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5年左右起，“懸浮”（suspension）一詞在中國的公共討論中被廣泛使用。“懸浮”表示一種存在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們頻繁移動，進行高強度勞動，暫停常規生活，以便快速獲益，然後迅速逃離。人們在沒有盡頭的路上一直移動著，而不改變不喜歡的眼前狀況，瘋狂的創業活力與政治上的聽任並存。本特刊將“懸浮”這一術語發展為一種基於民族誌研究的分析方法，涉及中國境內、來自中國的勞動力移民。這種方法使移民（migration）成為對遠超其本身問題的批判性分析之基礎。該方法使研究者、移民和更廣泛的公眾之間能夠進行共同研究，並試圖在行動者（actors）之間謀求變革的能動性（agency）。
北京，2017年
懸浮：在高度流動的世界裡謀求變革的能動性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
作者：項飆（牛津大學社會和文化人類學研究所）
譯者：陳榮鋼
引用：Xiang， B。 （2021）。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 Pacific Affairs， 94（2）， 233-250。 因平臺規定有刪節
中國私營部門的勞動人口流動性很高。許多人每隔幾年就變換工作和住所。例如，城鄉移民（rural-urban migrants）平均每2年換一份新工作。工人越年輕，移動就越頻繁。上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移民每1。5年換一次工作，而80年代以前出生的移民每4。2年才換一次工作。女性換工作的頻率高於男性，為平均每1。6年，而男性為平均每2。3年。
根據我和同事1994年在珠三角地區（華南）所做的一項調查，那裡的工廠每個月流失5%的勞動力，總體流失率為2年。為了留住工人，一些工廠在入職兩年內收取保證金，扣繳兩個月的工資，這意味著如果工人在兩年內離開，將損失保證金和兩個月的工資。然而，這些措施收效甚微，移民繼續保持高流動性，並且這種高流動性不為城鄉移民獨有。
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outmigration）是中國國內高流動性的延伸。那些從海外回來的人繼續他們在中國和跨國界的移民之旅。隨著零工經濟（gig economy）在全球範圍內的興起，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現象。這是一種普遍的存在狀態，我們稱之為“懸浮”（suspension）。
在懸浮的狀態下，人們頻繁移動，進行高強度勞動，暫停常規生活，以便快速獲益，然後迅速逃離。懸浮遵循的座右銘是：“現在賺儘可能多的錢，然後趕緊走。”
現如今，人們幾乎沒有精力投入到系統性的變革中，因為人們一直在看不見盡頭的道路上前進。這種情況既來自結構性強迫，也來自於自身。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巨大的創業活力，卻很少看到自下而上的社會和政治變革。
中國公眾不斷感到自己正處於重大變革的邊緣，因為矛盾不斷累積，但一次又一次，生活還在繼續，事情也沒有起變化。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在勞資關係、公民參與和經濟公平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什麼進步。放眼世界，農民工的工作生活條件卻在惡化。在這個高度流動的世界裡，歷史變革的力量在哪裡？這樣的能動性——將“當下”問題化的意願和能力，構想一種不同的集體未來的能力，從從此時此地啟程的能力——必須在流動的勞動人口中找到。
沒有人能夠預測（毋寧說構思）流動的勞動人口何時、以何種形式會成為歷史變革的主體。但我們知道一件事。歷史經驗和社會理論告訴我們，對一個人生活經驗的批判性意識是主體轉型的關鍵。這種批判性意識包括：一個人的能量如何在日常基礎上被引導？一個人認為哪些努力是值得的，哪些不值得？以及為什麼值得或不值得？
在培養批判性意識的過程中，學術理論必不可少，但還不夠。正式的理論（如關於新自由主義、不穩定性或社會排斥的理論）往往不是在問題內部進行解釋，而是離得很遠。理論將現象整理成整齊的順序，並提供普遍性評估（“太多的不平等了”云云），但在捕捉人們在實踐中的感受、算計與掙扎方面卻做得不夠。
因此，這些正式的理論不能為行動者提供審視自己生活的新鮮視角。更多關於生活經驗的文獻本身也不足以達到這一目的。學者們也不太關心人們的主觀經驗。
