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家族墓的選址佈局、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分析,考證方面有耙梳之處

呂氏家族墓位於陝西省藍田縣城西北 2。5 千米的五里頭村,發現 29 座墓葬及呂氏家廟一處,出土的墓誌或銘文石磬、石敦等,明確了這批墓葬的墓主是北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經學家、金石學家呂大臨的家族墓。《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對呂氏墓園的選址佈局、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等做了全面細緻的描述、考證和研究。但由於這批墓葬資訊量龐大,除上述研究外,在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分析方面仍有可耙梳之處,本文試對之做 一探討。

一、

呂氏家族墓墓葬形制及分期

據墓誌記載,呂氏家族墓園於北宋嘉祐六年(1061 年)初設於藍田縣驪山西園, 熙寧六年(1073 年)遷於藍田縣太尉塬,即現址的五里頭村[1]。如以墓誌記載的最後一位墓主入葬的 1117 年計,墓地延續了 40 餘年,這一時段大致是從仁宗末年到徽宗末年。按照宋史學界對北宋歷史的分期,其跨越了北宋中期(仁宗—神宗)到晚期(哲宗— 欽宗)兩個時段。如果仔細梳理呂氏家族墓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可看出其中明顯的變化 是在 1090 年前後,也就是哲宗中前期,與宋史的分期基本相合。按照這一規律,將呂氏家族墓分為前後兩期。

屬於前期的墓葬如表一所示,7 座墓中,4 座屬於遷葬,3 座為初葬。特點如下:

1)其形制均屬於報告中的 A 型單室墓,即豎穴墓道,一端掏洞為室。可分為雙人合葬和單人葬兩種,雙人合葬者也系同室合葬。

2)墓室後壁皆設龕,墓誌或平放或立置於壁龕內。

3)隨葬品相對較少,在數件至 20 件之間,包括瓷器在內的器皿類多在數件。隨葬品以盤口梅瓶為中心,幾乎每座墓都有梅瓶,其組合為盤口梅瓶、罐、盤、盞(茶盞或 酒盞)和盞託、盒等。梅瓶和罐位置相對固定,多置於人頭部與壁龕之間。

這種以梅瓶為中心的隨葬品組合與關中地區其他宋墓幾無二致。屬於後期的成人墓如表二所示。其特點如下:

1)墓葬形制仍為豎穴土洞墓,有單人葬和合葬墓之分。單人葬皆為單室墓,形制 如前期,但出現了後壁無小龕的形制。

2)合葬墓除前期的同室合葬外,多見同穴異室的雙室或三室合葬墓,各墓室多非 同一時間完成,有二次甚至三次葬入的痕跡。各室皆以生土矮牆隔開。二室或三室,有 左右並列的,有前後相隨的。

3)雙室的墓有的保留墓室後壁附小龕的形制,也出現了無後龕之形制。有後龕的墓, 墓誌多置於龕中。無後龕者,墓誌多置於封門內的墓室前部,平放或立放;也有置放於 墓室其他位置的。

4)M9 為同室合葬,比較特殊的是在墓道上有三個小龕,分別置放墓誌和先期葬入者的隨葬品。

5)後期墓葬隨葬品普遍增多,大多在 30 件以上(呂大防墓為空墓除外),以40~60 件的最多,隨葬品最多的 M2(呂大臨墓)達 123 件,其中瓷器 44 件。在一些墓中(如 M2)除瓷質的餐茶酒及盛放用具外,還同時有石質、陶質用具。與同期關中地區其他宋墓相比,隨葬品質量、數量都遙遙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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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呂氏家族墓墓葬形制

