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白先勇，王小波，普魯斯特，加繆，卡夫卡，海明威，毛姆，村上春樹，石黑一雄，愛因斯坦……他們都有什麼
共同點
？
答案是：他們都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讀者。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1821-11-11 至 1881-02-09
魯迅
曾這樣形容這位文學巨匠：“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綠毛水怪》是
王小波
的第一篇小說。故事主人公“我”還在上五年級，就已經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了。
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一，法國知識分子
加繆
所持的“哲學最根本的問題是關於自殺的問題”的觀點，幾乎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表達的觀點的翻版：“當對自己為什麼活著缺乏堅定的信念時，人是不願意活著的，寧可自殺，也不願意留在世上，儘管他的周圍全是麵包。”
阿爾貝·加繆 Albert Camus
法國作家、諾獎得主
紀德
，將陀思妥耶夫斯基視為天才的小說家，並且是“所有作家中最偉大的一位”。
尼采
和
卡夫卡
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視為自己的親人。其中，尼采“把和他的結識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就”，卡夫卡則乾脆直接說陀翁“是跟我有血緣關係的人”。
諾獎得主，俄羅斯作家
阿列克謝耶維奇
不僅在代表作《二手時間》的開篇就引用了這位偉大作家的名句，還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畫像掛在她的書房裡，隔著一盞檯燈，與他深邃的眼神目光交匯。
此外還有：
博爾赫斯
，他說“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發現愛情和大海一樣，是我們生活中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村上春樹
，聲稱他的終極理想就是寫出一本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樣的小說；
以及並不搞寫作的
愛因斯坦
，宣稱他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的比從物理學家學的還多。
“思想本身的狂歡和迷狂”
在最傑出的現當代作家的“導師”名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便不是被cue次數最多的，也一定遙遙領先。
他的小說總能引起這些作家的強烈共鳴，儘管他們的創作風格可能截然不同：
普魯斯特
欣賞他創作中的“單調重複”這個特色；
卡夫卡
對其體現非正義的、與人敵對的社會中的個人的存在，表現出深切的同情，並受其啟發創作了赫赫有名的《變形記》；
《變形記》| 卡夫卡 著
讓
毛姆
印象深刻的是他筆下的人物：“他們忍受著莫大的痛苦，對待一切事物都非常極端，遭受著上帝的責難。他們的舉止就像精神病院裡的瘋子一樣，然而這一切肆意妄為中又隱藏著某種重要的寓意。你會發現，他們在呈現自身的痛苦時，也揭示了人類靈魂深處的可怕力量。”
紀德
則一語道破了陀氏筆下那些“病人、可疑的人、重負的人”，儘管脫離常軌，古怪而異乎尋常，卻又有著異常強大的吸引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罪犯、癔病患者和白痴，在我們眼中的面貌，與其他暢銷小說中的罪犯和愚人形象截然不同。我們如此恐懼地領悟他們，如此奇特地愛著他們，乃至我們從自身中發現了與這些人物的關聯和相似之處。”
《陀思妥耶夫斯基》 劇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常被稱為
俄國文學的
一座高峰
。這不僅是一種激賞，也是十分貼切的比喻，因為閱讀陀氏作品的難度之大，基本上無異於攀登一座現實中的高峰。
這不僅是因為，他的許多名篇都是鴻篇鉅製，體量巨大，還因為我們平日閱讀小說掌握的規律，無論是人物、故事情節、寫作手法，在陀氏文學中幾乎都會“失效”。
關於這一點，英國女作家
弗吉尼亞·伍爾夫
非常提綱挈領地告訴我們，俄國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是“靈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靈魂，相比之下都要宏大得多，深邃得多。
弗吉尼亞·伍爾夫（左）
魯迅
也曾點明過陀氏洞察人的靈魂之深：“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
著名哲學家、有“二十世紀的黑格爾”之稱的
尼古拉·別爾嘉耶夫
