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淮河行走,浸染於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儒道思想|此刻夜讀

文學報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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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淮河行走,浸染於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儒道思想|此刻夜讀

沿淮河行走,浸染於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儒道思想|此刻夜讀

人類社會早期有名氣的文明史,都是從河流邊起步、開始的,也都是在河流邊成長、成熟的。

作家許輝沿淮河行走,分析河流、平原、人口對文明發展的推動(或制約)的作用。“中華文明中最輝煌燦爛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起步和成熟於黃淮平原,正是由於這一地區河流足夠大、平原足夠寬、人口足夠多、周邊腹地足夠深、氣候也相對適宜,才有足夠的底蘊、足夠的厚度、足夠的動能,使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足夠多的時間裡,傳達到足夠遠的遠方,持續足夠久遠的年代。”

河 流 邊 的 儒 道

文/許輝

河 流

我出生在淮河干流上的最大城市蚌埠,在淮北平原上的城市宿州長大,父母給我起的名字叫“許幼連”,這是按班輩起的,“幼”字是我的輩分用字。可是剛上初中時,有一陣子同學中颳起了一陣改名潮,許多同學都改了名。我覺得這個“幼”字不怎麼好聽,幼稚、幼小,都是顯得不成熟的意思,正好那時流行放越南電影,電影裡有個抗美(抗法)英雄,名字叫“輝”,於是我就斷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輝”。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初中生都十分有主見,家長管不了,因此改名的事毋須事先徵得家長同意,事後報備一下即可,因此我輕而易舉就把名字改掉了。

同別的孩子一樣,我小時候喜歡水,經常由大人帶著,到北關電廠的游泳池學游泳,在水裡撲通著。因為出於人類普遍親水的天性,因此除了一次在游泳池下沉嗆水差點淹死的險情之外,在游泳池裡的其餘時光,都是快活並快樂的。可是改了名之後,也許是“輝”字過於陽剛、乾旱,需要更多的水來滋潤、平衡、中和,我在親水的基礎上,開始變得痴水、戀水、霸水了。每年從4月開始,天還不太熱,我就招呼同學到野河裡“洗澡”(游泳)了。整個暑假,不用說,每天都是泡在河裡,或呆在河邊的,用現在的話說,那時整天不在河邊,就在前往河邊的路上,一直到天黑,才從水裡爬上來,把背心搭在肩上,回家吃飯去。河邊的其他事也做得多,比如捉蜻蜓、釣魚、釣黃鱔、下卡釣老鱉、泥鰍,天天在水邊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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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上學了、工作了,不能天天泡在水裡了,但痴水的性情改不掉,於是就變換方式,利用星期天、節假日,去親近河流、湖泊。起初是在冬天,一個人,揹著書包,利用休息日或假期,踩著大雪,從濉河(淮河北岸的一條支流)上游一直步行到它在洪澤湖的入湖口。在雪地裡咯吱咯吱走著時,漸漸就萌生了一個想法,就是平生要把淮河干流和支流都走一遍。現在想來有些發痴,但旁觀者清,當事者迷,當事者迷進去了,一時半會很難自拔。於是步行走完濉河,又去走澮河;走完澮河,又去走沱河;走完沱河,又去走北淝河、西淝河、潁河、洪河、渦河、淮河干流、泗河、濠河、天河、汲河、白露河、淠河、池河、灃河、潤河、窯河、東淝河、史河、潢河、閭河、小溪河、白塔河等等。行走的方式,最初是步行,後來騎腳踏車,再後來乘農客加步行,再再後來則自駕。於是在大約30多年的時間裡,基本把淮河的干支流都跑了個遍。這些河流行走的記錄,現在大多都留存在一本叫《淮河讀本》的散文集裡了。

