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忘了看見的那些可能
039
看理想，看見另一種可能，是我們一直想做和在做的事，但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知道，誰都有忙碌的時候，誰都有忙起來忘記看另一種可能的時候，所以我們決定，每週摘出最近七天的精彩，方便各位查漏補缺、溫故知新。
I.
一個以悲傷著稱的芬蘭小鎮
Puolanka是芬蘭中部的一個小鎮，“悲觀主義”正在成為這個小鎮的文化標識，小鎮也正因此而變得越來越出名。據當地一位“長期悲觀者”介紹——事情始於我們對其他地方的妒忌，因為它們都有自己的大事、活動，而我們，住在Puolanka的人，什麼都沒有。當時有一位居民說：“在Puolanka，什麼事都做不起來，連悲傷都悲傷不起來，有什麼用呢？”於是我們就說，行，那就搞個“悲傷活動 ”。
就這樣，小鎮有了一個悲傷協會，到今天已經成立十多年了。小鎮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悲傷節”，活動時間從每年的1月1日持續到12月31日。
在外人眼裡，如今的Puolanka就代表著“最消極的一群人”，在芬蘭所有的自治區裡不是排倒數第二就是倒數第三，但是當地居民對這種消極的描述相當厭煩，因為這並不是他們實際的生活感受。另一位“悲觀者”說，我們也許是最差的，但我們是最差的當中做得最好的，我們的悲觀是一種抵抗反應，好比“SO WHAT”。
在Puolanka居民拍攝的、已經積攢了一批粉絲的Puolangan Pessimismipaivat宣傳影片中，瀰漫著一股靜靜的、淡淡的悲傷（和喜感）。其他的一系列影片，居民們也一直在自嘲，比如一支原創歌裡唱道：“買我們的市政廳，它沒有發黴……”
悲觀就像是成了這裡的一種生活方式、一個品牌，Puolanka和“悲觀主義”這兩個詞已經彼此聯絡。另外一個Puolanka能以悲觀出名的原因是，許多芬蘭人都能感同身受，因為他們也都住在正面臨消亡的小地方上，而那些已經消亡的小地方，沒人再記得它們了。所以反過來，Puolanka的一些悲觀居民就認為——如果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連死亡都沒人注意，那麼我們就應該鬧出點動靜，雖然終將逝去，但我們會讓這個世界注意到。
圖 | BBC， Video by Saila Huusko
II.
自嘲俄羅斯人日常的俄羅斯藝術家
“每一幅插畫展示的都是我所見過的情景，我試著帶一點反語、諷刺來做視覺表達，但同時也避免任何的道德譴責。我不認為它們是荒唐的，因為本質上，我是在儘可能地還原我在現實生活中所見到的場景。”
這段話出自31歲的俄羅斯藝術家Vachayev，他想要在每幅畫上做的事情是，展出我們的日常生活，並傳遞這樣一種想法，那就是透過自我嘲諷，透過從外部回看自己，一個人也許會因此而改變一些事情。
下面是他的一些作品——
圖insvachaevhimail
III.
即使是家政工，她也可以成為任何人
南非藝術家Mary Sibande，在她就讀約翰內斯堡大學美術系的最後一年，她以自己為原型，創作了一個同等比例的雕塑“蘇菲”（Sophie）。當時Sibande的教授要求她透過自己的作品講述一個故事，她說，我想扮演偵探，調查為什麼我家裡的這些女人都是家政工，“我想向她們致敬。”
自2007年畢業以來，這位現年37歲的藝術家，已經陸續創作了許多蘇菲的雕塑作品，被華盛頓的Smithsonian和開普敦的Zeitz MOCAA等機構收藏。然而Sibande本人，這位來自南非東部一個郊區小地方的藝術家，最初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時裝設計師，其實她當初的願望，在她如今的作品中也多少可以看到一點跡象，比如蘇菲身著的各式華服。
蘇菲總是閉著雙眼在做夢，在幻想——她可以成為任何人，從舉著陽傘的女士（“I‘ma Lady” 2009），到非洲女王（“Her Majesty Queen Sophie” 2010），從揮舞著假想的指揮棒的指揮家（“Silent Symphony” 2010），到一名疲憊計程車兵（“Living Memory” 2011）。蘇菲的各種意象表達，在Sibande的多年創作中變得越來越成熟，開始指向種族、政治以及當今的南非問題等等。
I’m a Lady， 2009
2009年，她在約翰內斯堡的MOMO畫廊舉辦了自己的第一次個展“死者女王萬歲”（Long Live the Dead Queen），當時她把蘇菲介紹成——她的祖母穿上了一件啟發自維多利亞女王1838年加冕禮服的藍色大服裝，“我喜歡‘皇家藍’這個詞，把這些家庭工變成了皇室人員。”
首次個展四年之後，蘇菲的著裝從藍色變成了紫色，紫色象徵著高貴、奢華、權力，紫色也是1989年開普敦“紫色雨”反種族隔離抗議活動的顏色，當時警察在示威者身上噴灑紫色染料作為標記。“在當時，我想訴說的是自己，我想看見我在這些女性中的位置，我又是站在什麼位置看待自己。”Sibande說，“這些女性，她們那麼努力地工作，為了能夠讓我走到前面，讓我到達這個她們想要到達的位置，但是她們不能，而我正活在她們的夢裡。”
死者女王萬歲系列之“一個糟糕的美人誕生了”
圖Mary Sibande
IV.