，欣賞和理解陀氏作品的角度既是別開生面的，也是格外貼近核心的。他在著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
中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創作都是藝術地解決思想主題，是思想的悲劇式運動。地下室的主人公是思想，拉斯柯爾尼科夫是思想，伊萬·卡拉馬佐夫是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都專注於某種思想，沉醉於某種思想。”
“他使人迴歸到精神的深度”
讀懂陀思妥耶夫斯基
要談論一個作家的作品，就逃離不開談論作家的生活，這一點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他24歲就成名
，處女作《窮人》被當時有名的詩人、出版家涅克拉索夫宣佈“一個新的果戈理出現了！”，同時還受到評論界的權威人物別林斯基的賞識。但區區兩年後，他的人生就急轉直下，數次跌入絕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 劇照
他總是需要錢。
他在信裡不是向出版社索要預支稿費，就是拜託老婆大人再寄點錢來；在截稿日期迫近時瘋狂趕稿於是成了家常便飯，他甚至還創下過用20多天完成一部中篇小說的急速記錄；
他曾遭遇巨大的
政治迫害
，經歷了被捕入獄-被判死刑-親歷刑場-在“開槍”指令下達前的最後一刻被改判-流放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
他在獄中患上了
癲癇症
，此後一生都被此困擾；
在創作《白痴》期間，
他的女兒出生又夭折
，讓他先後在財務與精神狀況上受到極大打擊，但他在信裡也沒忘cue到屠格涅夫戲謔一番：“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寫作的條件恐怕會被嚇死。”
他還有無法抑制的
賭癮
，幾乎每一次賭博都以散盡家財告終，險些就要以自己筆下《賭徒》的主人公的命運收場；
《賭徒》插畫
他還為自己的
虛榮心
付出了代價：他對相當多的文壇同僚嗤之以鼻，例如取笑托爾斯泰寫的是“地主老爺的文學”。這讓他在別林斯基的圈子裡引起了敵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經歷過比同時代作家都要多的磨難，這讓他的作品中總是積壓著令人透不過氣的黑暗與殘酷。閱讀陀氏，有時會覺得這是一個耶穌式的人，揹負了人類的原罪，代人受難。
儘管如此，他卻從未放棄過自我、文學與生活中的任何一個。就像首屈一指的陀氏傳記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
中指出的，
“他的作品經常重申的題旨之一就是對於生活發自本能、不可遏制的愛，盲目、熱情地相信生活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任何不幸的經歷也無法動搖或者破壞這種信念。”
這就更加令人確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
。
他的思想深刻地
塑造了文學現代主義、存在主義以及各種心理學、神學和文學批評學派
。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以其
心理上的深刻性
而聞名。
他對人類內心最黑暗角落的心理滲透，以及在其作品中無與倫比的啟迪時刻，
對20世紀小說產生了空前巨大的影響
。
別爾嘉耶夫說，
“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種偉大的快樂，一種偉大的解放”
。下文中，我們透過三部被公認為文學史經典的陀氏代表作：《地下室手記》《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來迎接這種快樂與解放。
這三部作品都擁有世界量級的讀者與影響力，在文學性上表現卓絕，同時也與作家本人的整個人生緊緊纏繞，交織成絢麗的文學之毯。
毫不誇張地說，讀懂了這些作品，就讀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記》
它是俄國版“哈姆雷特”；
它備受現代主義作家的推崇；
它對“內心與工具理性之間衝突”的展示，
曾給尼采以深刻的啟發
《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於1964年的一部中篇小說。它的名氣可能不敵陀氏日後創作的幾部長篇，但它在陀氏“文學宇宙”中的地位，卻是非同凡響、不可估量的。
因為它作為陀氏整個文學創作生涯中的
分水嶺
、
轉折點
，見證了作家在1860-1865年之間經歷的
創作裂變
。
如果說陀氏此前的小說仍採用傳統的敘事方式，那麼到了《地下室手記》這裡就已經變得
“面目全非”，不可理解
。
這種鉅變的發生，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親身經歷的坎坷與磨難息息相關：
在處女作《窮人》引起極大反響約兩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秘密政治活動被捕入獄，後被判處死刑。他在刑場上親眼看著一名同胞被處決，又在“裝彈”“瞄準”後，直到“開槍”命令前的最後一刻，被沙皇改判發配西伯利亞服苦役四年，然後充軍。
