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探析

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探析

殷紅(四川博物院)

摘要:門扉畫像石既是漢代墓葬建築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營建墓室的特殊裝飾品。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的題材可分為鋪首銜環類、門吏侍者類、墓主類、花紋類;門扉形制可分為雙門樞門扉和單門樞門扉;構圖形式分為整體影象型別、上下分層型別及不規則構圖型別;雕刻技法可見陰線刻、平面淺浮雕、弧面淺浮雕。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製作具有一定粉本,初期以傳統的鋪首銜環題材為主,後逐步突破原有的以鋪首銜環為核心的格套限制,開始以人為中心,演化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關鍵詞: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

一、緒言

《釋名·釋宮室》曰:“門,捫也,在外為人所捫摸也,障衛也。”[1]從建築功能來講,門具有連通內外、摒衛門戶的作用。西漢南越王墓是目前可知最早設定有石質墓門的墓葬。墓門設於前室和主室,每道石門均由兩扇門扉以及門楣、門框、門檻、門墩和頂門器組成。門扉上裝飾有銅質鋪首銜環,左扇門扉上還殘留有當時所繪的雲氣紋。[2]西漢中晚期至東漢,隨著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風盛行,石質墓門的使用群體逐漸擴大,由王室貴族階層逐漸發展至地方官吏及豪強地主階層,集建築與裝飾功能為一體的石質墓門在河南、山東、陝北等地大量出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基礎建設的大規模開展,更多的漢代墓葬被發現,豐富了漢墓門扉畫像石的研究資料。東漢中晚期,四川地區石質墓門在墓葬中的使用已較為常見,多出現於畫像石墓中,其中以磚石墓中最多,其次為崖墓,石室墓中發現僅1例。據統計,四川地區出土漢墓門扉近30餘扇,絕大部分刻有畫像,主要分佈於成都、雙流、新津、郫縣等當時區域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彭山、蘆山、樂山、宜賓等地也有少量發現。一些重要門扉出於:成都揚子山M1、[3]溫江縣壽安鄉火星村墓、[4]成都牧馬山灌溉渠漢墓、[5]郫縣犀浦二門橋墓、[6]郫縣蘭家院子東漢墓、[7]郫縣紅星公社楊耿伯墓、[8]成都曾家包東漢墓M1與M2、[9]成都燃燈寺M1與M2、[10]成都市新都區廖家坡東漢崖墓M3[11]以及屏山縣斑竹林M1等。[12]

二、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的影象分類

雕刻畫像是墓門上最為普遍的一類裝飾,根據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上主體影象的題材不同,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鋪首銜環類

朱雀與鋪首銜環的組合數量最多,基本影象為朱雀立於鋪首之上。鋪首口中銜環,前肢抓環。朱雀在古代被認為是引導方位的神鳥,鋪首銜環最初出現於青銅器之上,後來被廣泛使用在陽宅門扉上。一方面,鋪首所銜之環可用於敲門傳音,具有較強的實用功能。另一方面,鋪首作為神獸,被認為可辟邪御鬼,保衛家宅安寧。當門扉出現在墓葬中,鋪首銜環作為門扉的標誌一併保留,由實用器逐漸轉化為畫像刻於門扉之上。

另有一些門扉畫像石以鋪首銜環為核心,以此為基礎增加了一些內容。溫江壽安火星村出土

東漢延熹七年(164年)墓門左扇門扉在朱雀與鋪首銜環的下方刻有玉兔、三足烏、朱雀、九尾狐等。右扇門扉門框內刻朱雀立於鋪首之上,朱雀之左似有一人,只顯其下半身。鋪首右下側有一人騎一馬,其下為白虎;鋪首左下側刻有靈芝草,其下似為一人騎一獸。[13]雖然門扉上並未直接出現西王母形象,但玉兔、三足烏、九尾狐、靈芝草的出現,說明此門扉與西王母題材有關。另一部分門扉畫像石則簡化了題材組合,以鋪首銜環為核心,省略了朱雀。成都西郊漢墓右扇門扉上刻鋪首銜環,其後一人身著長服,腰佩長劍,挎環首刀,長袍下部有四字隸書:“□旺名號。”右扇亦刻鋪首銜環,其後一人手執戟,腰佩劍,頭戴冠,身著廣袖長袍。[14]類似還有四川博物院所藏一道東漢墓門,兩扇門扉上鋪首銜環下方分別刻持環首刀與持物門吏。