誠然，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主體性（subjectivity）一直是西方社會研究的焦點，尤其是福柯式的研究方法。移民研究記錄了移民者遭受剝削與歧視的日常經驗，並讚揚了他們的創造力與韌性。在本期特刊中，我們廣泛探討這些研究，但也意識到它們與移民自我理解之間的距離。
這類文獻的一個分支是謝里·奧特納（Sherry Ortner）所謂的“黑暗人類學”（dark anthropology），抑或喬爾·羅賓斯（Joel Robbins）所描述的“受苦主體”（suffering subject）的人類學，他們突出了研究主體的痛苦來使研究合法化。
移民需要人類學家告訴他們自己在受苦嗎？難道有人會因為讀到自己被寫進“痛苦情色”（“misery porn”）裡而感到被賦權嗎？羅賓斯呼籲關注更多“好的方面”——關懷、愛、能動性。可是移民知道關懷和愛，他們瞭解自己的經驗。他們需要工具來幫助他們清楚地表達生活中的矛盾，並透過經驗來找出問題的形狀與原因。
相當諷刺的是，學術研究的焦點從系統（system）轉移到主體（subject），卻伴隨著對主體本身的脫離。尤其，早期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系統分析動員了公眾。儘管這些分析與人們的直接經驗無關，但它們與人們對話，有時甚至改變了他們。人們會認為，研究他們的經驗是一件有所裨益的事。
今時今日，對主體性的精巧論述是如此複雜而知識化，以至於很少有外人能理解。對主體性的學術研究是否有助於行動者反思自己的主體性？出於此目的，我們拿“懸浮”的概念做實驗，寄希望於發展一種方法，將移民作為普遍性社會批判的透鏡——更重要的是，促進移民對其經驗（experiences）和更大背景（contexts）的問題化。
“懸浮”的字面意思是“懸掛和漂浮”。影象比文字能把這個詞解釋得更清楚。懸浮的典型形象就是蜂鳥振翅，努力在空中保持自己的形象。蜂鳥在空中掙扎卻無所往，也無法著陸，之如人們一直在前進，卻不會批判性地參與當下。
我們將“懸浮”作為研究的中心隱喻，原因很簡單。包括移民在內的中國公眾已經在用“懸浮”來反思他們的生活。雖然我可能是第一個在此意義上使用“懸浮”一詞的人，但這個詞本身有它的生命力。這個詞的流行有些出人意料，但回想起來又在情理之中。“懸浮”在與公眾對話。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詞彙，以指出他們長期以來所關心的問題。
2014年，我接受一家網路雜誌採訪時收到了眾多評論，其中一名讀者說這個詞“刺痛了我的傷口”。還有一名讀者說“紗窗紙被捅破了”，光線傾瀉了進來。
“懸浮”一詞之所以被廣泛使用，是因為這個概念與人們對自己生活經驗的質疑產生了共鳴。它指出生活中的某些錯誤，挑明瞭對變革的籲求，是行動者之間最強大的、卻經常被忽視的能動性形式。這種願望當然是模糊而脆弱的，這種願望不斷受到霸權主義的壓制。但這種願望畢竟存在。
這是人們巧妙而迅捷地利用特定環境的另一面，可以說更具有能動性。“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我採訪過的移民經常這樣嘆息。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一種被動的表現，但我們也可以把這理解為一種強烈的抗議，要求解釋不公平的條件如何設下陷阱——為什麼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可以將人作為一種行為主體的存在合理化，或者我們可以深入研究他們對現狀的不滿以及他們想要以不同方式做事的熱望，從而看清不同型別的行為主體。“懸浮”是一個問題化的術語。這個術語以一種需要停頓、反思、查驗和闡釋的方式總結著經驗。這個詞也引起了公眾的共鳴，因為它連線了不同群體的經驗。
我自己同這個詞的關係很有說服力。1995年，我第一次用這個詞來描述農民工在中國社會中的結構地位。城鄉移民不能在城市中定居，也不能回到農村。因此，他們被“懸浮”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鴻溝裡。（2000年之後，這種形式的懸浮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二十年後，當我試圖總結眾多中國人的生活狀況，包括我自己作為一個移民學者的生活狀況時，這個詞再次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用蜂鳥的形象來指代各種各樣的人口活動。移民們要求加班，但他們討厭加班，並夢想著快速賺錢，有朝一日成為小生意人。助理教授竭盡全力快速發表更多的論文，並向自己承諾，一旦獲得終身職位，他們將做真正的研究。官員們勤勉地遵守他們不贊成的規則，以便獲得一個能夠給予更多自由裁量權的職位。
