子開始，還有另外一家電視臺為“減免農業稅後給農民帶來真金白銀的實惠”的宣傳主題，來村裡尋找“宣傳例項”，邵玉珍的丈夫因為是“信得過的好黨員”被村幹部安排給電視臺作為“例項”。邵在現場，既是家庭主婦又是持DV的目擊者，記錄下電視媒體採訪中如何引導其丈夫講出合乎其宣傳命題的“農業稅減免後帶農民的具體好處”。那時丈夫是媒體的“料”，後來邵本人也成了“料”，相同作用地被媒體使用。這種故事每天發生在各個地方，多少年流傳下來，人們都見怪不怪。現在，邵玉珍手持DV之後，這種媒體制造故事的現場，已經被“農家女的DV”記錄在案。
主流媒體這種代表所謂“掌控公共話語強權”的工具，無孔不入於我們的生活中。在其他幾個村民作者的片中都有不同方式出現，作者的應對方式也各不相同。在湖南作者賈之坦的片子中，電視臺記者扛著攝像傢伙跑到小村子來主要是有賈這個“土記者”的好題材，賈本人是親熱對待並配合拍攝的，因為作者希望在村裡做些實事，辦合作社，和村民一起維權，這些不被當地政府支援的事，如果有媒體的介入總比沒有的好。進入賈之坦的第二部片子《我的村子2007》，當地媒體對賈之坦的拍攝已經離開簡單的“土記者”關注，開始跟隨作者拍攝當地村民為河水被汙染進行維權的行為去記錄了。這些過程也同時在老賈的鏡頭中，從最細小的層面上講，也可以說老賈已經對媒體有所影響。
在山東作者王偉的片子中，媒體勢力是以最日常也最無法抗拒的方式進入的，即播放的電視節目。在王偉的《我的村子2006》片中，有兩處背景畫面或聲音是電視節目的生活場景，其中一處是，一個名為“溫暖2006”的電視節目播放中，我們看見節目中五彩燈下、衣著光鮮的主持人和嘉賓正感覺溫暖地慷慨陳詞，電視機前的王偉和鄰居有一搭沒一搭看著、聊著這一年自己最倒黴的事。兩種畫面兩種聲音交疊，讓我們觀者更為感慨。還有另外一處，也即片子的結尾，王偉的看護雞舍的四面徒壁小屋內，王偉半躺在炕上，畫面外是電視聲音，一個某名牌大學經濟學教授氣勢雄偉滔滔不絕演說“中國現在處於五千年來第五次盛世當中”宏論。一個持續9分鐘的長鏡頭，宏論開始，“五大理由”一路說下來。從畫面上看，王偉面對這個侵入自己陋室的強媒聲音只有被強迫聽的份，唯一的反抗就是教授宏論結束後，說了一句“扯雞子”。片子放映時，觀眾在王偉沒有罵出這句前就已經開始用笑來嘲罵這個教授了。
2021週末放映會
**本文原載於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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