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我不聽我不聽”的人,該怎麼辦?

遇到“我不聽我不聽”的人,該怎麼辦?

在強調自我表達的現代文化中,家長和學校越來越重視培養孩子的表達能力,年輕人也越來越熟練地用各種方式去表達自己。

從辯論到脫口秀再到說唱,輸出的方法日新月異,聲浪也一波強過一波。

但結果是,無論是在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看似熱烈的討論往往只是站好隊的人們,拿著各式各樣的喇叭互相喊話,聲音一個大過一個,但誰也無法說服其它陣營的人投誠。

技術給予了個人表達前所未有的便利,我們的社會卻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加融合。

相反,作為表達者,我們常常發現無論自己多麼邏輯嚴密地擺事實講道理,對方要麼曲解自己的意思,要麼好像捂住耳朵大喊“我不聽我不聽”。

於是,我們越努力地發聲,最後卻越感到憤怒、挫敗和無力。

為什麼會這樣?不是說人和人的溝通就在於多表達嗎?

人們常說 “溝通必須是雙向的”,但是在這個時代,人們強調的“雙向”是雙方的表達,卻忽略了另一個簡單的事實—— “雙向”並不應只指輸出,還在於輸入,也就是傾聽。

如果我們不能傾聽,那麼任憑各自再怎麼激情昂揚地表達,一切的發聲都會變成死寂,一切的努力也都將是徒勞。

正如表達是一種可以被培養的能力,傾聽也是一種需要鍛鍊來獲得的能力,一種不僅需要理性和技巧來達成,更需要透過努力練習認識、接納自己及他人的情緒來獲得的能力。

而關於傾聽,我們不僅需要正視自己不善於傾聽的事實,更需要問,我們為什麼會這樣?是聽不到?是聽不懂?還是不想聽?或者是……。不敢聽?

1.

為什麼會遇到

“說了等於沒說,反正你也不聽”的狀況?

當我們作為表達者時,常會遇到“說了等於沒說,反正你也不聽”的狀況。

前幾天一段魯迅的孫子周令飛的採訪影片裡,周令飛就描述了這樣的狀況。

他說不會抽菸,但是排長覺得魯迅的孫子怎麼可能不會抽菸,於是一定要給他抽;他說不會寫稿,但是排長又覺得魯迅的孫子怎麼可能不會寫稿,於是就安排他去當通訊員。

這事聽起來有些荒誕,好像只是周令飛特有的經歷,但被社會身份困住的表達對每個人來說其實都並不陌生:

可能因為你是女生,當你跟人表達疼痛的時候,人們會以為你只是有女性敏感、脆弱的“通病”,並不覺得這是個重要的訊號;也可能因為你年紀小,所以你的想法在家裡、公司、學校都被人們用“一個小屁孩懂什麼”搪塞、忽略、嘲笑。

遇到“我不聽我不聽”的人,該怎麼辦?

把對一個群體的某種印象套在這個群體中具體的個人身上,是一種刻板印象認知。

近幾年關於刻板印象的討論並不少,越來越多的人批判它對個人發展的阻礙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而紐約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Niobe Way 認為,刻板印象還是人與人溝通中的重要障礙。

對刻板印象的依賴,使得我們總覺得已經知道了對方是什麼樣的、在想什麼、需要什麼,從而消解了我們對他人進行具體、深入瞭解的動力。

當我們喪失了對他人的好奇心,就不可能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去真正地傾聽和理解。

當自己是因為刻板印象,而不被傾聽和理解的那個人時,我們自然會感到生氣,認為對方自以為是,充滿偏見,但其實

每個人都逃不開用泛化的、不準確的印象去理解他人,因為這是我們的一種本能的認知習慣,也是從小就在教育中強調培養的“歸納總結”能力。

心理學有理論認為,人們會根據自身經歷、對他人的觀察等方法在腦中形成認知指令碼,然後根據認知指令碼解釋、理解、預測他人的行為,從而判斷自己應該如何應對。

例如,如果我們小時候一起玩的幾個男孩子都喜歡奧特曼,那麼我們自然會形成男孩子都喜歡奧特曼的指令碼,所以在認識新的男孩時,就會挑選奧特曼相關的話題來拉近距離。

這很像現代的統計資料模型的應用——根據輸入的觀測資料,電腦運算出一種適合解釋這些資料規律的模型,並且用這個模型進行預測。

在不同的預設之下,面對一樣的資料,電腦也會給出不同的模型,例如有的模型結果表明這些資料呈現曲線上升,而有的模型則認為這些資料總體呈下降趨勢。

不同的模型對資料的走向自然也有著不同的判斷,就像你填寫了同樣的資料,但不同平臺的演算法可能會給你推送型別迥異的約會物件。

遇到“我不聽我不聽”的人,該怎麼辦?