——與本地區其他宋代墓葬的比較

(一)西安地區宋代土洞墓與呂氏家族墓形制比較

北方地區宋代墓葬中比較常見的是仿木結構磚雕墓、壁畫墓,這類墓葬以山西、河 南、河北和陝西西部及北部多見,源於中晚唐流行於河朔地區的仿木構磚室墓。土洞墓主要分佈於西安和其周邊地區以及關中東部地區。因形制相對簡單,隨葬品少,可提取 的資訊有限,多不被重視,見諸報道的很少,但仍有幾座重要的紀年墓資料。(表三) 表三所示的幾組墓葬,除西安郊區孟村和湖濱花園墓外都有紀年,且時代屬於北宋早中期。幾座紀年墓均為豎穴墓道洞室墓,皆單室,或單人葬或合葬;墓室以後壁開龕 為多,龕內建放墓誌;隨葬品數件到 20 餘件不等,以梅瓶為中心,梅瓶多置於墓誌附近。以上特徵與呂氏家族墓前期墓以及後期前段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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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期仿木構磚雕墓和壁畫墓相比,北宋土洞墓的形制和裝飾都比較簡單,故一度被認為是當時社會中下等階層所使用的簡陋的墓葬形制。呂氏家族墓及西安周邊一些有 紀年的宋代土洞墓的發現,說明情況並非如此。此種類型是唐五代以來這一區域傳統的 墓葬形制和習俗的延續。

晚唐以後,兩京地區墓葬形制發生了顯著變化:長斜坡墓道急劇減少,豎井墓道洞室墓成為最多見的形制,等級較高的貴族墓也採用豎穴墓道土洞式墓的形制,墓室從方形變為縱長方形或梯形。[2]與十二生肖俑隨葬相適應,墓室內出現了相應的壁龕以置放生肖俑,如 875 年曹氏墓(插圖一)。[3]有的墓室面積有限,壁龕連續排列於墓室前的甬道或墓道兩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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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19 年李保樞墓和 1029 年李壽墓唐墓形制特徵的影子。呂氏家族墓 M9 在墓道前部兩壁上各開一龕放置墓誌,墓道後部一側下部亦開龕置放梅瓶等隨葬品,也是晚唐墓葬形制的孑遺。(插圖二)

呂氏家族墓的選址佈局、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分析,考證方面有耙梳之處

李保樞家族墓中的李景夫人墓 M3 和 1034 年的淳于廣墓、1075 年的範天祐墓,形制均為豎穴墓道,墓室略呈長方形,墓室後壁開龕,是多壁龕墓葬的發展形制。呂氏家 族墓前期墓葬皆為此形制,後期墓葬中也有少量存在。可見這種形制是北宋中期的流行樣式。

迄今為止,除呂氏家族墓外尚未發現其他北宋晚期土洞式紀年墓,故呂氏家族墓後 期的紀年墓形制恰好補上了這一缺環。呂氏家族墓後期的雙室或三室土洞式墓是北宋晚期西安地區土洞墓較複雜(或高階)的形制,單人葬的土洞墓則出現了不見墓室後部壁龕的豎穴墓道和長方形墓室的形制。西安南郊孟村以及西安湖濱花園小區的北宋土洞墓亦為此形制。在西安南郊孟村墓群中,這種形制從北宋延續到金代初年,說明是北宋晚期到金初西安地區土洞墓的一般形制。

二)呂氏家族墓體現的“士人”之禮

作為士人階層、經學世家的呂氏家族,呂錫山夫人侯氏“言動一循於禮”,呂大忠繼室樊夫人墓誌記載 “呂氏世學禮,賓、祭、婚、喪莫不仿古”[4]。從上述墓葬形制分析可見,呂氏家族的墓葬形制承襲了西安地區晚唐以來豎穴洞室墓的傳統,與本地區 其他北宋墓葬形制沒有大的區別。那麼,呂氏家族是如何在墓葬制度上體現其尊禮仿古的家族準則呢?呂氏家族墓地佈局規範、長幼有序,一如報告所敘,且與司馬光家族墓園佈局有類同之處,無疑是昭穆秩序之體現。夫妻合葬墓中,夫與妻妾墓位嚴格排列,夫位或居中或居前,妻居西,繼妻或妾居東,尊卑位次分明清晰,是呂氏喪葬禮制的體現。[5]

具體到墓葬形制上,北宋士人也有周全的考量。《司馬氏書儀》卷七《喪儀》“穿壙”曰:“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壙,置柩,以土實之者,有先鑿埏道,旁穿土室,攛 柩於其中者,臨時從宜”,後又注曰“然則古者乃天子得為隧道,自餘皆懸棺而窆,今民間往往為隧道,非禮也,宜懸棺以窆”,又曰“凡旁穿之壙,不宜寬大,寬大則崩破尤速”,“穿地狹則役者易上下,但且容下柩則可矣,深則盜難近”。