“懸浮”一詞的所指多種多樣，含義也不固定。但是，這個詞吸引了廣闊的公眾。在這裡，讀者看到了自己和他人。主體形成始終是一個主體間性的過程（an intersubjective process），否則，就不會有葛蘭西設想的“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s）或“立場之爭”（war of positions）。學者們應該注意到，為確保論文齊整有序，以特定群體為中心的研究還缺少了什麼。
一開始，“懸浮”一開始是一個客位（etic）概念，是研究者用它來描述客觀條件的術語；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主位（emic）術語，行動者們用它來描述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感受。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進一步把“懸浮”發展成為一個“主位-客位術語”（“emic-etic term”），產生於研究者和研究物件之間的反覆對話。對話雙方對這一術語有共同的基本定義，這構成了繼續對話、迴圈的基礎。
對於行動者而言，一個“主位-客位術語”不僅代表了他們經歷過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解決這些經歷的問題，這是典型的主位術語所不能及的。對研究人員而言，“主位-客位術語”從內部將社會現象理論化，而不是去反對客位術語中給定的理論或政治立場。這使研究者能夠在對主體進行討論的同時與主體交談。
本文分兩步將懸濁液發展為一個嘔吐詞。首先，我描述了“暫停”在移民生活中對應的是什麼經歷，尤其是哪些主要矛盾讓移民覺得自己的經歷需要被質疑。其次，我追溯移民的日常經歷到更大的結構條件，以解釋這些經歷和感知是如何形成的。最後一節概述了本期特刊的個別文章是如何按照類似的思路闡述這一方法的：透過探索移民經歷中的矛盾，並將這些經歷與更大的結構聯絡起來。
在本文中，將“懸浮”發展為一個“主位-客位術語”的步驟有兩步。首先，我將仔細描述“懸浮”在移民生活中的對應經驗。其次，我將移民的日常經驗追溯到更大的結構性條件中，以解釋這些經驗和看法的產生過程。最後一節（【譯註】這一節沒有翻譯）將概述本期特刊中個別文章的闡述過程，看其如何按照類似思路探索移民經驗中的矛盾，以及將這些經驗與更大的結構關聯起來。
這篇文章使用了我從1994年以來長期民族誌研究積累的資料。我從2014年以來透過社交媒體參與公眾活動中學到的東西也深刻地啟發了我。我的田野研究提供了對移民經歷及其背景的系統性看法，而我的公眾參與展示了公眾明確的願望，以反思他們的批判性條件。我在這裡的工作是將這兩者結合起來。
作為經驗、策略和看法的“懸浮”
中國東北的一名下崗工人、離異的單身母親計劃去義大利做家政。她告訴我，她明知這份工作會很辛苦，與十幾歲的女兒分開也很痛苦，但是需要掙錢給女兒讀大學。她說：“我就當我這三年是‘進去’了。”“進去”是一種口語化的表達，暗指坐牢。出國對她來說就像坐牢一樣，因為移民和坐牢都會暫停她的正常生活。
在中國的南方城市廣州，一名四十多歲的外地計程車司機每天工作兩班（二十個小時）。他決心在五十歲之前回老家買房。我問他“難道不擔心健康問題？”他答道：“健康？那是以後擔心的事情。”他當然知道以後擔心健康就晚了。可是他不單單是在推遲這種擔憂，而是在“懸浮”生命本身。
更常見的是，移民離家工作很長時間，減少了社交生活，放棄了作為家庭成員、朋友和鄰居的歡樂與責任，以此最大限度地節省開支。
首先，懸浮是移民為了追求特定目標而暫停重要生活部分的一種生活經歷。犧牲短期利益以確保長期未來的做法並不新鮮。類似的合理性也可以在延遲的滿足中找到。在更大的範圍內，也可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運動中找到，比如中國的“大躍進”運動（1958年）。但是懸浮不僅是對未來的追逐，而且它把現在變成了一輛通向未來的空車。驅動這輛空車的動機是逃離此時和此地。
“大躍進”運動固然可怕，但正是因為它賦予了“當下”豐富的意義，才動員起眾人，把此時作為建立烏托邦的堅實基礎。民族誌研究表明，如今許多移民努力工作，不是因為他們喜歡自己的工作，而是因為他們渴望儘快攢夠錢，最終不再工作。
洛菲爾（Rofel）恰當地指出：“一個人可以有另一種生存方式，這種對未來的情感參與推著中國農民工度過當下。”嚴海蓉稱這是一種“短暫超越”（ephemeral transcendence）的慾望。它是“超越”，因為移民尋求一種完全不同的未來；它又是“短暫的”，因為未來難以捉摸，通往不同未來的道路轉瞬即逝。
最後，很少有農民工離開體力勞動。但是對這種超越的渴望仍然是他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逃離現實的衝動是農民工頻繁跳槽的重要因素。