平 原

但讓我沒想到的是,在淮河干支流的親水行走,卻有意無意暗合了我對先秦文明史、思想史的喜好。在我們的常識中,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早期有名氣的文明史,都是從河流邊起步、開始的,也都是在河流邊成長、成熟的,例如,以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為中心的古巴比倫文明,以尼羅河為中心的古埃及文明、以印度河流域為中心的古印度文明,當然還有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華文明,都概莫能外。

古代人類文明圍繞著河流萌芽、成長、成熟並不奇怪,因為淡水是人類生活、生存須臾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人類是必須親水的(當然,所謂親水,是一個籠統的說法,這裡的水,指的是整個流域;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有時離水過近,會遭遇水害,但有時離水過遠,則會帶來諸多不便,在取水過程中遭遇危險的機率也會增加)。因此在人類的古代,河流會優先吸引人群前往定居。有了河流,就會吸引來人流,有了人流,就會有物質流,有了物質流,就會有交通流,有了交通流,就會有資訊流,有了資訊流,就會有思想流,有了思想流,人類聚落中比較成熟的文明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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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大河產生的文明基本是線形的,而河流複雜的流域產生的文明是面形的,這是由河流的廊道特徵決定的。由於河流是線性的,古代的人群基於便利原則就會依水而居,因此人們的交流就大多是上下游之間的交流。不過當流域內河網密佈、河流眾多時,這種便利原則就會被打破,溢位至流域的各個角落。因而我認為,以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為中心的古巴比倫文明,以及以尼羅河為中心的古埃及文明基本是線形的,而中華文明則是面形的;至先秦成熟的中華文明不僅僅定格在黃河流域,還不可或缺地、甚至是關鍵性地包括了淮河流域,另外再加上長江干流大部。

但是,河流是古代文明萌芽、成熟的必須條件,可有了河流,文明也並非必然湧現,決定文明萌生、成長的先決條件,除了河流外,還有另外兩大因素:即平原與人口。平原由於其寬展平坦的地理特徵,而使人類易於最大化地獲得耕種的土地,因而能為大量人口提供生存的口糧,在人口即生產力的時代,人口的多寡,直接決定著族群的強弱。考察中國歷史版圖,我們即可發現,中華文明內部的先後發生區,都在平原地帶,黃河流域有渭河平原、汾河平原及黃河下游平原,淮河流域有淮河平原,長江流域有長江中下游平原,這些平原區都是經濟發達區、人口密集區,也是思想文化發展的先進區。所以,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要說,文明可以沿地平線傳播,但不能垂直傳播,哪怕一百米也不行。他的話雖然說得絕對,但表述的卻是一種固執的道理。文明不上山,或文明難上山,是人類文明史的關鍵門檻。對文明來說,山區主要起到固化和儲存文明成果的作用,而不是文明的首發和創立。

人 口

人類文明生髮的三大關鍵要素——河流、平原、人口——是有直接因果關係的,即河流帶來泥沙,沖積成平原,平原發展農業,承載大量人口。在人口即生產力的時代,人口的多寡,決定了族群的強弱。但人口因素又並非表面上看到的那般簡單,只有出體力和拼殺格鬥的直觀作用。在文明史和社會學視角中,人口因素除在體力方面決定著族群的強弱外,還有著思想、競爭、創新和智力提升方面的關鍵意義,人口與思想和智力成正比關係,即人口越多,思想、競爭、創新和智力提升程度就越高,社會成熟度也就越高,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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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社會人口足夠多時,人們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就會有足夠多的體力和行為展示,也會有足夠多的語言、思想的交流、交鋒、碰撞,還會有足夠多的計較、競爭和攀比,在這種環境下,社會就能足夠快地進步、成長併成熟。先秦、西漢時,黃河中下游及黃淮這些平原地區,雖然面積不大,但已經人口眾多了。《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說,渭河平原附近,“地小人眾”;山西西南部、河南黃河兩岸地區,“土地小狹,民人眾”;鄒地和魯地濱臨洙水和泗水,也是地小人眾;而楚越之地,則“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這都從側面印證了足夠多的人口與文明的正比關係。