(二)門吏侍者類

成都燃燈寺M1墓門左扇門扉刻有漢隸“巴郡府君神門”等字,右扇刻一人手持長棍。[15]郫縣蘭家院子東漢墓擁慧捧盾墓門左扇門扉上一人向右站立,頭戴冠,手捧盾,身著交領長袍;右扇門扉上一男子頭扎幘,手擁慧,衣服有裾袖飛揚之感,十分飄逸。捧盾與擁慧分別是古代的護衛、迎客之禮。二人神態恭敬,似在門口迎接墓主。另外,成都曾家包M2墓左扇門扉畫像石背面上部刻朱雀,下部為擁慧持環首刀二人,[16]也可歸於此類。

(三)墓主題材類

新津崖墓趙買、趙元公像門扉畫像石,上有帷幔,中為兩人並坐,下刻盤盂,象徵供奉。兩人身旁各有銘文一行:右方是“南常趙買字未定”,左方是“賢孺趙椽字元公”,可知趙買是趙元公的父親。另一門扉,上方刻帷幔,中間坐一婦人,銘文為“孝婦趙夫人字義文”(圖一)。[17]孝婦和賢孺對稱,可知義文是趙元公的妻子,文字揭示了墓主人們之間的關係。成都曾家包M2墓門扉正面圖像精美,張建認為此影象可稱為“跪讀圖”,“在婢僕的侍奉下,墓主人之子手捧儒家經典跪於父輩膝下,以跪讀之勢,表不負前輩意願,成仕進之志,盡忠孝之心;墓主人夫妻望子能苦讀儒學,曉通經傳,以食祿封侯,位至大官,耀祖光宗”。[18]郫縣紅星公社楊耿伯墓門扉畫像石上雖未標明墓主人身份,但所題“家產黑駒”暗示了門扉影象中乘坐馬車的出行者正是墓主人。[19]

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探析

(四)花紋類

四川屏山縣斑竹林遺址M1墓門扉畫像石,高0。6、寬0。62、厚0。08米,上面鑿飾三角紋。[20]兩扇可自由開啟的石門位於門檻的內側,出土時被向內推開呈八字形。四川地區鑿飾花紋的門扉畫像石僅發現此一例,其他地區門扉僅飾花紋的情況均較少見:河南唐河湖陽畫像石墓門扉以剔紋的方式,鑿出不同走向的紋路使門扉圖案呈菱形;[21]山東銅山班井村畫像石墓門扉的花紋為十字穿環紋。[22]

三、與其他地區門扉畫像石的比較

目前,漢代畫像石的分割槽有多種觀點,本文采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的四區分法,即:山東、蘇北、皖北、豫東區;豫南、鄂北區;陝北、晉西北區及四川、滇北區。[23]

(一)與山東、蘇北、皖北、豫東區的比較

西漢晚期以前,山東、蘇北、皖北、豫東區墓葬主要為石槨墓,前後的擋板插入兩側石板的凹槽中即可封上石槨。石槨墓雖無墓門,但擋板上所刻鋪首銜環題材也出現在後期墓門扉上,可謂一脈相承。擋板上還有一些現實生活題材,如人物、飛鳥、樹木等,雕刻技法為陰線刻。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雙扇門扉出現,開始使用凹面雕。東漢晚期,門扉形成了獨有的區域特色:弦紋、連弧紋、三角紋等組合而成的多層邊飾帶裝飾門扉邊框,中間為鋪首銜環,環內有雙魚、柿蒂紋或環下繫有綬帶等。就題材來說,本區此時的石質墓門扉對陽間門扉的還原度最高。雕刻技法以平面淺浮雕、弧面淺浮雕為主,陰線刻、凹面雕有少量發現。

