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賁
一百年前，北平大學的學生讀什麼經典著作？
我手上有一本胡適於1922年6月28日作序的國立北平大學課本，紙張已經變得又黃又脆，有的部分還有黴跡。在我蘇州老家裡，這本書躺在一堆舊書裡，已經有半個多世紀沒有人碰過了。這是“文革”時兩次遭抄家後倖存的一本殘書。我十幾歲的時候只是拿它當一個英語課本，至於它的編纂意圖，我完全理解不了，也完全沒有興趣。我後來下鄉插隊，興趣變了，也就再也沒有翻看過這本舊書。
沒有想到，大半個世紀之後，我自己為音訊節目主持“西方人文經典閱讀”的課程。在挑選篇目和講解時，重新翻閱這本老書，這才體會到一百年前啟蒙學人篳路藍縷的辛苦。
1922年，胡適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他作序的這個課本的中文題目是《英文泰西文學：希臘羅馬文選》（下稱《泰西文學》），是四冊一套中的第一本。另外三本分別是《聖經和中世紀》《文藝復興》和《現代》。我手上只有第一冊，“文革”抄家後，家裡剩下的一些書也都殘缺不成套了，是否有過其餘的三冊，因我父親已經作古20餘載，永遠無從詢問了。我主講的西方經典人文閱讀在編纂上與這套書差不多，但分成五個部分：希臘、羅馬、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紀、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
《泰西文學》共四冊，每一冊都是8部作品（大部頭的則選其中的部分），是為一學年32周的課程設計的。四冊書供學生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之用，基本上是一個“人文教育”或“普適教育”的課本，雖然當時還沒有這樣的說法。
希臘羅馬這一冊裡，六部著作是希臘的——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埃斯庫羅斯的《阿格曼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毆裡庇德斯的《特洛伊的女人們》和蘇格拉底的《辯詞》。羅馬只有兩部著作——泰倫斯（Terence）的《福爾彌昂》（Phormio）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羅馬作家和作品選得太少了。論個人作品的分量，希臘超過羅馬，但羅馬人的文學型別比希臘人更明確且更多樣，傳世的人數也更多。就對後世文學的直接影響而言，羅馬可以與希臘旗鼓相當，甚至有所超過。
北平大學
《泰西文學》的編者是A。 E。 卓克（Adolf Eduard Zucker，1890-1971），他當時是北平協和醫學院助理教授。胡適在書序裡對他甚為推崇。這讓我開了眼界。按眼下中國大學論資排輩和專業主義的陋見，一定有人會懷疑，一個在醫學院任教的助理教授竟然為北大英語系的學生編教材，那不是自不量力或者越俎代庖嗎？
然而，在1922年的胡適眼裡，這樣的懷疑根本是多餘的。他是一個務實主義者，是一個有眼光的人。他沒有我們今天大學裡那種小門小戶的專業主義偏見，他只看作品，不問出身。
還真別小看了這位1922年在醫學院任教的助理教授。他編的這套《泰西文學》1924年以後還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用作教材。卓克於1923年回美國後，在馬里蘭、北卡羅來納、印第安納等大學任教，1961年退休。他出版過45部作品，有的被翻譯成5種語言，圖書館裡收藏他的著作達3730冊之多。他於1971年去世，可以說是一位相當有影響的教授。
卓克於1925年出版過一本《中國戲劇》（The Chinese Theatre）的論著，至今還被用作一本參考書。他最著名的書是1929年出版的《易卜生》（Ibsen， The Master Builder， Henry Holt， New York），被翻譯成好幾種語言。他對易卜生的興趣與胡適很相似。易卜生的戲劇是在舞臺上講故事。與他同時代的劇作家不同，易卜生更在意於講述那些就像是在生活中發生一樣的故事，而不是為舞臺表演而量身定製的“戲劇”。胡適在《泰西文學》序裡很自負地說自己是第一個在中國介紹易卜生的，他推崇易卜生和蕭伯納都是因為他們是同一類非典型的現實主義劇作家，他們的劇本更適宜於閱讀而不是表演（薩特的劇作也是這樣）。在對這類劇作家的偏好上胡適跟卓克可以說是意趣相投。