根據我們1994年的調查，農民工辭職的常見原因包括獲得更好的工作（21。1%），與同事發生衝突（18%），跟隨去不同工廠工作的朋友（17。2%），與經營方發生糾紛（16。7%），戀愛關係的變化（9。1%）和感到無聊（8。8%）。
換句話說，收入是換工作相對次要的動機。工人們經常回憶他們的辭職經歷，認為這是一種勇氣和尊嚴的行為。“給經理點顏色看看”，一位資訊提供者如此描述他被車間經理訓斥後離開工廠的情景。
但是，為什麼移民們不直接面對和解決問題（如協商和談判），而是一走了之呢？人們給出的答案很典型，也很簡單——因為這不明智。他們表示，如果想要改變工作和生活條件，那就“太複雜了”。因此，短期內更明智的選擇是賺錢，然後“買斷”農民工的身份。
移民們既聽之任之（“你對目前的狀況無能為力”），又滿懷希望（“未來情況應該會變好”）。受蓋耶（Guyer）有關“近期撤離”（the evacuation of the near future）的分析啟發，我將懸浮的經驗描述為“不久的將來”和“附近”的位移（displacement）。
蓋耶指的是在不久的將來，具體的社會會出現，並可以採取相應的集體行動。它是一種時間的尺度。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美國公眾對時間的想象中，“近期撤離”這種時間尺度被一種組合取代，即對眼前情況的固著（fixation）和一種非常長遠眼界的組合。
在我們更具民族誌導向的分析中，“近期”消失了，因為人們追逐當下的機會，是為了夢想著有一天會過上多麼充實的生活，但最終卻對五年或十年內建立一種滿足的生活感到茫然。在對未來的匆忙追求中，人們放棄了與同事和鄰居建立團結的機會。“附近”（nearby）——直接的社會環境，如工作場所和社群——也被掏空了。
作為一種例外和規範的“懸浮”
懸浮既是一種生活經驗，也代表了一種對生活的看法。在這種看法下，現在和不久的將來都將很快變成例外的過去，因此可以免於人們通常堅持的道德判斷。在中國東南地區夜總會工作的女招待不斷提醒自己：“現實一點。”停止對當下的道德判斷，從任何可以得到的機會中獲利，然後繼續前行。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華人女工這樣講述一段在移民期間發展起來的戀情：“如果你太認真（這段關係），你會吃虧的。”這並不意味著移民們完全拋棄了道德原則。相反，他們經常從道德的角度來解釋他們的長遠生活目標，例如為了家庭而犧牲個人利益。他們也意識到，他們目前的做法在道德上是曖昧的。但他們也強調，現在講這些問題不明智。
移民避免提出道德問題，即使他們成為他人不道德行為的受害者。自2004年以來，我一直在中國東北與非技術移民一起工作。在那裡，“潛在移民”（would-be migrants）通常要向商業中介機構支付6000美元，才能獲得一份為期兩到三年的海外合同。
有時候，不道德的中介人會帶著錢消失，讓那些想要移民的人陷入困境。當有人被騙的謠言傳開時，村民們往往會嘲笑受害者，而不是聯合起來向中介索賠。被騙的人不得不在社群裡低調行事。誰應該得到同情，誰應該受到懲罰，這不是很明顯嗎？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沒有人對是非原則提出異議。可問題在於，他們覺得自己在匆忙的生活中無力應對這些是否原則。正如一位鄉村店主所說：
你得承認中介是有能力……誰都想賺快錢。那些出國的人也想像中介一樣賺快錢。你不知道怎麼對付中介，……那隻能說你輸了。
生活成了一場獎勵少數有能力者的遊戲。判斷行動的唯一標準是結果，透過可疑的手段獲得的成功比誠實的失敗更受歡迎。有同情心的鄰居可能會鼓勵潛在移民繼續前進，找到其他賺錢的方法來彌補損失。“這就是現實，”店主說：“思考對錯只會讓你失去更多時間。”為了繼續前進，一些失敗的潛在移民把自己變成中介的下線，希望招募更多潛在移民來賺取佣金。
與移民認為“當下是暫時的”看法不同，“懸浮”代表了中國勞動力的一種普遍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社會生活。如果沒有大量工人“懸浮”他們的正常生活，中國就不可能高速發展。中國向服務型經濟的轉型也依賴於靈活、勤奮和流動的勞動力。
同樣重要的是，在社會衝突不斷加劇的情況下，“懸浮”有助於保持社會穩定。這種聽天由命和充滿希望的混合體讓人們繼續前行。
高度流動性將消散而非點燃社會變革的草根能量。那麼，當社會中的大多數工作人口都生活在一種閾限狀態，一種暫時的、轉瞬即逝的特殊狀態時，這又意味著什麼？
特納（Victor Turner）認為，閾限個體（liminal individual）“既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他們介於法律、習俗、傳統和儀式所分配和排列的位置之間。”閾限（liminality）是維持規範的例外狀況，是既定結構之外的一種臨時狀態，但它對維持結構至關重要。