四川地區與之相比,墓門扉出現的時間晚了一百餘年,初期門扉的題材沒有山東及其周圍地區所常見的人物、樹木等現實生活題材,而是直接出現了具有辟邪祥瑞意義的朱雀與鋪首銜環組合。鼎盛時期,四川地區的門扉畫像石題材較山東區更具多樣性,雕刻技法更為細膩。山東地區特有的單獨以鋪首銜環為題材、以弦紋、連弧紋、水波紋等組合而成的多層邊飾帶的形式也不見於四川地區。

(二)與豫南、豫北區的比較

豫南、鄂北區的墓門扉出現於西漢中期,均為雙扇門扉。初期題材包括幾何圖案、五星連珠、人物、動物、樓閣等,內容豐富,未形成固定的格套。雕刻技法主要為陰線刻和凹面雕,均刻於門扉正面。西漢晚期到新莽時期,門扉石材的利用率提高,門扉正面、背面均雕刻畫像。門扉正面,鋪首銜環成為最核心的題材,與白虎、朱雀、樓闕、人物等組合。門扉背面以菱形套環紋等幾何紋最多,開始出現門吏侍者題材。到東漢中晚期,門扉畫像的格套形成:門扉正面普遍為白虎、朱雀分別與鋪首銜環的組合。背面則刻門吏執笏、執戟、執節、捧燭、捧奩等,亦有神人、蹶張等。雕刻技法延續了自西漢晚期以來普遍採用的橫豎紋襯底剔地淺浮雕法。

四川地區的漢畫像藝術一直以來被認為受到豫南、鄂北區的影響,二者清麗疏朗的風格的確有相似之處。四川地區墓門扉出現時,豫南、鄂北區的畫像石藝術已達到頂峰。在同為磚室墓中的畫像石材利用方面,四川地區墓門區域畫像主要出現在門扉正面,而豫南、鄂北地區在鼎盛時期整個墓室的石材利用率極高,門楣、門柱、門扉的正反兩面均刻畫像。在題材方面,四川地區初期的朱雀與鋪首銜環題材可能受到了豫南、鄂北區最為常見的白虎、朱雀與鋪首銜環題材的影響。但朱雀與鋪首銜環組合在四川地區雖然常見,但僅單獨成對出現於墓門扉正面,不見與白虎、鋪首銜環組合。白虎、鋪首銜環組合僅有一例發現於墓門背面,且是同青龍、鋪首銜環對稱出現。[24]兩區門扉畫像石共有的門吏侍者題材,所在位置也有所不同:四川地區多出現在門扉正面,豫南、鄂北地區則出現在門柱上或門扉背面。

(三)與陝北、晉西北區的比較

陝北、晉西北地區畫像石的興衰與當時的歷史程序緊密相連:順帝永和五年(140年)匈奴南侵西河郡、上郡,西河郡郡治遷至山西離石,畫像石的分佈由陝北轉移至晉西北。門扉畫像石上朱雀與鋪首銜環依然是最核心的題材。在此基礎上,常常刻熊、牛、虎等猛獸在其之下,其中兕為陝北地區門扉之上較有代表性的動物題材。門扉的底面乾淨細膩,少有紋。本區最突出的特點是在浮雕的影象上,使用紅、白、黑、青等顏色的礦物顏料進行了細部的描繪。[25]歷經千年之後,許多門扉上的色彩依然十分鮮豔。

四川地區與陝北、晉西北地區的畫像石藝術興盛的時間大致相近,但後者一出現就呈現出非常成熟的狀態,墓門區域畫像石的配置極有規律。也許正是因為格套的太早出現,限制了門扉畫像石題材的演變。兩個區域門扉畫像石上鋪首銜環上方的動物均為朱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陝北、晉西北區的門扉畫像石除了底部的動物有所不同,題材的豐富程度大大低於四川地區。

四、漢墓門扉畫像石的特點

不同地區的漢代畫像石有著不同的發展規律及特點,以下從形制、構圖、雕刻技法以及題材內容等方面,對漢墓門扉畫像石的特點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形制分析