卓克教授的著作和學術志趣讓我們看到了美國人文教育最好的一面。1917年，他在馬裡恩·勒恩德 （Marion Dexter Learned）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寫的是底特律德語週刊《窮鬼》（Der arme Teufel， 1884-1990）主編羅伯特·雷茨（Robert Reitzel，1849-1898）。這是美國一個著名的德語無政府主義刊物，托洛斯基就曾為該刊撰稿。羅伯特·雷茨曾是該刊的主編（1884-1898），是一位著名的激進自由人士。
在今天中國大學裡抱有學術成見的專業主義者看來，這樣一個冷門“專業出身”的助理教授哪裡有什麼資格來談上下幾千年的西方文學，還編教科書，豈不是狂妄自大。然而，事實勝於雄辯，他那四冊《泰西文學》放在那裡，說明他有能力做成一件所有井底之蛙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他說，做這個啟蒙性的工作，就是為了“把讀者們從狹隘的固執和無知的偏見中解放出來”。
卓克把中國學生的西方文化啟蒙納入比較文學的視野，這與胡適的想法相當一致。胡適在書序中清楚地表達了這種比較文學的主張，一再提到用中國戲劇的文化現實去理解西方古典戲劇的必要。從現有的胡適研究來看，胡適和卓克有相當好的私人關係。在1922年的北平，同時對易卜生、中國戲劇、比較文學感興趣的知識界人士大概不會太多，而胡適和卓克能在這三個領域內有共同興趣，這應該足以讓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胡適在書序裡說，他自己1917年回中國，想在國內為他在北大教授的英文班學生找合適的教材，結果非常失望。當時市面上有的英文書無非是奧立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威克菲德的牧師 》（The Vicar of Wakefield）或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還有幾部莎士比亞戲劇，“即使英文教授，也都沒有聽說過蕭伯納的”。胡適意識到當時同時存在的兩個弊病，一個是缺乏“系統的泰西文學知識”，另一個是“對當代的歐洲重要文學作品認知太少”。他抱怨說，“英語教授們所用的教材都是他們傳教士老師教他們時用的”。
胡適
放到今天，胡適的話也還是有一針見血的作用。中國現在有不少大學教師，他們所教的不過是他們老師教給他們的東西，口口聲聲是某人的弟子，一輩子出不了師門。他們的門戶之見特別深，特別排斥所有被他們視為“非專業”的知識。這樣的專業主義者思想狹隘，特別喜歡把“專家”兩個字掛在嘴上，因為他們自己看守的就是一畝三分地的那個小“家”，出了這個家，他們便什麼都“專”不起來。在他們眼裡，所有與他們不一樣的人，統統都是“不務正業”“狂妄自大”。
胡適要打破的就是這種小門小戶“師傳徒承”的偏執和封閉，他的教育改革目標是讓學生能把眼光放大，再放大。在他看來，這必須從新教本的編纂開始。對此，他有一個“一石兩鳥”的主張：所選的文字應該既有“重要的（內容）資訊”，又能介紹主要的文學形式。他認為，教授當代文學尤其重要，因為這能讓學生了解“當代的社會問題和哲學”。因此，“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比高德史密斯更重要，蕭伯納比莎士比亞要優先。”然而，從經典閱讀的角度來看，我們未必同意胡適一百年前的看法，因為沒有人會懷疑，莎士比亞比蕭伯納在人類文化史和戲劇史上都更重要。
胡適這麼說是針對他在當時中國文學界看到的實際問題，不是因為他不重視古代經典的閱讀。他講了這樣一件發生在他課堂上的事情。有一次，在讀了丁尼生（Tennyson）的《尤利西斯》（Ulysses）後，“我突然問一問同學，尤利西斯是誰？令我失望的是，我一連叫了三四位學生，才得到一個勉強可以接受的答案。那個學生說起蕭伯納《華倫夫人的職業》和王爾德《溫夫人的扇子》來頭頭是道，但居然對誰是尤利西斯一無所知。學生們也許在歐洲文學史課上偶然聽說過《伊利亞特》或《奧德賽》，但偶然得知作者或書名並不等於真的有文學知識。毫無疑問，紮紮實實地系統閱讀古代經典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可以讓學生對悠久的文學傳統……有所瞭解”。為此，胡適特別推薦這套由卓克教授編纂的泰西文學。