移民閾限的文獻強調了國際閾限在不同的規範社會秩序中生活。但在中國，關於流動的主題並不位於離散秩序之間的空間。“懸浮”是普遍的秩序。社會的每個部分都在快速發展，但就整體而言，沒有人知道它將走向何方，因此懸浮的經驗必須被理解為更大結構的一部分。
糾結髮展：“懸浮”是更大結構的一部分
在某種程度上，“懸浮”是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的縮影——先富起來，別的再說。移民的看法反映了中國著名的官方說辭：“發展的問題只能靠發展解決。”官員們不一定相信發展將提供解決方案，但他們確信必須發展下去，因為這是將問題拋在一邊最有效的方式。
換句話說，發展是消解問題，而沒有解決問題。四十來年的瘋狂發展帶來多種挑戰（不平等、環境等），那種認為情況一定會好轉的信念正在失去吸引力。
然而，諷刺的是，對發展主義承諾的懷疑強化了政治發展主義。政治發展主義不同於一般的發展主義，後者相信發展的結果，政治發展主義則把發展過程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而不可或缺，即為了發展而發展。
如何透過發展來解決發展帶來的問題？“懸浮”之所以成為關鍵，是因為它指在不認真對待當前狀況的情況下仍繼續前進。
首先，就像不斷變換工作的移民一樣，政府（尤其是處於較低水平的縣鄉一級政府）也會從一個專案跳到另一個專案。第二，沒有引入制衡機制，而是建立了一種所謂“透過矛盾進行平衡”的機制。地方政府被敦促使經濟更加環保，但也被要求保證足夠的就業機會。第三，採取臨時應急措施來解決社會問題，這從長遠來看加劇了上述矛盾（如“信訪商品化”）。
這些措施導致了一種我稱之為“糾結髮展”的狀況。我在這裡使用“發展”一詞，是因為它在主流話語中出現，意味著旨在改善的干預措施。這裡的“發展”顯然不是線性程序。它已經成為一個空的能指。建立市場是一種發展，兩年後拆除市場也是一種發展。正如伯蘭特（Berlant）所描述的當代美國公眾所面臨的“僵局”（“impasse”），是有許多運動和動態，但都往往是“原地踏步或原地打轉”。
“糾結”這個詞意味著指向不同方向的動力。它們同時相互糾纏，導致混亂，迷失方向。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起，“糾結”一詞開始流行。“糾結”的字面意思是糾纏和複雜，常常被翻譯成“困難的抉擇”。這個關鍵詞不指做選擇時的困難，而是指必須同時追求相互衝突的目標。“糾結”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關鍵詞，不僅僅意味著世俗的影響，還和“懸浮”一樣，表達了一種對普遍生活狀況提出質疑的願望。
因此，“糾結髮展”不僅表示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對普通人產生不良影響的發展過程。正是這種“糾結”的效應將廣泛的政治經濟與懸浮的經歷聯絡起來。
因此，糾結的發展不僅是“壓縮的發展”。張慶燮（Chang Kyung-Sup）提出“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抓住了東亞發展的一個關鍵特徵。“壓縮的現代性”是“一種文明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經濟、政治、社會和/或文化的變化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以極其濃縮的方式發生，在這個過程中，相互不同的歷史和社會因素動態共存導致了高度複雜、高度流動的社會系統的構建和重建。”
作為“壓縮的現代性”的一個例子，根深蒂固的父權制與激進的女性主義並存，這種混合體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東亞地區結婚率和出生率特別低。張慶燮認為，“壓縮的現代性”始於19世紀末，而“糾結的發展”出現在21世紀初。“壓縮的現代性”是指躍進、追趕，調和所謂“西方現代性”與當地傳統。“糾結的發展”是要堅持下去，維護現狀，並在多重問題下堅持下去。在“糾結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規範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它們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懸浮”的經驗。本節的其餘部分將依次討論國家和社會規範的作用。
中國國家的多面性，“懸浮”是一種參與方式