門樞為門扉的轉軸,用以連線門扉與門框。根據門樞的位置,門扉畫像石的形制可分為兩種:

1。雙門樞門扉

即門樞在門扉畫像石上下兩邊的外側,由兩扇門扉組成一道墓門。

安裝時,將門扉上下兩端的門樞置於上檻石和下檻石預留的樞窩之中,墓門便可開合。此類門扉的數量最多,高0。6~1。9米。根據有確切紀年的門扉畫像石來看,雙門樞門扉在東漢中期已出現,雙流縣牧馬山崖墓M12墓門高1。73、寬0。79米,是本區發現最早的紀年門扉畫像石,建造於東漢中期永和二年(137年)。[26]這種形制的墓門扉在畫像石分佈的各個區域最為常見,四川地區也不例外。

2。單門樞門扉

即門樞在門扉畫像石上方的正中,一扇門扉即為一道墓門。

由於考古資料所限,有學者對此類墓門存疑。據聞宥《四川漢代畫像選》載,第21圖趙買、趙元公像,他談到此為“崖墓的墓門,新津出土”。[27]第22圖趙義文像記載:“這也是墓門。就所刻的內容來看,應該和上圖為一對。然而廣狹和上一圖不一致,同時中間有樞,似乎是另外墓的門。”[28]此兩道墓門今藏於四川博物院,根據該院文物檔案顯示,來源為新津堡子山崖墓,定名為墓門。[29]第24圖兩執事像,作者進一步提到“樞在正中,大約是一單墓門”。[30]此墓門藏於四川大學博物館,據文物展牌所示亦定名為墓門。以上3件畫像石拓片還作為墓門畫像收入《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漢畫像石》。[31]在本文中,仍採用此類畫像石為墓門的觀點,供讀者參考。

此類門扉僅在四川地區出現,而且數量較少。安裝時,上端正中的門樞置於樞窩之中。與

第一類門扉相比,其體積更小,高度一般不超過1米。門扉裝上之後,人難以進出,因此推測應是在死者下葬之後才安裝上的(圖二)。

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探析

(二)構圖形式

墓門扉通常為長方形石材,體積較大,是墓葬中雕刻畫像的理想載體。漢代民間藝術家在門扉上充分發揮個人的審美與技藝,透過合理的佈局規劃,門扉構圖呈現出靈活多樣的特點。分析四川地區所出土的門扉畫像石,根據構圖形式可分為以下3種類型:

A型一般表現單個的整體影象,為門扉畫像石最為簡單的構圖形式。如單個的擁彗人物、捧盾人物等。這種單獨成幅的作品往往對錶現物件的細節刻畫入微,對雕刻技術有較高的要求。四川博物院藏墓門上的捧盾門吏頭戴武弁大冠。而漢代武弁冠由細疏的繐布塗漆之後製成。[32]門吏所戴武弁冠孔眼分明,讓人彷彿感受得到它塗漆之後的硬質之感。

B型分為上下兩層,為門扉畫像石最為常見的構圖形式。發現最多的朱雀與鋪首銜環題材多為這種構圖方式。朱雀引吭展翅,躍躍欲飛,鋪首威武雄渾,沉穩古樸,一動一靜,相得益彰。這種構圖在其他漢畫像石分佈地區也最為普遍。

C型影象沒有明顯分層,構圖不規則。這類門扉畫像石沒有鋪首銜環的限制,內容更加豐富,場面感較強,常帶有敘事性的效果。成都曾家包M2東扇門扉背面刻武庫圖,上有蘭錡、守庫者與犬,勾勒出人犬駐守武庫的畫面(圖三)。

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探析

A型在豫南、鄂北地區和四川地區多以人物形象出現,在山東、蘇北、皖北、豫東區則是單獨的鋪首銜環圖案;B型為全國各區門扉畫像石最為常見的構圖形式;C型構圖僅出現在四川地區,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類構圖形式。