丁尼生
我本人在美國大學的英國文學課上也教過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我不必問學生尤利西斯是誰這樣的問題。因為只要我告訴他們尤利西斯就是俄狄修斯，他們就知道了，他們在每個人必修的《希臘思想》人文教育課上都已經讀過了《奧德賽》。有了這樣的知識儲備，我就可以直接讓學生們比較丁尼生筆下的尤利西斯和荷馬史詩裡的俄狄修斯。丁尼生是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詩人，他筆下的尤利西斯是一個已經年邁，失去了冒險和進取之心的老人，與荷馬史詩中的那個充滿活力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語。丁尼生是用尤利西斯來做西方文明衰落和失去開拓精神的象徵，要是以為他是在重述荷馬的英雄故事，哪怕每字每句都讀得滾瓜爛熟，也是隔靴搔癢、不著要領。可見文學知識的儲備和聯想，以及閱讀的導向對於有效閱讀有多麼重要。
胡適特別要求他的學生在閱讀作品之前，先仔細地閱讀卓克所寫的介紹和導讀。他關照學生們說，“在這些介紹裡，卓克教授放進了他對過去許多世紀西方世界歷史研究的成果”。卓克為泰西文學所寫的介紹與我們熟悉的《諾頓英國文學》或《諾頓美國文學》有相似之處。每一冊有一個總的介紹，然後每部作品有一個單獨的介紹，不只是涉及選文字身及其作者，而且還有一些相關的其他文字知識。涉及本文的部分是一個簡單的導讀。胡適對學生的要求對我們今天指導閱讀經典仍然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一個有益的建議。
我們必須先知道自己在閱讀什麼，有了確定的閱讀目的，方能發揮閱讀的最大效能，取得最大的智識和審美收穫。現在有的老師片面主張“精讀”，以為導讀只會妨礙學生自己的閱讀。這是不對的。學生需要老師是因為老師比他們擁有更豐富的閱讀經驗和相關知識，教授可以減少學生自己在黑暗中盲目摸索的時間和精力。任何一個人如果單靠自己從頭摸索和感悟，那麼一生所能學到的東西都是十分有限的。有的人甚至一輩子都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摸索。
胡適的閱讀方法建議是很明確的。他認為初學者不易為自己確定有價值的閱讀目的，因此需要有老師的指導。胡適推薦卓克寫的介紹，就是因為裡面有這樣的指導。在胡適和卓克那裡，指導的具體目的是幫助學生有跨文化的文學比較聯想。今天我們知道，這只是多種可能的目的中的一種，而且不一定是對大多數讀者最相關的。然而在1920年代初期，文學比較似乎是胡適他們這代人非常專注的一個閱讀目的。
經典著作是頂級拉麵，好的引介和導讀是美味的調味包
胡適希望中國學生在閱讀《泰西文學》時能夠關注中國的小說為什麼一直不受重視，為什麼中國文學中缺乏“悲劇性”這種東西，為什麼戲劇情節缺乏情節的統一性。他還希望能引起對中國“史詩”的思考，他寫道，“在學習荷馬史詩的時候，應該讓學生們看到，史詩在古代中國奇怪地缺席了，而相對現代的史詩，這種敘事詩卻興盛起來。古代中國真的沒有史詩嗎？還是後來佚失了？在《楚辭》的神話名字裡是否有史詩的痕跡？保留下來的古老《詩經》抒情詩是否可以補救史詩的佚失？”他說的“相對現代的史詩”是指“彈詞”“灘簧”“鼓書”這樣的民間文學形式。胡適還提出，在學習悲劇的時候，可以讓學生們想一想，“元、明兩代的戲劇中有哪些可以稱得上是悲劇。《漢宮秋》《梧桐雨》？”《桃花扇》和《特洛伊的女人們》能比較嗎？等等。
以今天對經典著作的人文閱讀聯想來看，1920年代初的閱讀聯想要求是非常狹窄的，侷限於一些非常有限的文學問題，這大概反映了胡適或卓克自己在當時的文學興趣和當年英語系學生非常有限的閱讀聯想能力。這種情況在今天大多數的英語系科裡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甚至還不如一百年前。
因此，今天的經典閱讀介紹或導讀就更需要從政治、社會、心理、認知、倫理的多重組合去引導學生，形成足夠寬廣的思考範圍，因為人文閱讀思考廣泛地涉及了人對自身的認識，包括思維、記憶、理解力、想象、價值判斷、善惡辨別。這樣的閱讀與純文學閱讀和聯想有著明顯的區別。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裡只能舉一個例子。