很多時候,這些指令碼或模型是有用的,它確實可以幫我們快速預測他人的行為從而做出最合理的行動。

“快速”指的是,在我們根本還來不及去思考的時候,身體、表情、嘴巴就已經做出了符合這個指令碼的下意識反應。

但就像沒有一個統計模型可以百分百地準確預測你的喜好一樣,我們的認知指令碼也是充滿漏洞的。

當我們的認知指令碼並不能很好地符合時下的狀況時,下意識的反應讓我們很容易遮蔽、曲解他人的意思,阻礙溝通,傷害到他人。

雖然這些錯誤的判斷不可避免,但從理論上講,認知指令碼應該在效率和準確率之間不斷平衡和調整,如果總是出現不符合指令碼的情況,我們就會改進自己的認知指令碼,讓它更好地幫助我們有效且準確地理解他人的行為。

但有意思的是,現實生活中不乏對一些事情的認知指令碼無比堅持的人,無論他們看到多少不符合指令碼的事實,無論他們的預測如何失準,也堅決不改變固有的指令碼。

相比於預測他人行為失準所帶來的風險和傷害,他們似乎更害怕自己現有的指令碼發生改變,這又是為什麼?

2.

理解你,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

改變指令碼雖然並不容易,可是隻要對比我們過去五年、十年對一些事情的理解就會發現,認知指令碼的變化是確確實實在發生的。

但同時,我們也會發現,有些指令碼容易被改變,有些指令碼非常難被改變,特別是對一部分人來說。

這不僅成為日常交流的阻礙,還使得一些社會問題的討論變得非常激烈,大家都各說各的,討論很容易就變成了爭吵和謾罵。

在性別話題上,這個現象尤為顯著。

每當女權主義者用各種事實來說明性別不平等的現狀並呼籲進行改變,無論邏輯多麼嚴密、引用多少事實和資料,總有很多人會完全遮蔽或者扭曲這些資訊,用個別的案例來否認群體性的現象,用一小段句子來曲解整個文章的用意,或者直接用極端激進的案例來整體汙名化女權主義。

對於這種無論如何都拒絕改變原有認知指令碼的人,人們最常見的解釋是他們不願意捨棄自己的性別優勢和特權,所以才如此頑固。維護個人利益當然是一種出發點,但並不是唯一的。

在看理想之前的文章《如何反駁“女權,已經矯枉過正”了》中,一位讀者評論道:“我作為一線城市獨生子家庭,本人及家庭皆未曾有過歧視或隱形歧視女性的行為,因此拒絕承擔此原罪。”

在關於社會層面結構性性別不平等的文章下留下“個人應該免責”的評論,顯然說明他並沒有接收這個文章的資訊。假設這不是閱讀理解能力上的障礙,那麼為什麼他會拒絕理解作者的意思?

遇到“我不聽我不聽”的人,該怎麼辦?

設想一下,如果他接收了作者的資訊會如何?

他會意識到,在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結構中,個人並不需要在主觀上進行歧視意願就已然參與到這不公平的規則中了,而不抵抗這樣的結構,就免不了會加劇不平等的結果。那麼,成長在這樣的環境中,從未有過任何性別歧視的行為是不可能的。

而從他的邏輯中又可以看出,他認為歧視本身是錯誤的,是有罪的,是需要負責的。

所以,一旦他允許自己理解作者的資訊,就意味著他要正視自己在性別不平等問題中的責任,意味著他要接受自己並不是“無罪”的。

可是,正視自己的責任並不是簡單的事情。它的挑戰不僅僅是要在理性上意識到“我有責任”,更是在情感上接受我是造成他人不幸的一部分原因,這會讓我們大多數人感到愧疚、痛苦甚至憎恨自己。