(三)雕刻技法

四川地區漢畫像石所使用的石材主要為紅砂岩,包含的泥質較多,巖質鬆軟,硬度低,易雕

刻。從考古材料觀察可知,本區門扉畫像石的雕刻技法包括陰線刻、平面淺浮雕、弧面淺浮雕。

1。陰線刻

此類門扉畫像石圖案以陰線刻出,線條生澀,影象缺乏美感,雕刻技術以及藝術水平較

低。門扉底面經過處理,有較淺的斜紋鑿痕。而圖案直接刻於底面鑿痕之上,圖案表面也可見鑿紋線條。由此推斷石工在最初處理石材時沒有預先留出圖案部分的位置,畫像雕刻較為隨意。此類門扉四邊未刻出門框,題材僅有朱雀與鋪首銜環一類,十分單一。

2。平面淺浮雕

平面淺浮雕所刻的門扉畫像石中,可分為兩類。其一,雕刻出了影象輪廓,同時刻劃出了細節。其二,只刻出了圖案的輪廓,未雕刻人物五官細部。後種情況的產生,一種可能是因墓門的製作還未完成就匆忙下葬;另一種可能就是如陝北、晉西北地區的畫像石一樣,使用了彩繪進行細節的描畫,[33]但因時代久遠、環境影響未能儲存。中江塔樑子漢代崖墓中,曾發現過彩繪的裝飾手法,[34]因此在門扉上進行彩繪也不無可能。此類代表門扉為郫縣紅星公社東漢楊耿伯墓門扉,這種方式雕刻出的畫像石拓片呈現剪影效果,在底面的處理上,門扉鑿痕更加整齊細密,圖案表面光滑平整,不見底面鑿痕。這說明石工在平整石材表面時,已提前預留出了圖案的位置,雕刻之前已有精心設計。此類門扉多數刻出了門框,紋飾的題材也更加豐富,畫像、花紋、文字均有。

3。弧面淺浮雕

弧面淺浮雕所刻的門扉體現了四川地區漢代畫像石刻的最高水平。石材的打磨十分平整,題材內容不受拘泥,雕刻流暢細膩,人物表情栩栩如生,浮雕凸出的高度也較之前高出許多。成都曾家包M2墓兩扇門扉的上部均刻臥鹿,左扇門扉下部刻男女二人,左側為一女者高挽髮髻,長服廣袖,手持銅鏡。右側刻一男者,頭戴巾幘,跪地捧書,兩人面向右扇門扉所刻兩位老者。兩位老者並肩站立,女者亦手捧銅鏡於胸前,男者面帶微笑,側頭與之交談,畫面感十足(圖四)。

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探析

整個四川地區的漢代畫像石刻,雕刻水平在東漢中晚期達到頂峰。以擁慧捧盾墓門為例,以同一粉本為稿的門扉發現了3例:分別是郫縣蘭家院子出土東漢擁慧捧盾門扉、[35]蘆山東漢墓擁慧捧盾門扉、[36]揚子山晉墓擁慧捧盾門扉。[37]郫縣蘭家院子出土東漢擁慧捧盾門扉上所刻二人相向而立,身體稍稍前傾,顯露恭敬之態。左側男子眉眼上揚,面含笑意,犄角八字鬍鬚微微翹起。透過對比可見,東漢時期畫像石的雕刻生動自然,細緻入微。而至晉代,同樣題材的影象,人物神態呆板,藝術水準大不如前。這3個例子同時也說明,在漢晉時期,四川地區畫像石製作具有一定的粉本,其流傳的範圍比較廣泛,並且持續了一段時間。隨著社會經濟與漢畫藝術的衰落,後期還出現了二次利用石材製作門扉的情況。

(四)題材特色

縱觀畫像石分佈的四大區域,鋪首銜環一直是門扉畫像石的核心題材。安徽淮北出土的東漢建初四年(79年)墓門扉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紀年門扉畫像石,[38]其上端刻向左站立的朱雀,下部刻鋪首銜環,這說明朱雀和鋪首銜環影象在墓門扉出現早期就已出現。四川地區門扉畫像石在題材上既體現了漢代墓門扉的普遍特點,也演化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1。四川地區漢畫像中的鋪首銜環與朱雀特點突出

