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遼代壁畫墓芻議
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王銀田
大同，是我國北方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元魏曾在此建都近百年，遼、金兩代的西京也設於此，形成了古代大同獨特而又燦爛的歷史文化。從50年代至今，大同市的幾代考古工作者曾先後發掘、清理過數十座遼墓，其中壁畫墓就有近20座。本文試就這些壁畫墓的材料進行歸納與對比，略作一些分析與探討。
一
自後晉石敬瑭會同元年（938年）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後，大同始劃入遼地。“初為大同軍節度，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為西京。……大同府統州二、縣七“，轄地包括今大同市和雁北地區天鎮、陽高、左雲、懷仁及內蒙古自治區的涼城和豐鎮二縣以及河北省懷安、陽原縣的部分地區。就目前已發表的材料看，這一地域所發現的遼代壁畫墓，主要包括城東馬家堡一座，城北臥虎灣七座（其中一座材料未發表），西南郊十里鋪兩座，新添堡兩座，城南紙箱廠一座，以及經濟管理幹部學校、鐵十七局院、煤氣公司氣源廠等數座（材料均未發表），共計近20座。大致分佈在江西京城的近郊。
墓葬形制均為磚券單室墓，南北向，墓室平面呈圓形，穹窿頂，墓室北側大多有半圓形棺床。絕大多數的墓室直徑都在1。5米左右，極少超過2米。由於墓室狹小，甬道也都很短。墓道分作斜坡與臺階式兩種，前者佔絕大多數。壁畫就繪在墓壁和墓頂的白灰面上，有的墓在棺床上面或墓道兩側繪有壁畫。甬道一般不見壁畫。
出土器物主要包括明器與日用炊食器兩類，且數量不多。其他器物很少見。如1957年發掘的十里鋪M27，座北朝南，墓室平面呈圓形，底徑1。45米，通高1。75米，整個墓室及甬道皆用單面條形溝紋磚單層砌券。墓室北有棺床，半徑0。75，高0。2米，甬道長0。4米。墓道為階梯式計7級，全長2。8米。棺床大約佔去墓室面積的一半。棺床正中為一黃白釉刻花瓷罐，內裝骨灰，口用白瓷碟覆蓋。骨灰中有銅錢8枚。骨灰罐前有塗白地朱繪蓮花紋磚3塊，兩側的為方形，中間一塊為長方形，其上置白瓷碗、碟各1件，筷子1雙，緊靠棺床東西兩壁下，發現有腐朽的紙灰兩堆。比十里鋪M27；規模略大的新添堡M29出土器物稍多，其中碗、盤、鍋等炊食類器物佔絕大多數，此外，還有4枚塗有彩色的河卵石。
已發掘的大同遼代壁畫墓中，規模最大的莫過於新添堡出土的遼大同軍節度使許從甕夫婦合葬墓。該墓為仿木結構建築的磚砌單室墓，座北朝南，甬道南口上用磚砌出墓門樓，墓室平面呈圓形，穹窿頂，高5。2米，底徑4。92米。出土文物20餘件，其中除6件造型規整的“製藥工具”夕卜，其餘多為明器。
由於墓主人的生前地位不同，墓室面積的大小相差較大，但其墓葬的形制則幾乎是一樣的，且全部釆用火葬。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兩室或多室的墓葬，墓形僅圓形一種。不管是許從費這樣的上層官僚，還是一般中小地主（如新添堡M29）都採用單室磚墓。墓主人生前地位的高低，我們似乎只能從這一單室的面積上略微看出一點眉目。從時間跨度來看，有遼一代，這種磚砌單室，穹窿頂，短甬道，墓室平面呈圓形的墓葬一直沿用不衰。這一特點與同期的沒有壁畫的墓葬是一致的。在遼代，這裡的勞動人民死後一經火化，就將骨灰裝入陶罐，挖一淺坑，草草埋入地下了事。大凡屬中小地主及官僚階層的，則總有一磚砌墓室，或繪有壁畫，或無壁畫，但墓形是一樣的。這點在大同發現的遼墓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大同以外的其它地區，不論是東北、內蒙、北京的遼墓，還是長江南北的宋墓，多墓室比比皆是，天井也常常見到。墓室不僅有圓形，還有六角形、八角形、方形、長方形等多種，形制遠比大同遼墓豐富。以北京南郊趙德鈞墓為例，趙氏乃後唐降將、盧龍軍節度使，基有九室，各墓室均有影作立柱、磚砌鬥枳、直根窗、門楣，推測九座墓室原都有壁畫，發掘時僅存3幅，依壁畫內容與隨葬器物看，各墓室的功能是不同的。