司馬氏將墓葬分為豎穴墓與斜坡墓道洞室墓兩大類,後者為天子之制,前者懸棺而 葬符合古禮,且從墓葬的堅固和防盜等方面出發,認為墓室應狹小和深。呂大臨《東見錄》評程顥《葬說》,認為豎穴墓墓內積土直接壓於棺槨,墓坑低沉容易進水,易使墓 葬崩壞,所以“葬,須坎室為安”,即應掏洞室方能保堅固平安。

考據呂氏家族深藏的豎穴墓道洞室墓的形制,既有“懸棺以窆”的程式,又滿足了“坎室為安”的防盜和長固久安的需求。呂大臨本人的墓葬在豎穴墓道的一端有三層墓室, 上部兩層皆為防盜的假墓室,最下層的真墓室深15 米,且墓室地面比墓道底面還要低2。5 米(插圖三)。棺木入葬時要先從豎穴墓道懸棺而下,到達墓道底部後還須再次懸棺而 下到洞室底部,兩次“懸棺而窆”的形制,不知是呂大臨生前所囑,還是其家族順其願 望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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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呂氏家族墓葬形制既入鄉隨俗,因襲傳統,講求堅固防盜,又刻意在細 節上遵循了儒家喪葬的理念。

三、

呂氏家族墓隨葬品中的梅瓶

從呂氏家族墓前後兩期隨葬品的組合和數量看,以梅瓶為中心的組合始終未變,且 前期梅瓶往往置放於墓誌附近,後期則部分置於墓門內,[6]位置相對固定,說明其有 特殊的祭奠意義。呂氏家族墓出土梅瓶有茶葉末釉、黑釉和青釉,皆為耀州窯產。按口 沿形制可分為三型:

A 型 盤口瓶, 淺盤形口。呂氏家族墓出土淺盤口梅瓶的為 M8、M14、M15、M16、M17(彩圖七:1)、M24[7],均為前期墓葬。西安地區1019年李保樞家族墓[8](插圖四)、1034 年淳于廣墓[9]、1075 年範天祐墓[10](插圖五)和銅川地區 988 年北宋紀年墓[11]都出土了盤口梅瓶,說明盤口梅瓶不只是北宋中期流行的形制,甚至可追溯 到北宋早期。呂氏家族墓後期墓葬中梅瓶不見盤口形制[12]。

B 型 圓唇口瓶,圓凸唇, 小直口或微敞口。這類瓶出土於呂氏家族墓 M28、M9、M1(插圖六;彩圖七:2、3),其中M28 屬於前期葬墓,M9 和M1 皆為合葬墓, M9最後葬入時間為 1093 年,M1 呂大雅夫婦墓中夫人於 1093 年入葬,兩件小口瓶均出土於夫人墓中,即為 1093 年葬入。圓唇口的梅瓶還見於 1029 年李壽墓[13],且李壽墓同時出土有盤口梅瓶(插圖七)。由此可見,圓唇口梅瓶主要流行時間為北宋中期,延續到北宋晚期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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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 平沿口瓶,小直口,寬平沿。也有稱之為盤口,但瓶口內無內凹的淺盤, 故在此予以區分。出土平沿口梅瓶的墓葬有 M2、M4、M5、M6、M12、M26(彩圖七:4~7),這幾座墓按最後入葬的年代看都屬於呂氏家族墓後期墓葬。有黑釉、茶葉末釉,並出現了青釉素面或青釉刻花瓶, 皆為耀州窯產。

上海博物館和耀州窯博物館各藏有一件耀州窯青釉刻花梅瓶(彩圖七:8、9),時 代為宋末至金初。[14]1105 年的梁全本墓出土一件平沿口、橢圓腹的黑釉梅瓶(彩圖七:10),雖然非耀州窯產,造型不同,但口沿形制完全相同。[15]呂氏家族墓 M2、M26 等還出土了耀州窯醬釉半截梅瓶/ 尊(彩圖七:11)和青釉刻花鼓腹梅瓶 / 嘟嚕瓶(彩圖七:12),其平沿口形制與 C 型梅瓶完全相同,只束頸略長,為北宋晚期的又一種樣式。

彩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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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造型的梅瓶,盤口梅瓶流行於北宋早期和中期;圓唇口梅瓶見於北宋中期, 但數量不多,延續至北宋晚期前段,與北宋晚期流行的平沿口梅瓶並存一段時間後逐漸 被平沿口梅瓶取代;平沿口梅瓶是北宋晚期最流行的樣式,延續至金代。梳理了三種不 同造型的梅瓶及其流行年代,即可順此線索檢出呂氏家族合葬墓中較早入葬一方帶入的 隨葬品。