本區鋪首多為龍首,有角,戴三山冠,其口中銜環,前肢抓環。而其他地區則多為獸面或人

面,環從口中或鼻中穿過,不見握環。本區朱雀形象不盡相同,墓門上其中一類朱雀形象可能源於孔雀。其特點為尾部一般為三條向斜前方翹起的尾羽,尾羽上間隔串有珠狀物,與孔雀尾部的眼狀斑極其相似。《後漢書》中有關滇國的記載曰:“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39]在哀牢夷的介紹中亦載:“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40]這說明漢代西南地區是孔雀的棲息地。漢武帝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雲南、貴州與蜀地的聯絡進一步加強。《蜀都賦》描述漢時的成都“賄貨山積,纖麗星繁。……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孔雀極有可能作為珍禽異獸輸入蜀地,它的形象被畫工藝術加工後出現在喪葬裝飾之中,成為神鳥朱雀的原型。成都博物館館藏出土於天回鎮大灣村的漢代刻紋銅樽,蓋鈕所立雀鳥,尾羽豎起,與開屏孔雀如出一轍,也可與此觀點呼應。[41]

2。門扉正面出現了單獨的人物題材,不再與鋪首銜環搭配,其中墓主人題材在其他地區都不曾出現

鄂南、豫北區在新莽前後,門扉背面開始出現門吏侍者畫像。[42]至東漢中晚期,門扉背面已有執鉞、執笏、執節、蹶張等多種題材。但這些人物僅出現於門扉背面,不見於門扉正面。而在四川地區,一部分門扉畫像石的題材與構圖雖然仍保留原有的格套,但同時也朝著自由化與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出現了墓主題材。這種變化可能受到了當時透過畫像來追功紀德、以利教化的風氣影響。東漢時皇帝下詔畫像,地方官吏競相模仿。《華陽國志》記載多例:鄭純“在官十年,卒,列畫頌東觀;……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誄,方之顏子,列畫學官”。[43]畫像而頌是對人極大的褒獎,這種風氣影響了喪葬風俗,促使墓葬中墓主題材畫像的產生。《後漢書·趙岐傳》載:“(歧)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44]墓主題材在其他地區墓葬中也有發現。河南南陽許阿瞿墓誌畫像石,左側刻隸書136字四言韻文,記載了年僅5歲的許阿瞿夭折及其親人的追悼。文字右側畫像分為上下兩欄,上欄帷幔高垂,一童端坐榻上,正在觀看百戲、雜耍,其右上方刻“許阿瞿”3字,[45]可見孩童正是墓主本人。但以門扉作為載體刻墓主題材僅在四川地區有發現,其中以新津崖墓趙買、趙元公像墓門及趙義文像墓門為代表。

3。漢代喪葬用品已開始了商品化生產,墓門的製作方法決定了其特殊性

漢代喪葬用品的批次化生產早已引起學者的注意。[46]漢代陶器製作開始使用模具成批生產,在四川地區已發現完全相同的畫像磚或陶俑出現在不同的墓葬中,搖錢樹也有類似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商品的基本屬性表現為能夠滿足人們某種需要,專用隨葬品正是為滿足買家的特殊需求而產生的,也是商品化的表現之一。如墓中的紀年磚、記載有墓主身份的銘文磚等都屬於此類。由於畫像石製作的特殊性,不可能實現批次化生產。它首先需要畫工在打磨好的石材上描出畫稿,再由石工按照描繪出的圖案進行雕鑿。如朱雀與鋪首銜環、門吏侍者等題材明顯有對照的粉本來描繪畫稿,對畫師個人創造能力的要求不高。而墓主形象的門扉畫像石則需畫師根據買家的要求進行創作,是專用隨葬品的代表。這種根據買家需求而創作生產的喪葬用品,與其他批次化生產的商品相比,所花費的金錢可能會更多。