該墓合葬於應歷八年＜958年）。同為遼代早期墓葬，原後唐上層官僚，“契丹國故大同軍節度使……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太保“許從變墓則僅有一圓形墓室，底徑不到5米。赤峰大營子遼駙馬贈衛國王墓（葬於應歷九年，959年），結構複雜，墓室宏大，雖經盜掘，仍出有文物2100多件，包括金銀器、瑪瑙器、絲繡織品、服飾、成組的馬具、不同種類的武器和各式生活用具，實用具佔相當比例。與許氏墓對比可以看出，這種流行在契丹上層的奢侈之風及其喪葬制度與西京地區是有所不同的。
由此看來，遼代的大同人似乎更崇尚節儉與實用。隨葬器物除幾件陶質明器外，一般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件生前日用炊食器。這除了質樸的地方傳統外，惡劣的自然環境致使經濟較為落後及與使用紙紮和以壁畫代替部分實物也有一定關係。
二
大同遼墓壁畫一般僅畫在墓室周壁及頂部，甬道或塗有白灰層，但尚未發現繪有任何圖案的。這與其它地區於甬道兩側畫門衛或門神明顯不同。在已發掘的墓中，基道繪有壁畫的僅大同市經濟管理幹部學校M2（位於南關）一例。該墓在墓門兩側與墓道東西兩壁拐角處，分別用土紅色繪出立柱兩根，柱上繪由額、闌額及伊頭、一斗三升棋等，並與墓道兩壁的相同壁畫連線。其餘墓的墓道均不見壁畫。
墓室壁畫的佈局很有規律，這一點不論是遼代早期墓還是遼代晚期墓都是一致的，即因不同的壁畫內容，由上至下分為3層。穹窿頂一般繪天象圖，畫有日月星辰，或象徵日、月的金烏、桂樹和玉兔，這一部分往往剝落嚴重，中間一層一般繪在立牆上端和起券處，內容為鬥秩、桔、簷等建築圖案，簡單些的只繪伊鬥與一斗三升桃和柱頭粘，其
下即是壁畫的主要內容所在，這層壁畫全部繪在墓室的直壁上。構圖上的特點是用繪製的立柱將壁畫分成幾個既互有聯絡，又單獨成幅的單元。立柱大多繪製4根，分別畫在墓室的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角，於是將壁畫隔成4個部分，其中南壁的墓門兩側組成一幅。此外，也有將立柱繪成6根或8根的。
下層壁畫是墓室壁畫中的主要內容，而且早期與晚期也頗有不同。但到目前為止，大同地區遼代早期壁畫墓發現較少，見諸報導者僅乾亨四年（982年）許從實夫婦合葬墓一例，且語焉不詳。
由於材料所限，我們很難把握大同遼代早期壁畫墓的全貌，但筆者觀察大同所出晚唐與金初墓葬，結合現有資料，初步歸納大同遼代早期壁畫墓大致有如下特點：墓形同晚期相差不大，墓室平面也多圓形，所繪立柱以6根或8根為主；上、中層繪畫內容同晚期大致相同，下層壁畫繪男侍女婢、門窗之類，較之晚期要簡單些，尤其是晚期壁畫程式化的特點尚未形成，所以各壁面很難有較為固定的內容。由多人組成的畫面難以見到，此時的繪畫技法也遠不及晚期成熟。
重熙以後的大同遼代晩期壁畫墓，已經形成一定的格局，這主要表現在下層壁畫的佈局及畫面內容上。由於大同遼代壁畫墓絕大多數屬晚期墓葬，所以對從早期到晚期發展的中間環節目前還不清楚。晚期壁畫最顯著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程式化”，墓室各面的壁畫都有較為固定的內容。南壁甬道口東西兩側各畫一人，或為男僕，或為女婢，或是門神；甬道口對面的北壁，為墓室的正面，中間畫屏風，上以花卉湖石之類點綴，屏之上方垂以帷幔，兩側各立一侍者，或男或女，或男女各一人，此“開芳宴”畫面中墓主人絕不出現。南北兩壁畫面是晚期壁畫中變化最小的。西壁主要表現“出行”場面，有的墓在出行圖中也配有宴飲等內容，該壁畫內容也較少變化：東壁是四壁畫面中較為靈活的一面，它以表現宴飲、備膳為主，偶然也有“散樂“，但常常增加一些表現現實生活的內容，如衣架、衣服、剪刀、貓狗之類。東西兩壁另一明顯特點是每幅壁畫均分上、下層繪製，利用俯視的角度增加了畫面的縱深感，體現了遼代民間畫工對於透視原理的理解與運用。臥虎灣M6為大安九年（1093年）小型火葬墓，圓形墓室“頂部繪有東日西月及星球、雲氣”，四隅以硃色繪四柱，柱頭上有鬥桃。甬道口兩側各畫一門衛。