特別是1864年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兄長相繼離世，他還肩負著照顧兄長一家的責任，為此債臺高築，近乎破產。可以說，除了寫作，此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沒有其他出路來謀求生存。
與此同時，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正在俄國大行其道。就在《地下室手記》問世的前一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寫出了被視為當時思潮的“聖經”的《怎麼辦》。《怎麼辦》描繪了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男女平等、藝術繁榮的未來新世界，在彼得堡風靡一時，也極大地刺激了從西伯利亞苦役監獄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正是這樣的背景，點燃了文學史上著名的地火。《地下室手記》誕生了。
1995年電影版《地下室手記》
“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一個心懷歹毒的人。我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人。”
——這是《地下室手記》開篇第一句話。從這句話開始，整部小說就在奇異詭譎、病態壓抑的情節與基調中一去不回頭了。
《地下室手記》由兩部分組成：
Ⅰ 地下室
這部分是主人公的內心獨白和觀點的陳述。主人公“地下人”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四十歲退休公務員，生活在1860年代彼得堡的地下。他以第一人稱對“你們”“先生們”講話，正面抨擊了當時在俄國盛行一時的虛無主義意識形態。
Ⅱ 雨雪霏霏
這是真正的“手記”部分。“地下人”講述了約十五年前，即1840年代發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碰撞事件、同學聚會、麗莎之愛。
1995年電影版《地下室手記》劇照
《地下室手記》刻畫了堪稱曠古爍今的人物形象：正如他遠遠地躲開社會大眾，“地下人”內心充滿了病態的自卑，“蔑視自己達到憎惡的程度”，但又花大量的時間剖析自己；
他憤世嫉俗，卻又內心軟弱，無力改變世界；
他思想發達，談論人的理性與個性、願望與意志——全部都是哲學層面的議題，卻又自甘墮落，想做個喪失理性的人；
除了圍繞在這一個人物身上的層層矛盾，在《地下室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還透過思想辯證法發現了人的本性：對立的，二律背反的和非理性的。這種發現決定了其後作品裡每一位主人公的命運，也為陀氏之後的長篇小說奠定了基調。
1995年電影版《地下室手記》劇照
小說還展現出對整個人性幾乎空前絕後的深度挖掘：透過不斷將這個邊緣化的、近乎病態的人物推向絕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內挖掘人物的內心，逼近極致，來窺視人類內心世界的黑暗深淵。
曾有俄羅斯學者將“地下人”比作
俄國的哈姆雷特
。英國女作家
弗吉尼亞·伍爾夫
則借這個人物形象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靈魂“談論、揭露、懺悔，從肉體和神經的傷口中把我們心底的沙灘上蠕動著的難以辨認的罪惡抽曳出來”。
許多人將《地下室手記》評為陀氏所有作品中最惡毒的一部，或許是因為故事中“地下人”對自己生活甚至生命的放棄，過於令人絕望。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在內心最深處
仍然期待著人性的覺醒
：
“如果你們仔細看看我的故事，會發現我身上比你們身上有更大的生命力……現代體系下生活的人，寧做抽象的人，而害怕做有血有肉的個人。”
而從“地下人”高呼要“痛痛快快地寫一次，將內心的東西完全寫出來！”那一刻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完成了他的轉型。
《罪與罰》
他的靈感或激情，他本人的生活經歷
他的文學天賦
它們結合起來，產生了他最偉大的作品
1865-187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個創作生涯中
最多產的六年
。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了他最偉大的三部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以及他最好的兩部中篇小說：《賭徒》《永遠的丈夫》。它們不僅是陀氏最傑出的作品，也構建了陀氏的文學思想核心。
然而，與這些璀璨的文學成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些作品全部是在惡劣的現實條件、貧困的生活和顛沛流離中寫成的。為了躲避債主和貪婪吸血的親戚，也為了重拾與作家蘇斯洛娃的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歐洲四處漂泊，同時深陷痴迷輪盤賭的賭癮中。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非但沒被生活的狼狽打倒，還展現出他那