胡適或卓克都非常重視史詩，史詩佔領《泰西文學》希臘羅馬冊的八分之三，荷馬的兩部史詩再加上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卓克在比較了荷馬的口語傳統特徵和維吉爾的書面史詩特徵之後，介紹了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文學，稱之為羅馬文學的巔峰時期，讚美這個時期拉丁詩作的典雅、純粹和精緻。維吉爾是這個輝煌時代的詩人中的詩人。胡適本人對史詩的一系列聯想也是由這種純文學史詩引發的。
但是，這並不是奧古斯都帝國時代的真實羅馬文學。這是一個公民自由環境已經嚴重惡化的時代，它的文學不可能不打上那個時代環境的專制統治權力印記。奧古斯都在漫長的統治生涯中始終非常重視文學的意識形態作用，利用文學來宣傳他的帝國合法性、正當性和盛世景象（和平與穩定）。能夠為這一目的服務的詩人，如維吉爾、賀拉斯、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都是能夠享受特權的典型，他們只在奧古斯都統治前期創作了一些作品。在奧古斯都統治末期透過王權設立了審查制度，懲罰那些不符合主旋律（如奧古斯都倡導的新道德運動）的文學活動。奧維德的流放就是一個例子。
對於羅馬人來說，最適合讚美的詩歌形式是史詩。史詩處理的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描寫的是塑造了人的意識和文化的英雄、神靈和戰爭。偉大的羅馬英雄是一個政治人物，是具有史詩價值的人物。奧古斯都，而且只有奧古斯都才配成為這麼重要的人物。
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是奧古斯都時代文學的政治和美學樣板。它重新引入傳統的羅馬道德價值觀，並將英勇的埃涅阿斯（奧古斯都的先人和化身）描繪成一個忠於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的高大英雄，成功地完成了一部將皇帝神化為救世主的傳世之作。當然，它也涉及了奧古斯都時代羅馬人關心的當代主題：命運、領導力、對眾神的尊重、愛、義務、共同體、暴力和內戰、羅馬的價值觀，是一部具有時代特徵的神話寓言，而非純文學的作品。
維吉爾
我們在細讀整個奧古斯都文學作品時，少不了會看到這個皇帝的烙印。奧古斯都的個人身影幾乎無處不在：從《埃涅阿斯紀》的關鍵情節，到賀拉斯的頌詩和書信，再到奧維德被奧古斯都流放之後所寫的哀怨和效忠書信。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奧古斯都時期的羅馬文學當作一個所謂“黃金時代”的國家宣傳，但這種意向或暗示卻構成了明顯的時代特徵。知道了這樣的背景，我們閱讀《埃涅阿斯紀》所聯想的大概會是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而不是“彈詞”“灘簧”“鼓書”或者《楚辭》和《詩經》了。
今天我們閱讀的《奧德賽》還是一百年前的《奧德賽》，我們閱讀的《埃涅阿斯紀》還是一百年前的《埃涅阿斯紀》。如果只是為了閱讀古代經典本身，今天可供我們選擇的文字已經遠非一百年前胡適作序的《泰西文學》可以相比。《泰西文學》這個選本之所以對我們今天仍有意義，全在於它保留了一百年前卓克所寫的那些背景介紹和導讀，當然還有胡適為我們解釋的閱讀目的。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許多留有時代特徵的歷史痕跡，並可以參照這個讀本來思考我們今天需要怎樣的人文閱讀。
閱讀古代經典文字本身雖然重要，但如果沒有相關的解釋、介紹和導讀，很難成為有效閱讀，更不要說能顯現閱讀的時代意識和思想特色了。對於絕大多數讀者來說，讀什麼文字其實沒有由誰來引導他們閱讀和怎麼引導他們閱讀來得重要。列奧·施特勞斯說過，對有效的經典閱讀來說，老師的引導是最重要的。他本人身體力行，幾乎一輩子都在努力當好這樣的閱讀老師。不同眼界、胸懷、學養和問題意識的老師可以引導不同智識質量和價值觀的經典閱讀。在這個意義上說經典著作是頂級拉麵，好的引介和導讀是美味的調味包，應該不過分吧。
作者 | 徐賁
編輯 | 徐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