足夠多是多少呢?在我看來,應該是逐漸達到當地物質產出的承載能力與人口之間的平衡。人口不足則不能社會發展速度最大化,足夠的人口才能自動和頻密地產生競爭、發明、創新,才能產生足夠的思想碰撞,才有可能進行思想的優勝劣汰,才能高速進化。人口過多則會產生外溢效應,利益共同體因生存壓力而產生為自家的鋤尋找更多土地的衝動,侵略、擠壓、掠奪等事就會發生。

正是由於河流、平原、人口對文明發展的推動(或制約)作用,中華思想文明才在黃淮地區率先應運而出,萌生和發展起來。拿中華文明中最輝煌燦爛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來說,它們都起步和成熟於黃淮平原。而且正是由於這一地區河流足夠大、平原足夠寬、人口足夠多、周邊腹地足夠深、氣候也相對適宜,才有足夠的底蘊、足夠的厚度、足夠的動能,使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足夠多的時間裡,傳達到足夠遠的遠方,持續足夠久遠的年代,而不至迅速產生時間和空間上的邊際效應遞減,在離核心區不遠的時間和空間點上就開始衰減,逐漸同化或消失於其他型別文化滾滾不息的沖刷與侵蝕中。

儒 道

但以流域文化學視角進一步精確細化,我們又會驚訝地發現,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並非產生於黃河岸邊,而竟都萌生和成長於淮河流域。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生活在淮河中游的大支流渦河邊,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則生活在淮河下游最大支流泗河邊。這就是說,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生成,和黃河流域並無直接關係,距長江流域也相去甚遠。認真梳理和思考這種細分下的現象,我們就能得出如下結論,即:黃河是一條政權之河,長江是一條經濟之河,而淮河則是一條思想之河。這些流域文化之間的同異,是十分明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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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都生成於淮河流域,那按照流域文化圈效應,相同或相近而有重疊的流域圈產生的文化形態,價值觀和方法論應該是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因而這兩種思想文化最終應該只能有一種留存下來。但事實並非如此。兩千多年來,這兩種同異性均十分顯眼的思想體系,都安然地流存下來,並且還各自變得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深邃、越來越富有生命的活力。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之所以能在淮河流域同時應運而出,首要的條件是,整個淮河干支流,特別是淮河北部,都是廣闊的沖積大平原;可以說,淮河是一條平原上的河流(淮河和部分支流源於山區);淮北平原又與黃河下游平原(黃淮平原)無縫密接,農業產出能夠承載大量人口,物質基礎也能夠支撐強大的社會和政權。

正是由於黃淮之間的平原足夠大,因而能夠容納儒道這兩種同且異的思想系統相輔相成、並行不悖。儒道之間的同,既來自萌生它們的相同地域,也來自中華先民的宏闊視野,來自中華先民宏闊大視野帶來的心理和文化共識。說它們來自相同的地域,是說它們都來自密接相連的黃淮地區,由於這片地域足夠大,因而能夠包容兩個或兩個以上思想系統同生共容。在這片足夠大的地域中,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語言行為方式以及價值判斷體系,都是相同或大致相似的,這些是儒道思想生髮的共同土壤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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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它們得益於中華先民宏觀大視野帶來的共識,是說中華先民早年已經用腳和頭腦,提前為後人構造了一個極其廣大的舞臺。例如《尚書·禹貢》有禹分九州之說,九州的地理面積,已經大大超出了黃河中下游平原、淮河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範圍,先民因此留下了充足的地理和心理餘量,使後人能在這個巨大、充裕的舞臺上盡情表演,也使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會侷限在生髮地看起來夠大但相對則狹小的原有地域中。我們其實是一直在享受先民巨量和巨大超前的心理和文化紅利的:心理的文化共識,使人們不再局囿於河流、流域、山頭、大海等地理限制,而變得寬廣甚至無涯了。

稿件編輯:張瀅瑩 新媒體編輯:何晶

配圖:攝圖網、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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