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柏琳
自從1970年代“白澳政策”被扔進歷史垃圾堆後，有一大批澳洲原住民作家在世界文壇上迅速成長，他們的聲音也愈發清晰有力，尤以亞力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金姆·斯科特（Kim Scott）、梅麗莎·盧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等人取得了耀眼成就。這表明，澳大利亞原住民作家在和殖民統治、種族歧視的鬥爭中，既傳承了本民族的古老文化傳統，又在現代社會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發聲位置。
這些原住民作家中，梅麗莎是特立獨行的一位女作家，也堪稱澳洲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1967年出生在布里斯班遠郊，父親是來自俄國難民的兒子，母親是混血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後代，屬於邦家侖（Bundjalung）民族。梅麗莎並非“純粹”的原住民，她長著白人的面板，卻堅定選擇了母親家族的身份認同。白人外表下，她的胸腔裡跳動著一顆強力的“土著之心”。
14歲時得知自己原住民身份
她有強烈的個性，生活經歷豐富多彩。從小練習空手道，擁有空手道黑帶，五次獲得昆士蘭州空手道大賽冠軍，三次獲得全國空手道榮譽稱號。她正義感強烈，是一位勇敢的女權主義者，為原住民女性的權益發聲，積極參與此類的社會公共活動。她從未接受過專業的學院派寫作訓練，所有關於寫作的事都靠自學。
因為意識到澳大利亞主流文學中對於原住民生活的描述很少，由原住民作家來寫的就更罕見，梅麗莎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了小說創作。她多年來堅持書寫普通原住民的不普通生活，發表了7部獲獎小說和多篇散文。
她的第一部小說《蒸豬》（Steam pigs）就入圍了新南威爾士州長文學獎和地區英聯邦作家獎，後來的小說《穆倫賓比》（Mullumbimby）榮獲昆士蘭文學獎。新作《多嘴多舌》（Too Much Lip） 更是獲得了2019 年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她因此成為澳大利亞文學史上第三位獲得此殊譽的原住民作家。
我和梅麗莎做訪談，最鮮明的感受就是她對於原住民身份意識和原住民文化傳統的極度認同。在她看來，是不是原住民，並非只是由血統和膚色來決定，而是必須建立在對原住民文化充分融入的程度、對祖先家族記憶的深入瞭解，以及是否認可這種文化的基礎上的。
梅麗莎家裡有7個孩子，她是老么妹妹，上頭有六個哥哥。在這樣的原住民家庭中，且不說是否成為一個作家，順利成長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年，母親被迫把她的大哥藏起來，擔心會被政府強行帶走，放到白人家庭寄養來達到同化的目的。因為家境困難，梅麗莎還是個孩子時，大哥就離家工作了，而她15歲也出門打工，接濟家庭。19歲的她上了大學，主修公共政策和經濟。在她上大學的年代，原住民上大學是十分困難的，梅麗莎本想著畢業後能做個小生意，改善家中的經濟狀況，她從來沒想過寫作。後來走上文學道路，完全得益於她的好奇心和自學的毅力。
有一件大事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即得知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她小時候並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只有一種模糊的感覺，因為只從膚色上看不出來她是個原住民。直到14歲時，母親才和她坦白家族歷史。得知此事後，梅麗莎除了震驚，並無其他感受。原來，她從小就以為，每個人出生時都可能有不同的膚色，有的是白人，有的是黑人，有的是棕色面板的人，就像有的人是捲髮而有的人是直髮。1970年代後，澳洲政府停止了同化原住民的政策，當時的人們也就很少再談論種族話題。當母親告訴她是原住民時，梅麗莎才恍然大悟，為什麼她在學校裡一直覺得自己和其他藍眼睛金色頭髮的同學不一樣。
知道自己的身份後，梅麗莎感覺開始自動接收到周圍有一個原住民文化磁場的存在，吸引著她不斷靠攏。從此，她有意識地和其他原住民學生共同學習和生活，從他們那裡學到許多原住民文化傳統，成為許多原住民家庭的一員，並把這種親密關係一直保持到今天。
原住民社群內部互相傷害和醜陋的一面
