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支釘，最為著名的自然是汝窯，因其支釘痕小而稍扁，一頭有尖，形狀酷似芝麻而被譽為“芝麻掙釘”。不過，採用包釉支燒的方法並不始自汝窯，早在五代，北方的耀州窯和南方的嶽州窯都已使用支釘包釉支燒，可見支釘支燒這一工藝具有一定的地域分佈基礎。
（帶支釘痕跡小洗）
但歷次文物部門對龍泉古瓷窯遺址發掘中，迄今也未發現支釘託具支燒的例子。這也說明龍泉窯採用支釘支燒工藝只是個別現象，而且也沒有專門用支釘支燒的獨立窯口，就象龍泉黑胎一樣，數量不多，且與白胎青瓷兼燒。從龍泉窯的發展歷史來看，也是沒有支釘支燒這一工藝傳統的，龍泉窯早期深受甌窯、婺窯、越窯等周邊窯系的影響，從五代北宋後逐漸形成自身的特色。裝燒方面一直以墊燒為主，墊具有墊環、墊圈、墊餅等，墊餅形狀最為豐富，有碗形、淺碟式、臼狀、淺盤式等等。墊燒的位置，或外底不施釉，在圈足內放小墊餅墊燒；或外底上釉，用大墊餅墊置於圈足下；或外底部颳去一圈釉，用墊圈或墊盤墊燒。而採用支釘支燒只在南宋出現過，在之後也沒有被傳承下來，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帶支釘痕的殘器底）
龍泉窯支釘的出現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術、風格衝擊的結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受北方汝窯的影響。北宋皇宮對汝窯青瓷十分偏愛，所以南宋官窯“襲故京遺制”，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沿襲汝窯裹釉支燒的工藝特徵。
如果從這一角度著眼，我們還可發現：
1、
以上所述的支燒具在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也有發現，雖然不是很典型；
2、黑胎帶支釘殘底更是一個集中體現，黑胎的出現在龍泉窯內部發展脈絡中也找不到相應的發展軌跡，卻與支釘一樣和南宋官窯有著微妙關聯；
3、由於這些殘片較破碎，難以復原從而得以更全面的瞭解，但從修復的圓口小洗來看，此種器形在南宋官窯器中殊為常見，且做工精細，與普通民窯生產的日常生活用器大不一樣。更何況,官窯的生產情況和燒製工藝等都是嚴格對外保密的,民間的模仿行為是違法的。
（灰黑胎帶支釘痕殘器底）
如果從橫向角度來看，如慈溪上林湖越窯寺龍口窯址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其南宋地層
“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釘墊燒，釉面滋潤而含蓄，呈半失透狀，器類有觚、爐、玉壺春瓶、花盆、鳥食罐、象棋等，其胎質釉色、器物造型、燒成方式及儀態風神均與越瓷的傳統風格大相徑庭，卻與北方的汝官制品頗接近”
（《越窯考古又獲重大突破》，中國文物報1999年1月20日）
這不失為宋龍泉窯支釘現象的一個參照例子，在越窯的發展歷史中，雖早在東漢三國時期，就曾大量使用支燒工具，但當時的三足支釘主要作為碗、缽、碟等疊燒的間隔具，使用時，支釘向下，託面向上，以便上面放碗、盅等坯件，支釘只是起間隔作用。而後來越窯使用最多的恐怕是用泥條泥點託燒，寺龍口窯址支釘的出現與龍泉窯一樣都是很突然的，都是“類北宋汝窯”、“南宋官窯”的一個重要表現。
（碗狀支具）
再就支釘工藝本身而言，支釘支燒雖然能使底足裹釉不影響美觀，但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支釘受力面尖而細，壓強增大，所以承受壓力非常有限，一般來說，一件匣缽只能裝燒單件器物，這樣一來，製作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無法承受這一高昂成本的。事實上，當時民窯器中比如碗盞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器，一般都是採用疊燒等方法來提高產量的，如南宋溪口窯所出的芒口碗。而像龍泉安仁一帶的民窯，由於專燒日常生活用器，疊燒現象非常普遍。
（碗狀支具）
另外，支燒法從汝窯搬到江南註定存在著諸多缺陷，尤其對於浙江本土的窯工來說，他們對支燒法這一外來工藝不僅需要摸索經驗，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考古發現表明，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中，支燒工藝並不是唯一的裝燒法，還有墊燒和支墊燒結合的方法。從器物上看，郊壇下官窯，使用支燒具的器物大都是薄釉器，而厚釉器幾乎都採用墊燒，可見支釘支燒當時就存在侷限性。
（三角支具）
隨著南宋的灰飛湮滅，元代龍泉窯已徹底拋棄支燒工藝，再看不到帶支釘痕的器物，除了刻意的模仿。這是否也從反面說明了支燒工藝的使用只是為了迎合統治者的偏好，並沒有紮根於本土，所以也沒有被傳統龍泉窯吸收接納，而一旦消除了朝廷的干預，這一工藝也很快被淘汰。這一工藝雖有可取之處，但沒有建立在節約成本或是提高生產效率的基礎之上，並不經濟實用。相反，它佔用空間，增加燒成費用，而且在燒製厚釉器物，大件器物方面都是很有侷限性的。所以到了元代龍泉窯，大件器物開始流行後，小小支釘根本不能承受之重，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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