“貓一樣生命力”
。為了還債、當然也為了生存，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求助於他畢生的活動：文學。最“生猛”的時候，他甚至兩面開弓，一邊連載長篇小說、一邊又寫了一部中篇小說——《罪與罰》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完成的。它在1866年問世。
要談論《罪與罰》，首先需要了解1860-1865年發生了什麼，以及這段時期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義。
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徹底跌到了人生谷底，包括前文提到的兩位至親的離世，他編輯的《時代》雜誌突然被當局關停，重辦《時世》雜誌倒閉並留下了異常沉重的債務，等等。
但這一時期，他依然投身於知識分子的公共爭論中，例如俄國發展的道路和方向，藝術，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學及社會事件。這些經歷為他日後的寫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也導致他思想的根本性轉變的完成。
到這時，寫出《罪與罰》，以及成為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偉大作家的鋪墊工作，均已完成了。
《罪與罰》描述了一位一心想成為拿破崙式的人物，年輕貧困的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為生活所迫，也為了實現英雄夢想，他殺死了放高利貸的房東老太和她無辜的妹妹，這起兇案震驚全俄。小說主要講述的便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後，承認自己所犯罪惡的歷程。
對社會大眾而言，殺人與犯罪是劃等號的。但拉斯柯爾尼科夫並不持這樣的道德觀。他認為，從功利主義道德來看，殺死房東老太不僅不是犯罪，還是一樁好事，因為這樣一個弱者的壓迫者“對誰也沒有益處，她吸窮人的血，殺了她可以贖回十樁罪，這算犯罪嗎？”。
在《罪與罰》中，主人公有一段著名的為謀殺辯護的理論，將世界劃分為非凡的人——範例參見梭倫、凱撒和拿破崙，以及只為繁衍物種服務的普通人。根據他的理論，非凡的人可以“為著美好的未來而破壞現狀”。他們還必須擁有“違法的權利”，否則就不可能取得進步：“在世上，某些強人，被選擇的人可以踏著別人屍首而前進”。
2008年劇院版《罪與罰》
作案後，拉斯柯爾尼科夫僥倖逃脫，並且沒有留下任何罪證。可即便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套嚴密的理論體系做支撐，即便他從不承認法律、上帝等任何的外在規範，只奉行自己認同的價值準則，他依然沒能逃過自己內心的極度不安。
同時，還有一位偵探意識到拉斯柯爾尼科夫可能有罪，和他玩起了“貓鼠遊戲”的心理戰。內外雙重夾擊，幾度逼迫拉斯柯爾尼科夫主動認罪，可每次又會出現極富戲劇性的巧合，使他“逃過一劫”。
1998年電影版《罪與罰》
拉斯柯爾尼科夫最終的救贖是在愛情中完成的：女主人公索尼婭迫於生計，不得不出賣肉體來養家餬口，但她內心純潔善良，還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展現出寬容、博愛、謙遜等強烈的個人美德，勇敢地承受命運的苦難。正是她向深陷泥潭的主人公伸出援手。也是在她的規勸下，拉斯柯爾尼科夫終於投案自首，之後流放西伯利亞，以此完成他的贖罪。
流放西伯利亞意味著，對於拉斯柯爾尼科夫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理想終究還是破滅了。那麼代替理想、再次給予他生存力量的是什麼？
《罪與罰》給出的答案是愛情。在八年苦役生涯中，索尼婭對拉斯柯爾尼科夫始終不離不棄，陪伴左右：“愛情使他們獲得了再生，對那一顆心來說，這一顆心蘊藏著無窮盡的生命的源泉。……生活代替了理論，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應該在意識裡形成了。”
而《罪與罰》給出的理想的最終出路，並不是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體現的，而是另外一位人物：拉祖米欣。
“這是一個異常樂觀和健談的青年，他的善良達到了憨厚的程度。但是，在這種憨厚裡是蘊藏著深摯的感情和自尊心的。”拉祖米欣的生活證明了
一個人要想解決問題，既不是靠宏大的想法，也不是靠戲劇性的賭博，而是靠緩慢、穩定、努力的工作。
這種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正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所缺少的，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國當時的青年激進分子心態，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俄羅斯文化中的“精神痼疾”——疏離民眾、背離信仰，所做出的有力抨擊。