父親來自遙遠的俄羅斯，梅麗莎從未在那片土地生活過，她無法對父親的家族產生強烈認同。又因為叛逆不羈的性格，她天生就對澳洲主流白人文化圈不以為然。她坦言，如果願意，完全可以一輩子假裝自己是個白人，不必忍受因為是澳洲土著的後代而在主流社會經歷的精神折磨。但那麼做是不誠實的，梅麗莎不能忍受自己不誠實。
最新完成的小說《多嘴多舌》，就是一部堪稱誠實的作品。黑色幽默與犀利並存，一幅澳洲原住民在當代社會生活的畫卷，以新鮮熱辣的方式呈現在好奇的讀者面前。澳洲的原住民絕非是整天躺在大樹下睡懶覺的原始人，也不是成日沉溺在毒品和暴力中的野蠻人。面對傳統與現實的激烈碰撞，他們同樣面臨艱難挑戰。
這個故事，講述澳洲新南威爾士州郊外的下層階級原住民的生活。同時揹負著沉重的家族記憶和刺痛的當代經驗的原住民，每一個人都如舔舐傷口的野獸一般，默默承受著傷痛，並且和當下的澳洲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他們彼此攻擊，互相傷害，各自承擔自己的傷心往事，卻都有共同的使命要去面對：如何重新追回原住民祖先的古老土地？如何在現代社會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
這部小說擁有一種反常的爆發力和詩性。和描寫澳洲白人對原住民的傷害這種常規的寫法不同，梅麗莎把筆端對準原住民社群內部的互相傷害和醜陋的一面，這種從描寫“外部傷害內部”轉變為“內部互相傷害”的寫法，讓人讀來震撼，也讓這部小說顯現出誠實的動人特質。梅麗莎必須小心翼翼地展現這種誠實，現實情況是，來自外部的暴力——警察的暴力、當局的暴力、腐敗、對原住民文化的蔑視等等，這是無處不在的。原住民生存環境的惡化，肯定不是全部由內部鬥爭導致。與此同時，她也注意到，被遮蔽的真相需要被揭露，這需要很大勇氣。
寫這部小說時，她一直都有恐懼感，害怕原住民社群討厭她。因為她寫了內部人群互相之間的傷害和邪惡，擔心他們會抵制她。事實上，她未曾遭遇過類似的排斥。在《多嘴多舌》正式出版前的兩三個月，一家著名的澳洲原住民媒體在一檔系列節目中釋出了新書訊息。這個節目的策劃者是原住民導演瑞秋·博格斯，也就是已經去世的原住民著名領袖人物查爾斯·博格斯的女兒。她對梅麗莎說，她正在做的這檔記錄澳洲原住民生活的節目，關注點也在內部的嫌隙和鬥爭。梅麗莎聽後鬆了一口氣，感謝上帝，她不是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
但寫作《多嘴多舌》的兩年裡，她確實是擔驚受怕的。要知道，有些話說起來總是很容易——壞警察在屠殺原住民，白人教師是種族主義者，澳洲政府覬覦原住民的土地，但是拋棄了他們。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真實的，但還有更艱難的真相：你的某個叔叔猥褻了你的某個家庭成員，你的父親長期對母親實施家暴，這些真相讓人更加難以承受。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梅麗莎更多關注族群裡的女人和孩子長期遭受的內部暴力。她認為她有責任把這些寫出來，並且相信，隨著內部的真相逐漸被公之於眾，族群內部的竊竊私語也會逐漸銷聲匿跡，更多黑暗的秘密會重見天日，這就迫使所有人包括原住民和白人誠實地討論，勇敢地面對。
也許是因為愛之深，責之切，梅麗莎選擇從內部直面澳洲原住民的生存困境。但與此同時，《多嘴多舌》依然是一本療愈之書。書中的索爾特家族裡的成員，以及家庭所在的社群，都有互相幫助和互相救贖的方法。在梅麗莎看來，正是因為澳洲主流社會總是透過負面的鏡頭來描述原住民，讓人產生原住民懶散、酗酒、暴力、原始等標籤，使得他們無法進行自我療愈。事實上，澳洲大陸擁有十萬年以上的歷史，而原住民很早很早就在這裡安家了，遠早於後來入侵的白人。
她告訴我：“我們早就弄明白了該如何生活、如何創造理想的生活環境。只是因為後來的種族主義者對原住民進行了各方面的‘淨化’，原住民的生活理念被最大程度的忽略了。”
古老而夢幻的文化傳統
梅麗莎的原住民身份最初是被隱瞞的，但她從小就成長在原住民的價值世界中。得知自己的出身後，她更是努力從各方面靠近和學習那個古老而夢幻的文化傳統。她坦言自己在多方面受到原住民價值觀的影響。比如不把一棵樹上的果實都摘光，比如對待老人要給予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幫助，比如提醒自己絕對不能自私。
梅麗莎說，如果你有了很多資產，你必須和社群的其他成員分享。當然，一個人也不需要獨自承受苦難，所有人都會和你共同分擔，但你不能單槍匹馬去做個人主義的事情。她告訴週刊：“在我的原住民社群中，如果一個人有了一座豪宅或一輛豪車（當然這種情況少之又少），他/她如果不和族人共同分享，那麼就會被鄙視，會被說成 ‘變得像個白人’。”