M9 為呂英與夫人合葬墓。呂英卒於 1050 年,1061 年葬驪山西塬,1074 年遷太尉塬,夫人卒於 1093 年。M9 墓葬形制特殊,在墓道內有三個壁龕,除了墓道北部兩壁對稱壁龕各置放一墓誌外,在墓道南部另外開一龕 K3 置放茶葉末釉盤口梅瓶 M9∶9(彩圖八:1)、M9∶10和黑釉雙耳罐 M9∶11(彩圖八:2)、M9∶12。其中茶葉末釉盤口梅瓶盤口大而顯著,甚至比呂氏家族墓前期墓葬出土的盤口瓶盤口更大且略深;[16]黑釉雙耳罐與 M28 出土黑釉雙耳罐形制相近。M9 墓室封門內還出土兩件圓唇口梅瓶。

K3 內的遺物與墓室內的遺物顯然為兩套不同時期的隨葬品,K3 內的遺物應為呂英墓早年隨葬品,而封門內的圓凸唇梅瓶是 1093 年入葬的呂英夫人隨葬品。

M12 為呂大圭夫婦墓,夫人 1074 年葬,呂大圭 1117 年葬時兩人合葬。M12 亦出土兩種梅瓶,一種為盤口形,一種為平沿口,後者置於墓室後龕呂大圭墓誌上,無疑 是呂大圭隨葬品。盤口梅瓶(彩圖八:3)置於墓室西南角,除葬俗用品外,同置於此 處的器皿有白釉臺盞 M12∶56(彩圖八:4)和黑釉帶蓋罐 M12∶51(彩圖八:5)、M12∶52。白釉臺盞造型與呂氏家族墓早期墓葬 M17、M16 出土的同類器(彩圖八:6、7) 完全相同。1075 年範天祐墓出土了四套臺盞,造型與 M17 出土的基本相同。[17]盤口梅瓶造型與前期各墓出土的一致。可見 M12 的盤口梅瓶以及六曲弧腹的盞和臺形盞託屬於較早的呂大圭夫人墓原來的隨葬品,為北宋中期產品。黑釉帶蓋瓜稜罐,直口深腹, 胎壁薄,與呂氏家族墓晚期墓葬 M25 出土的罐造型差異較大(彩圖八:8、9),後者腹為球形且頸部上小下大,都是較晚時代的形制特點。結合出土地點等因素判斷,M12 出土的瓜稜罐應同為早年呂大圭夫人墓的隨葬品。

M22 為呂大鈞與妻馬氏(1082 年附葬呂大鈞)、繼妻種氏(1112 年卒)合葬墓。出土瓷器 33 件,其中出土於兩室隔梁北端的茶葉末釉梅瓶 M22∶11(彩圖八:10)、醬釉罐(彩圖八:11)及彩繪陶大罐位於疑為呂大鈞墓誌的北側。茶葉末釉梅瓶口部雖 殘,但其腹深且細長的造型與盤口梅瓶或圓唇口梅瓶近似,與平沿口梅瓶差別較大。醬 釉罐直頸、深腹且底徑大的形制也為偏早的形態。這兩件瓷器與彩繪陶大罐(報告認為 可能為呂大鈞骨灰儲藏器)時代最晚為北宋中期。

彩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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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 為呂大忠夫婦合葬墓。據墓誌記載,呂大忠妻姚氏 1045 年卒,始葬地不詳,1096 年遷太尉塬(西后室);繼妻樊氏 1095 年卒,1096 年葬太尉塬(東後室);呂大忠 1100 年入葬。則姚氏墓室中的遺物可能為遷葬時帶來,時代較早,但姚氏墓誌載:“呂公為寶文閣直學士,葬其繼室樊氏,因易夫人棺槨衣衾同祔先塋”,則姚氏墓內隨葬品 或為葬樊氏時重新配置。從姚氏墓室出土器物的造型等觀察,大多不能到 1045 年前後, 但在此墓前室擾土中出土一件大雙耳罐(彩圖八:12),造型與 M8、M9 出土同類物(彩圖八:13)近似,應為早年姚氏的隨葬品。