五、結語

綜上可知,四川漢墓門扉畫像石的形制可分為雙門樞門扉和單門樞門扉;構圖形式分為整體影象型別、上下分層型別及不規則構圖型別;雕刻技法可見陰線刻、平面淺浮雕、弧面淺浮雕。部分門扉畫像石的製作具有一定粉本,題材可分為鋪首銜環類、門吏侍者類、墓主類、花紋類。發展之初受外來影響,以傳統的鋪首銜環題材為主。在演變過程中,傳統的祥瑞鎮墓題材、格式化的影象配置及裝飾雖繼續保留,但人物題材的出現,特別以墓主為中心的特色題材豐富了本區門扉畫像石的內涵,體現了對墓主的重視與紀念。

墓門分隔開了陽世與陰冥、生人與死者,在喪葬禮儀中具有特殊的意義。門扉之上的影象一方面幫助人們克服死亡的恐懼,在死後安全長眠於此並時刻庇佑後人。另一方面,生者亦可透過墓門上的墓主人像聊以撫慰失去親人的痛苦。更重要的是,這些體現著供奉先輩、尚儒盡孝的影象,在漫長的製造過程中,以及盛大的送葬儀式中被旁人所見所道,為這個家族樹立在社會中的口碑起到了積極作用,最終為家族成員順利走上仕途奠定基礎。

註釋:

[1](漢)劉熙:《釋名·釋宮室》,第97頁,中華書局,1985年。

[2]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西漢南越王墓》,第8~15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3]於豪亮:《記成都揚子山一號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

[4]郭永棣、高文:《溫江縣出土漢代石墓門畫像》,《四川文物》1994年第3期。

[5]四川省博物館:《四川牧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第8期。

[6]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

[7]資料由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館員何先紅提供。

[8]梁文駿:《四川郫縣東漢墓門石刻》,《文物》1983年第5期。

[9]成都市文物管理處:《四川成都曾家包東漢畫像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10]毛求學:《燃燈寺東漢墓》,《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

[1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區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區東漢崖墓的發掘》,《考古》2007年第9期。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屏山縣斑竹林遺址M1漢代畫像石棺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2年第5期。

[13]同[4]。

[14]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漢畫像石》,第45頁,圖52、53,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15]同[10]。

[16]同[9]。

[17]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漢畫像石》,第20頁,圖22、23。

[18]張建:《曾家包二號墓墓門畫像考辨》,《成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

[19]孫機:《仙凡幽冥之間——漢畫像石與“大象其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9期。

[2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屏山縣斑竹林遺址M1漢代畫像石棺墓發掘簡報》,《四川文物》2012年第5期。

[21]南陽地區文物隊、唐河縣文化館:《唐河縣湖陽鎮漢畫像石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22]徐州市博物館:《江蘇銅山縣班井村東漢墓》,《考古》1997年第5期。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秦漢卷》,第52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24]聞宥:《四川漢畫像選集》,圖16、圖18,群聯出版社,1955年。

[25]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神木大保當第11號、第23號漢畫像石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9期。

[26]同[5]。

[27]聞宥:《四川漢畫像選集》,圖21。

[28]聞宥:《四川漢畫像選集》,圖22。

[29]資料由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館員何先紅提供。

[30]聞宥:《四川漢畫像選集》,圖24。

[31]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四川漢畫像石》,第20頁,圖22~24。

[32]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第233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33]王金元:《山西離石石盤漢代畫像石墓》,《文物》2005年第2期。

[3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中江塔樑子崖墓》,第19~34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

[35]資料由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館員何先紅提供。

[36]李軍:《蘆山的東漢石刻》,《四川文物》1994年第6期。

[37]沈仲常:《成都揚子山的晉代磚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7期。

[38]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4《江蘇、安徽、浙江畫像石》,圖187。

[39]《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1922頁,中華書局,1991年。

[40]《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1925頁。

[41]王毅等:《成都地區近年考古綜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42]黃運甫、閃修山:《唐河漢鬱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

石墓》,《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43](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第148頁,巴蜀書社,1984年。

[44]《後漢書》卷六四《吳延史盧趙列傳》,第1436頁。

[45]南陽博物館:《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誌畫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

[46]唐光孝:《試析四川漢代葬俗中的商品化問題》,《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原文發表於《四川文物》2019年第5期53-60頁

轉載自:北京大學漢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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