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ce of Nature
by
Gideon Lewis-Kraus
凱瑟琳·佩姬·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專攻行為遺傳學（behavior genetics）。這門學科研究基因遺傳在人類行為中發生的作用，主要依靠研究雙胞胎來進行。
曾在心理學界占主導地位的行為主義派認為，一個人有什麼樣的性格，發展出什麼樣的行為，在人生中得到什麼樣的成果（比如教育程度，收入高低，是否犯罪，婚姻是否幸福）主要由外界環境決定。
但哈登認為，我們的人生軌跡和我們從父母那兒得到的遺傳基因密不可分。
凱瑟琳·佩姬·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美女學霸，好喜歡！
哈登是德克薩斯雙胞胎研究計劃的創立者之一。她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設問：“如果將你的人生倒帶到出生的那一刻，從完全一樣的基因遺傳和外界環境重新開始，你的生活與你現在的生活會有多大區別呢？“
她的答案是：“雙胞胎研究顯示，在你重新開始的這一生裡，你或許不會離婚，或許能掙更多錢，或許更外向或更有條理——但是你的認知能力、教育程度或者精神疾病和這一生不會有太大區別。”
美國政府從2002年起開始推行“健康婚姻計劃”，試圖緩和公民婚姻矛盾，從而減輕貧困和青少年犯罪問題。政府在這個計劃上已經花了大約1億美元，卻沒得到什麼結果。哈登對此並不意外。
她對雙胞胎的研究顯示，同卵雙胞胎姐妹的婚姻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她們生的孩子出現青少年犯罪問題的風險也一樣高。政府想透過改變家庭環境來減輕青少年犯罪問題，但沒有意識到，父母給予孩子的不僅是家庭環境，還有不變的基因。
除了雙胞胎研究外，行為遺傳學最新的研究方法是“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簡稱GAWS。GAWS研究探索人類基因組中幾百個甚至上千個位點，看它們是否和我們的某個特徵或生活中的某個成果相關聯。
過去五年來，GWAS研究進展迅速。研究者們發現了基因和我們的一些行為特質有關，比如你是否喜歡喝茶喝咖啡，是否長期被睡眠問題困擾，是否容易感到疲倦，是早起型還是晚睡型。
GWAS研究發現，人類基因組中大約有1300個位點和我們在學業上的成績表現相關。雖然每一個位點和最終結果間只有極其微弱的統計關係，但把這1300個位點綜合起來，就能進行有效預測。
預測得分最高的一組人大學畢業的機率是預測得分最低的一組人的五倍之高。
當然了，這只是一個初步研究，依然有種種因素沒有搞清楚，無法一概而論。很多人得分低，卻依然讀到研究生，而一些得分高的人連高中都沒能畢業。
這個研究也沒法說清楚究竟是什麼基因特質影響了我們的學業表現。
就如哈登所說：“一個人學業上取得成功，可能是因為她聰明、好奇又勤奮，也可能是因為她聽話、害怕風險、又很偏執，還可能是她的某些外在特徵（比如漂亮、個高、苗條、面板白）讓她在一個對這些特徵有偏好的社會中更容易成功。”
基因對孩子的學業表現既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
杜克大學最近開展的一個GWAS研究分析了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的四個與孩子學業成績相關的外界環境因素。這四個因素分別是父母給孩子的認知刺激、父母的溫暖和敏感、家庭環境的混亂、家裡的安全和整潔。
分析發現，在這四個因素中，認知刺激既與孩子的學業成績相關，也與母親的基因相關，即使孩子本身沒有遺傳到母親的相同的基因變異。
父母給孩子讀書、陪他們一起猜謎做遊戲，帶他們去博物館——這些認識刺激是良好家庭教育環境的一部分。而有些母親的基因天生決定她們更願意這麼做，是她們的基因讓她們更願意給孩子提供這樣的環境。
哈登的研究冒犯了很多學者。許多自由派社會學家幾乎已經認定基因遺傳方面的研究，不管出發點如何，最終都會帶領人類走上優生學的道路。納粹德國曾以優生為藉口強制絕育和屠殺“不符合優等民族條件”的人口，從此讓優生學臭名昭著。
基因遺傳研究還涉及一些政治敏感問題，比如種族和智力。1994年，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學者查爾斯·默裡（Charles Murray）出版了一本《鐘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The Bell Curve）》。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是，相對外界環境而言，個人本身的智力能更準確地預測她未來的經濟收入、工作表現和種種生活問題。這本書引起了極大爭議，因為它提出種族和智力有關，認為黑人的智力低於白人。
今時今日，哈登是自由派學者中的少數異類。她希望同僚們能夠正視和承認科學研究的結果，並且發展一個新的倫理框架來討論基因對人們的作用。
今年秋天，哈登的新書《基因彩票：為什麼DNA對社會平等很重要（The Genetic Lottery：Why DNA Matters for Social Equality）》即將出版。她希望用這本書來說服大家，承認基因不平等，才能夠促進社會平等。
哈登和她的新書《基因彩票》
她在書中寫道，兩個人之間可能是十分微小的基因差異，最終會讓她們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為什麼一個孩子有自閉症，另一個沒有；為什麼一個耳聾，另一個聽得見；以及——我這本書闡述的主題——為什麼一個孩子在學業上苦苦掙扎，另一個卻輕鬆自若。人與人之間的基因差異影響我們的一生。”
“基因彩票”給了我們每個人不同的基因組合，有的人中大獎，有的人卻一無所獲。對基因差異視而不見，讓人們產生了一種迷思，認為成功主要依靠勤奮努力，而不是剛好在出生時中了大獎——可能是家庭環境的大獎，也可能是基因的大獎，更或是兩者的結合。
哈登在書裡說，要承認每個人生來就有差異。基因之間的差異不僅體現在身高上，也體現在未來可能獲得的成功和財富上。承認人與人之間天生的差異，是為了更好地討論怎樣建設平等社會。
一些研究者對基因的差異避之不及，在制定政策和提出建議時只考慮外部因素。想以此建設平等社會，就像是在流沙上造房子。哈登認為，如果我們能坦然接受基因遺傳、社會文化、個人狀態等等各種因素都相互交織在一起，最終決定每個人的人生，我們才能更有效的改變自己，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