四、

呂氏家族墓隨葬品的組合及禮制體現

《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對隨葬品的功能和在墓葬中的組合進行了詳細考證歸納,認為“從早期由酒瓶、肉罐、飯碗組成的隨葬物主題一直被沿用至末期”,“在堅持主題之下,從早至晚隨葬品數量、種類、涉及之生活內容越加豐富多彩”。

報告中將呂氏家族墓隨葬品分為四大類,一是酒瓶、肉罐、飯碗組成的隨葬品主題 及細化的各類用品;二是附加於主題的文房用具、妝具;三是仿古銘文石禮器和古代青 銅器;四是和佛道及鄉土民俗相關的銅鏡、鐵犁、剪等隨葬品。如果進一步按照功能歸 納,則上述四大類隨葬品中第一類和第三類可以合併,一是祭奠供奉的用品和用具,二是隨身或裝身用品,三是佛道鄉俗相關用品。

第一類器物為盛放供奉品的容器,第三類器物系祭奠供奉的禮器。呂大雅墓出土石 磬銘文“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從父致政承務郎府君”,盛放著“清酌庶羞”的第 一類器物就陳於墓室兩側。又如 M25 東墓室二層臺上放有 6 個黑釉罐,墓誌小龕前也擺放釉陶鼎、釜等器。再如幾乎每墓皆有的梅瓶,配以酒盞(M17、M16)。仿古銘文石禮器中有的也應陳放有供奉品。M25二層臺後部擺放有石釜和釉陶鼎,或許原本用於盛放供奉食物。除陳放酒“清酌庶羞”的容器外,還隨葬有享用這些美味時需要的器皿, 如 M12 出土的成摞疊放的碗、盤、碟。

除“清酌庶羞”的供奉外,呂氏家族墓隨葬品中還有花瓶。如出自呂氏家族墓地、 陝西曆史博物館藏青釉花口高領瓶即為花瓶(彩圖八:14)。也有認為呂氏家族墓出土 的矮梅瓶、半截梅瓶是作為花瓶使用的。[18]

也就是說,除茶酒庶羞供奉外,呂氏家族墓中還存在香花供奉。可見祭奠和供奉是呂氏家族墓隨葬品的主題,以古禮器和仿古禮器隨葬則反映了呂氏家族遵循儒家禮教的喪葬之俗。總之,經學、金石學世家的呂氏 家族,其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組合,在入鄉隨俗、因襲地方傳統的前提下,時時體現出 循禮仿古的細節特徵。

參考文獻

[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文物出版社,2018 年。

[2] 李雨生:《北方地區中晚唐墓葬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

[3] 王自力:《西安唐代曹氏墓及出土的獅形香薰》,《文物》2002 年第 12 期。

[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卷三,M25 呂錫山夫人侯氏墓誌和M20 呂大忠墓誌, 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663、758 頁。

[5]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文物出版社,2018 年。

[6] 呂氏家族墓前期墓葬中梅瓶皆置於墓室後龕的墓誌前,後期墓葬中有置於墓誌附近的,也有置於 墓室封門內的。

[7]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文物出版社,2018 年。

[8]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長安區郭杜鎮清理的三座宋代李唐王朝後裔家族墓》,《文物》2008 年第 6 期。

[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熱電廠基建工地清理三座宋墓》,《考古與文物》1992 年第 5 期。

[10]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宋範天祐墓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 年第 6 期。

[11] 資料未發表,此瓶盤口口徑較其他瓶更大。

[12] 呂氏家族墓 M9、M12 出土的盤口梅瓶系合葬墓中先入葬者的隨葬品,此見後文詳述。

[13]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長安區郭杜鎮清理的三座宋代李唐王朝後裔家族墓》,《文 物》2008 年第 6 期。

[14] 北京藝術博物館:《中國耀州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 年。

[15] 羅火麗、張麗芳:《宋代梁全本墓》,《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

[16] 988 年銅川宋墓盤口梅瓶口徑是迄今所見最大的一件,M9 出土盤口梅瓶較之小一點。

[17]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宋範天祐墓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 年第 6 期。

[18] 秦大樹、袁泉:《宋元花瓶的形態、組合與文化功能探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泰華古軒《閒事與雅器》,文物出版社,2019 年。

轉載自 考古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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