她從方方面面都警惕自己“變得像個白人”，而這既需要非常勇敢，也需要有足夠的敏感。梅麗莎身上有一個特別鮮明的“偏執”，她堅持認為，非原住民作家無論多麼優秀，都很難真正寫好原住民的生活。
“白人作家所瞭解的原住民故事只限於200多年來在種族歧視生存環境下的原住民，而這一點甚至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觀看的。對於非原住民作家，我的主張是，你儘可以把原住民寫入故事裡，但只能作為配角，而不能作為主角，因為你不可能做到準確把握。在不能正確地表現人物時，你就會有意無意造成對原住民生活真相的損害。”
有一件事情讓她至今耿耿於懷。2000年，梅麗莎在倫敦遇見澳洲白人作家彼得·凱里（Peter Carey），她本人挺喜歡這位可能是當代最著名的澳洲作家。當時，凱里正在面向英國觀眾做一場主題演講，其中一部分談到“澳洲原住民文化作為一種文明怎樣怎樣”，梅麗莎就混在聽眾之中，聽到凱里這麼說，她很驚喜，這可是她第一次聽見有人說澳洲原住民文化是一種“文明”！
可是接下去聽他說的話，梅麗莎就不樂意了。他說：“可惜這種文明已經離我們遠去了……”梅麗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質問：“有沒有搞錯啊？我，作為一個邦家侖族（Bundjalung）的後代，一個澳洲原住民女人，就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你沒有看到，並不代表這種文明不存在。”後來，她和凱里在澳洲時也因為這個觀點激烈辯論過。梅麗莎堅持自己的看法：澳洲原住民文化的確在現代世界中經歷著巨大的改變，但傳統的部分從未死去。
《多嘴多舌》聚焦原住民在現代社會的生活，目的之一在於反駁原住民文化行將消亡的論調。梅麗莎承認，有一部分原住民英語不好，甚至根本不會講英語，但絕大多數原住民的第一語言是英語，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現代科技，比如FaceTime這類新型社交手段。與此同時，原住民依然在踐行自己的文化傳統，保持自己族群的價值觀。
白人進入澳洲大陸前，原住民早就幸福生活在這裡了，這是梅麗莎想要努力給澳大利亞主流社會傳達的資訊。寫上一部以原住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穆倫賓比》時，她的焦點在於表明原住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民族也從未消亡。那部小說之後，她的眼界和“野心”擴充套件了。在《多嘴多舌》中，作家讓她筆下的原住民人物能夠擁有五樣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第一有美，第二有權利，第三有幽默感，第四有土地，第五有愛。在白人進入這個大陸之前，梅麗莎的祖先的生活，正是因為有這五樣東西，生活得富足而美滿。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生活環境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融合與互動，全球化越來越深入到每一個地域的細部，就連澳洲原住民這樣一個相對獨立的社群也正在被現代社會切分和打散。梅麗莎生活的布里斯班的原住民社群，也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原住民社群了，那裡現在變得多元化，有來自中國、印度、南非的移民，還有澳洲白人，這是一個混合的生態社群。
一個城市複合型社群中都有聚集的原住民住戶，祖先分別來自不同的部落，他們彼此知道對方的存在，但都“秘密”生活著，互相擁有一條“隱秘通道”，可以取得聯絡。與此同時，在澳洲的許多中心城市的郊外，也都分佈著若干超過50%的人口是原住民的更“純粹”的社群。梅麗莎如今有兩個住處，平時住在城市裡那個多元化的社群，感到在這樣一個環境裡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文化性格。週末來臨，她就會回到郊外，回到祖先生活的土地上去找歸屬感。
對於當下的原住民來說，身份認同很大程度上已經是精神層面的事情了。而且原住民的認同也總是與土地息息相關，他們的祖輩已經在這樣的土地上生活了數十萬年，每一天所走的路其實都踏在祖輩的足跡上。梅麗莎意識到，今後的澳洲社會中，身邊的原住民會越來越少，但她毫不氣餒：“因為我們依然在唱誦祖先的歌謠，依然在延續祖先所使用的關於樹木、河流、動物的語言，所以儘管有時也會面臨現代社會的焦慮和困境，但是我們原住民在看待這個世界的時候，用的是原住民的眼睛，世間萬物都是有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