北壁中間繪花石圍屏3條，上懸帷幔，圍屏兩旁繪兩女侍，一人叉手側立，一人雙手捧託盞，作侍候主人狀。西壁一幅繪車馬出行圖，方向朝墓門。出行圖中有轎車一輛，“轅前旁系黃駝，轅後旁系一黃犬。下面中間繪硃色菱形隔扇門，左下角繪盆架、臉盆，右下角繪餵馬木槽”，“東壁一幅繪家庭生活圖”，上繪衣架一個，架上有衣衫3件，襖、褲一套，兩側各立一侍者，一人雙手捧托盤，一，人雙手捧託盒。下面中間繪硃色菱形隔扇門，左扇微啟，門中立一侍女，作開門狀。左下繪老翁，執杖立於門旁，右下繪一女侍，執幡立於門旁。該墓東壁壁畫是利用透視原理較為成功的範例。從分為3層的畫面看，最上一層是墓主入院內，衣架上是洗過正在涼曬的衣服，中間一層是院門，其中啟門少女的點綴，更增添了畫面的情趣；下面一層是院外，執杖者與執幡者兩人分立門旁。畫面從俯視的角度構圖，具有較強的縱深感，體現了遼代畫工對透視原理的理解與運用，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水平。
大同遼墓壁畫的繪畫技法同上京、中京、南京的遼墓及宋墓所見相同，即人物用單線勾勒輪廓，平塗敷色，門窗、桌、器皿內的水果等敷色不勾輪廓，花卉用暈染法。
三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大同遼代壁畫墓有其自身的特點，與上京、中京的契丹人墓葬和其南的宋墓都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互異之處。即便與南京（今北京）一帶的遼代壁畫墓相比，也多有不同。有的特點則是在其它地區所不見的。如前所述，大同遼代晚期壁畫墓的最大特點是：“程式化“。這一特點一方面限制了畫家的隨意想象，增加了壁畫題材的侷限性，使一些宋、遼壁畫中的隨意之作，如北京百萬莊遼墓中一女僕在灶前烹飪勞作的情景，趙德鈞墓壁畫中揉麵作飯的場面，或反映契丹人生活場景的草原風情（婁子店放牧圖）等畫面在大同難以見到。但另一方面內容大致相同的題材，又使畫面的構圖與畫師的表現技法更趨完美。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些畫面的處理十分精緻，構圖中虛實結合，層次上錯落有致，人物互相呼應，表情也十分傳神，是遼代藝術品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遼代晚期墓中非常普遍地在墓室營建中採用影作雕磚的技法，雕砌出柱、鬥棋和桌椅等，而這種情況在大同更多地見於晚唐到遼初的墓中，遼代晚羯墓中則用彩色壁畫取代之。山西南部的侯馬市曾發掘大批金代墓，墓中常見到精美的雕磚藝術品，而大同金墓中也僅是用彩色壁畫，雕磚技法仍然不見，可見大同遼代壁畫墓有其自身的變化規律。
與東北、內蒙發現的遼墓壁畫相比，大同遼墓壁畫多反映居室生活，生活場景最遠不離庭院大門，許多是反映室內生活的。而遼寧、內蒙的不少墓葬壁畫則反映室外生活場景，如法庫葉茂臺遼墓中的騎獵圖、喀喇沁旗婁子店1號墓西壁的放牧圖，反映了一種粗獷豪放的風格，這除了生活環境的不同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域群體的不同性格。上京、中京遼墓壁畫的出行圖與歸來圖分別繪在墓道兩壁，場面大，人物多。大同遼墓壁畫早期不見出行圖，晚期有出行圖而無歸來圖，且規模小，反映當時的出殯也較為簡單。另外，上京、中京墓葬壁畫常畫有山水畫，而大同基本上不見。
與宋墓壁畫比較，則又可明顯看出大同遼墓壁畫的不同之處。後者常見髡髮人物像，近半數的墓室棺床上繪有彩色地毯，有形似氈帳的墓室，出行圖中常見的駝車等。這些均反映出一種不同於傳統漢人農耕文化的塞外風情。尤其不同的是，宋墓壁畫中“開芳宴”為夫婦對坐宴飲場面，而大同遼墓壁畫中的“開芳宴”則隱去墓主人夫婦，只在帷幔下兩側各立一侍者，這是大同遼墓壁畫中非常獨特的現象，這一現象一直沿用至大同金代壁畫墓中。
綜觀大同遼代壁畫墓，我們總的印象是，它即受北方契丹文化的影響，又受到宋文化的影響，加之本地文化、習俗傳統模式的制約，使它在宋、遼時期的墓葬壁畫遺存中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