再給垃圾一次機會
自學成才的80後雕塑藝術家Cyrus Kabirus，大部分藝術品都是用街上收集來的東西創作的，塑膠、電線、金屬、汽車零件。利用這些垃圾和廢棄物，他製作了一些未來指向的、蒸汽朋克美學的藝術作品。廢物再造藝術的源頭，就在Cyrus家附近——“肯亞最大的垃圾場就在我家附近，我以前對此感到很不舒服，我說過，總有一天我會給這些垃圾第二次機會。”
他以廢物為材料的創作，也是他對人與環境之聯絡的表達。尤其是在肯亞，氣候變化嚴重影響了肯亞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比如那裡曾有過雕刻藝術，但現在再也見不到這類藝術家了，因為樹木被砍掉，植物被毀壞，他們已經找不到原材料了。幾年前，Cyrus曾參與一個專案，致力於以不破壞環境的方式創作藝術，但後來不得不停止，因為沒有足夠的資金。如今Cyrus說，“我自己，試著盡我最大的可能，透過我自己的藝術和自己的生活，去保護環境。”
梵蒂岡士兵， 2017， 瓦塔姆面具， 2018
Njia Ya Maisha Macho Nne， 返祖， 2015
Kwa Kubadilishana Utamaduni， Macho Nne， 加泰羅尼亞太陽， 2017
V.
他拍出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複雜關係
憑藉他的紀實攝影，史蒂文·麥柯里（Steve McCurry）在攝影圈內已經享有可謂傳奇的地位，他最出名的肖像作品，大概就是1985年的《阿富汗女孩》。
然而這位極具影響力、敢於對武裝衝突大膽報道的美國攝影師，還有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愛好：動物。在他最近出版的新書Steve McCurry。 Animal裡，就整理了攝影師本人最愛的照片。
在麥柯里剛開始攝影事業的時候，他就有了拍攝動物和人的想法，他的姐姐送給他的第一本攝影書籍，就是另一位美國著名攝影師艾略特·厄偉特（Elliott Erwitt）和他的狗，那本書名叫Son of Bitch。“那是第一次，我看見一本幽默、有感染力、很會講故事的，有關動物的書。”麥柯里說。
而在麥柯里自己的新書裡，讀者將會被帶入一場視覺之旅，從亞洲到南美，再從北美到歐洲，從緬甸的貓，直到約旦的駱駝；一部分動物和人類一起登場，一部分只有動物，而人類在看不見的照片背後。比如其中最驚豔的一張，是獲得了1992年世界新聞攝影獎，於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時拍攝於科威特的照片——遠處硝煙瀰漫，三隻駱駝正在一片焦土上尋找水和食物。這一瞬的背景是，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命令其士兵點燃油田，於是造成了一場巨大的生態災難。麥柯里說：“看到這些動物是令人心碎的，我們本應該是他們的守護者。”
不過麥柯里的動物攝影並不侷限於戰場，他的題材範圍極廣，他自己特別喜歡的一張，是傍晚時分在泰國一座修道院裡拍到的一位初學和尚。“當僧侶們做著他們的日常事務時，我看著光線不斷變化……那個氛圍是寧靜的，而那隻耐心的貓，則讓這個沉思與和平的場景最後變得完整了。”
以下是書中的另外幾幅作品——
一男子正與他的羊群一起走著
攝於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89
一個男孩正靠著他的牛休息
攝於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2013
牛是尼泊爾的國獸，它們可以在街上自由漫步，因為這個國家80%的人相信牛是神聖的
羅馬一家飯館外，一男子正與他的狗一起讀報紙
攝於義大利，1994
圖2019 Steve McCurry， Long Island City， NY
「本週精選推文」
那些舊世界的文明遺蹟，是資訊核爆中被摧毀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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