脫離了國家（state），“懸浮”也不會成為一種普遍經驗。國家，尤其是地方政府，不斷地在控制、增長、維護之間變換優先順序次序。這種政策重點的搖擺造成了一種懸浮的狀況。參加歐子綺的民族誌研究Spaces of Suspension： Construction， Demolition， and Extension in a Beijing Migrant Neighbourhood。
社會福利是“糾結髮展”的另一個例子。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特別是本世紀初，中國政府迅速擴大了社會福利。截至201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8。58億人，最低生活保障人數達到6600萬人。這兩項計劃在1997年之前都不存在。截至2015年底，中國公民醫療保險參保率達到95%以上。此外，國家在最近十年為失地農民提供了足夠的補償，以保證他們的生計。
然而，儘管覆蓋面廣泛，提供的數額仍然很低。這遠遠不足以提供一張強大的安全網。大多數公民必須自己存錢，以滿足不斷上漲的住房、教育和醫療費用。
一名菜販告訴我：“我們現在拿命掙錢，然後我們以後可以用這些錢買命。”如果一個人必須在以後的階段“買命”，那麼他必須在現在“賣命”。總的來說，與為人們提供社會經濟保障相比，目前提供的社會福利似乎更有效地將更多公民引入基本上不受監管的市場，從而加劇對財富的競爭。
創業是手段，從眾是目的
“糾結髮展”也反映在人們看待自己生活的方式上。一方面，人們對美好的生活充滿期許，有房，有車，有一項收益不錯的投資。另一方面，人們用來判斷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標準（什麼讓一個男人或女人更受尊敬）變得比以前更加從眾、更加墨守成規。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隨時準備打破規則和道德原則，但在做重大人生決定（比如婚姻）的時候，卻會尤其遵循慣例。家庭主義規範在中國的迴歸可以從公眾對所謂“剩女”和“中國式強迫婚姻”的關注中看到。這種做法在21世紀初變得普遍。
組建一個符合異性戀規範的（heteronormative）家庭還不夠。如今，一個理想的家庭必須有能力在市裡購買至少一套房產，保證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時還要有儲蓄，最好有投資。
一個人做出非凡的努力只是為了成為被他人接受的普通人。相應地，一個人為了讓自己的日常掙扎變得有意義，也會採取從眾的態度。本質化的規範有時與日常實踐相分離，這有利於道德的“懸浮”。例如，迷信的“家庭價值”意味著一個人必須擁有特定形式的家庭，但這並不一定會使一個人對伴侶更忠誠，對父母更孝順，或對兄弟姐妹更有幫助。遙遠的抽象規範總是很容易為工具主義的操縱行為辯護。
在新加坡與男性伴侶臨時同居的女性移民勞工的案例，清楚地說明了工具主義和墨守陳規的雜糅。她們獨立、有進取心，將親密關係視為互惠的“交易”。在進行上述交易時，她們利用了自己的女性特質和性特徵，因此反而加強了性別等級制度的霸權。與此同時，她們反覆強調“家庭對女性來說是最重要的”，她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家鄉的家庭。
對女性來說，強調普遍規範可能是一種緩解因婚外戀而產生的道德焦慮的方法。她們的經歷與前面提到的夜總會女招待遙相呼應。她們在模仿本質主義的女性形象，以提高自己的“身體價格”，處理好與商業客戶、提供定期津貼的男友以及家人的關係，同時強調“家庭價值”和尊嚴是他們所做事情的終極動力。
墨守成規有助於女招待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但也會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除了遵守性別和家庭規範外，移民還認為現有的政治秩序是既定且不容置疑的。也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幾乎無法控制生活。
當“附近”和“近期”消失時，業已建立的政治秩序成為意義和穩定的來源。在北京，經歷了多次拆遷的農民工認為拆遷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有利於“大計劃”，比如國家需要進一步發展，因此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你必須依靠自己……和國家！”從中國東北移民到日本的勞工如是說。換言之，你必須依靠自己，因為你在一種監管不力的市場經濟中航行，而國家則被看作是正義的最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