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3日，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兩大文學獎——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和英國布克文學獎同日揭曉，塞內加爾籍作家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和南非籍作家加爾古特（Damon Galgut）兩位非洲作家雙雙獲獎，加上此前出生自坦尚尼亞桑給巴爾島的作家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21年被某些人稱為“非洲文學井噴年”。
自1986年奈及利亞詩人索因卡（WoleSoyinka）獲獎後，諾貝爾文學獎已先後向埃及作家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1988年）、南非女作家戈迪默（NadineGordimer，1991年）、南非/澳大利亞雙重國籍作家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2003年，他加入澳大利亞國籍是在獲獎三年後）等三位非洲作家頒獎，令此前非洲籍作家獲獎人數達到4人；在國際主要文學大獎中建立較晚（1968年）、專為獎勵用英語出版長篇小說英聯邦國家健在作者的布克文學獎，創立以來也累計有4非洲作家獲獎（除今年的加爾古特外，1974年戈迪默、1983年和1999年庫切、1991年奈及利亞作家本。奧克瑞Ben Okri分別獲獎）；誕生僅比諾貝爾文學獎晚兩年、獎金只有10歐元的龔古爾文學獎，則是在今年首次頒授給一名非洲籍作家。
這是有史以來全球公認最重要的三大“純文學”獎項同時頒授給有非洲背景的作家，且其獲獎理由不約而同與“非洲元素”有關：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頒給古爾納，是基於其作品“在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在不同文化與大陸之間的鴻溝中難民的命運下，流露出毫不妥協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力”；加爾古特的獲獎作品《承諾》（The Promise ），講述了一個荷蘭裔南非白人所經營的農場，農場主一家幾代人圍繞是否應兌現已故老家長“送給黑人女僕一幢房”承諾，在40年間的糾結和博弈，評獎委員會認為這是“描寫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社會的精彩寓言”；薩爾的獲獎作品、小說《男人們最大的秘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描述了一名年輕塞內加爾作家法耶（Diégane Latyr Faye）在2018年偶然發現殖民時代非洲著名作家伊萊曼（TC Elimane）1938年出版的作品《非人類的迷宮》（Le labyrinthe de l‘inhumain），隨後在探究生平成迷的伊萊曼秘密過程中發生一系列邂逅和遭際。出版這本書的法國獨立出版社Philippe Rey在出版前言中，稱這本書“以其永久的創造性，在寫作和生活之間作出選擇的需要，或超越非洲和西方之間的對峙問題的願望主導著這部小說。它首先是一首獻給文學和其永恆力量的情歌”，而負責評選的龔古爾學院院長德科恩（Didier Decoin）則稱讚該書是一本“對文學的讚歌”。
客觀上，“非洲文學井噴年”的出現，表明素來高傲的歐洲“純文學”圈子，開始正視“非洲元素”在嚴肅文學市場的“賣相”和“賣點”。隨著歲月的流逝，曾以“遠離銅臭氣”自詡的三大“純文學”獎項，如今越來越明顯地與商業價值和出版市場掛鉤：諾貝爾文學獎近年來的側重點明顯從傳統的“對作家蓋棺論定”轉向“為市場遴選作家”；誕生最晚的布克文學獎從第一屆起就有“出版獎”的評價；而獎金純屬象徵性的龔古爾文學獎早有“真正的獎金是10萬冊保底的首印數”之譏，近年來更屢屢被詬病“圍著印數和市場銷量轉”，三大獎項不約而同在2021年瞄準“非洲元素”，至少表明所謂“主流純文學市場”終於開始承認，“非洲元素”可以也正在成為市場的熱點、賣點和贏利點了。
但給予“非洲文學井噴年”過高評價也是不必要的。
布克文學獎雖然累計5次給非洲作家頒獎，但其中真正的黑人作家僅奧克瑞一人，且這位魔幻現實主義作家生涯兩頭都在英國，其作品雖以著名的奈及利亞“比夫拉內戰”為背景，並因此引來英國及歐洲讀者興趣，卻每每被故鄉同胞評價為“撒胡椒麵”、“隔靴搔癢”，其餘獲獎的都是南非白人作家（甚至大多是南非白人中的小群體，如猶太裔和同性戀作家），且作品總是站在白人視野去“感懷”，正如一些書評家所言，“這更多體現了歐洲出版商和讀者的‘南非視野’，而並不是真正的‘南非社會剪影’”。
薩爾的創作生涯雖主要在定居法國後，但他有強烈的塞內加爾文化認同，然而誕生100多年的文學獎，在非洲擁有33個“法語國家”的背景下直到2021年才出現“第一個”，是不是太晚了點？1921年，法國作家馬蘭（René Maran）的代表作《加冕並釘上十字架》（couronné et crucifié）出版，這是法語世界第一部正面譴責法國對非洲殖民罪惡的小說，出版後被所有法國殖民地列為“禁書”，但這本書在當年榮獲龔古爾文學獎，引發文化圈強烈反響——如今的“龔古爾”，是否已忘卻了其昔日在“非洲元素”方面，也曾“勇敢過一把”？
至於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從非洲、尤其坦尚尼亞文學圈對獲獎者及其作品“有分寸”的評價，本應不難看出問題所在：古爾納早已是英國公民，他筆下的“非洲思想”，更多體現為“英國人對非洲問題的思想”，甚至不妨說，202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頒授給了一名英國作家，而非“一名非洲作家”。
事實上，不單龔古爾和布克只會根據章程，將獎項頒發給用法語、英語創作的非洲作家，強調“鼓勵母語創作”的諾貝爾文學獎迄今所有獲獎的“非洲元素作家”中，也只有第一位獲獎者索因卡，曾長期使用並提倡非洲母語創作（馬哈福茲是埃及人，使用阿拉伯語創作，而阿拉伯語嚴格意義上也非非洲本土語言），非洲使用人口最多、曾誕生眾多本土有影響作家的本土語言，如東部非洲的斯瓦西里語，西部非洲的豪薩語，南部非洲的班圖祖魯語，迄今幾乎從未入過國際文學大獎法眼。塞內加爾開國總統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在投身獨立運動前是法國著名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塞內加爾獨立後他深感“文化自立”的重要性，牽頭自創了“塞內加爾普通話”——民族語，並身體力行使用民族語創作，但作為“法語系文學獎常客”的塞內加爾作家，迄今在法國文學圈也並沒有一名民族語作家或作品獲獎。
或許，三大獎中“非洲元素”成色最足的薩爾，其獲獎作品《男人們最大的秘密》誕生背景，及作品中敘述的“劇中劇”，才是“非洲元素”在“白人文學圈”真正地位的折射：這部作品創作艱難，本身是小眾作者的薩爾幾次險些放棄，在旅居塞內加爾的已故馬里老一輩作家沃洛蓋姆（Yambo Ouologuem）“你要成為當代伊萊曼”的激勵下才終於成篇（因此作品扉頁上標明“此書系對沃洛蓋姆的致敬”），成書後也僅有Philippe Rey和塞內加爾Jimsaan兩個冷門小眾出版社願意“接盤”，而曾有“非洲蘭波（Arthur Rimbaud，是19世紀法國著名詩人）”之譽、二戰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法語區最負盛名的作家，活躍時代距今不到百年的書中主人公伊萊曼，更早已被“白人文學圈”遺忘得事蹟不詳、下落不明，甚至生卒年不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