除了意識到“我有錯”會讓我們感到愧疚和痛苦,我們也會因為共情能力而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為了讓自己好過一些,我們會下意識選擇保住自己心中的固有指令碼,讓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不至於崩塌,但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遮蔽、忽略和篡改他人發出的資訊。

所以,那些真正巨大的溝通障礙,無論是個人生活中的,還是性別、國家、種族、階層之類的社會問題,都不是因為輸出不夠大聲以至於人們聽不到,或者輸出不夠有理性上的說服力以至於人們聽不懂。

而是因為,人們不敢去聽,怕這些資訊會讓自己的世界崩塌,怕意識到有些事情自己雖是“共謀”但卻也無能為力。

3.

傾聽的重點不在於技巧,

在於開啟自己的意願

看起來,無論從認知規律還是情感承受力上來說,傾聽和理解他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們還有希望去增強傾聽和理解的能力嗎?

在討論如何培養之前,我們先要明確,傾聽是一種什麼樣的能力?

在網上,我們可以搜到很多關於傾聽的技巧,包括要看著對方、不要打斷對方說話、點頭表示讚許、適當地重複對方說的內容等等。但按照這些技巧來操作,人們就會傾聽了嗎?

其實,傾聽的重點並不在於技巧,而在於我們開啟自己雷達的意願,以及承受、消化接收到的訊號所帶來的認知變化和情感波動的能力。

遇到“我不聽我不聽”的人,該怎麼辦?

在新一季的《圓桌派》節目中,許子東說

溝通的障礙來源於我們總是想當醫生,給別人開藥,但要達到真正溝通和理解,我們必須先當病人,再當醫生。

這真的是絕佳的比喻,不僅指出了我們有喜歡輸出的傾向,還點明瞭溝通的代價——做病人。

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讓自己去經歷同樣的不幸才能夠傾聽和理解別人,而是說

傾聽和理解的過程意味著我們會開啟自己,想象自己在和對方一樣的處境裡,儘量感同身受對方的情緒,即使這個情緒是痛苦、焦慮、難過的。

迎接他人的過程中我們必然要放下自己的壁壘,去承受修改固有認知指令碼和未知情緒波動所帶來的風險,這和我們生病的時候一樣,是脆弱的、敏感的,還可能是痛的。

但是,接收訊號、調整自己的過程正是我們建立耐受力的過程。就像輸出能力的培養也一定伴隨著很多次的挫敗和難過,開啟自己、傾聽他人的能力也會在痠痛的體驗中逐漸成長、成熟。

遇到“我不聽我不聽”的人,該怎麼辦?

面對尖銳的矛盾時,我們都難免對自己或他人糟糕的傾聽和理解能力感到絕望,但從另一方面想,也許現實並沒有那麼糟。

我們如此注重輸出而非傾聽,和社會並不看重傾聽能力有很大關係,這使得我們也沒有被認真培養過傾聽他人的能力,在這上面花費的精力和時間不及培養表達能力的十分之一。

要知道,九十年代的時候,很多人還認為中國人太害羞,不善於表達,但現代社會要求人們更敢於展現自我,於是近二十年來,家長、學校、社會都希望孩子更外向、更會社交和表達自我——形成了與八十年代截然相反的培養目標和方式(Chen & French,2008)。

現在,無論從網路文化還是蓬勃發展的綜藝節目來看,年輕一代的表達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所以,雖然做到傾聽並不容易,但如果我們能意識到傾聽和理解能力,是建立好的人際關係和和諧的社會氛圍的必備條件的話,哪怕投入培養輸出能力一半的精力去培養傾聽和理解的能力,那麼可能很快就可以看到希望了。

參考資料

1。 Way, N。, Ali, A。, Gilligan, C。, & Noguera, P。 (Eds。)。 (2018)。 The crisis of connection: Roots, consequences, and solutions。 NYU Press。

2。 Chen, X。, & French, D。 C。 (2008)。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Annu。 Rev。 Psychol。, 59, 591-616。

撰文:楊芮

編輯:Purple

監製:貓爺

配圖:《她》《坡道上的家》《別告訴她》

封面圖:《請回答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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