《卡拉馬佐夫兄弟》
驚心動魄的曠世傑作
白先勇
曾經在一個冬天的雪夜，用一整夜讀完了《卡拉馬佐夫兄弟》。閱讀完畢，已是天明，他透過窗戶，望著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發出這樣的感嘆：
“我不是基督徒，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那一刻我的確相信宇宙間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正在默默的垂憐著世上的芸芸眾生。”
同樣深受感動的還有英國作家
毛姆
。他在讀書隨筆集《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中寫道：
我再也想不出有哪部小說能夠將人類的崇高和卑劣描寫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樣，也沒有哪部小說能夠用如此深刻的憐憫以及摧枯拉朽的力量來敘述人類靈魂所承擔的痛苦。”
另一位俄國文豪
托爾斯泰
，眾所周知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係不太好。他曾在日記裡吐槽：“讀陀思妥耶夫斯基，驚訝於他的草率、虛偽和杜撰。”但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天，離家出走的托爾斯泰還不忘隨身帶著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這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一部、也是最偉大的小說。小說聚焦於他最熱衷的主題：神學與哲學，探討了邪惡的起源、自由的本質和對信仰的渴望。
老卡拉馬佐夫是一個貪財吝嗇、好色、不稱職的父親。他的三個兒子，卡拉馬佐夫三兄弟長大成人後，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性格：
2009年劇集《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長子德米特里，對生活熱情，喜歡美人與酒色，和父親為同一個女人爭風吃醋，在父親被謀殺後被誤認為罪犯而被捕；
次子伊萬，聰明、冷靜、熱愛思考的知識分子，不停追問上帝是否存在、靈魂是否不朽，不停地尋找答案又自我否定；
三子阿遼沙，一個基督般的人物，跟隨修士佐西瑪，試圖將基督徒的愛付諸實踐；
2009年劇集《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遼沙
他們的故事所組成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作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為我們貢獻了
《宗教大法官》——西方文學最偉大的篇章之一
；
“小惡魔”——一個對20世紀思想和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形象
；此外還有許多個精彩的段落與對話，它們關乎上帝，關乎信仰，關乎我們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
伊凡：“你要知道，修士，這大地上太需要荒誕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誕上面，沒有它世上也許就會一無所有了。”
德米特里：“假如沒有上帝，那可怎麼辦？……要是沒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極了！但是如果沒有上帝，他還能有善嗎？問題就在這裡！我一直想著這個。因為那時候叫他——人——去愛誰呢？叫他去感謝誰？對誰唱讚美詩呢？”
在《宗教大法官》一篇中，審判官堅持認為，人們並不想要自由，而是想要安全感和確定性，而自由選擇只會導致他們犯錯和內疚。因此，為了確保幸福，教會創造了一個基於“奇蹟、神秘和權威”的社會。
2009年劇集《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尼采說“上帝已死”，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上帝還活著，並且活在人類崇高的道德里，這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想要證明的：
德米特里作為錯案的受害者，拒絕選擇逃跑，而是前往西伯利亞，完成了自我救贖；
伊萬自認為能以自身的力量來承受這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最後卻不堪重負，精神錯亂；
而純淨、充滿愛的阿遼沙，堅定了自己“為全人類而死”的理想，毅然離開修道院，在遠行中接受世界的考驗。
2009年劇集《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最後，再借用一次毛姆的話來說，“讀完這本書，你一定不會感到失望，相反，你會感到精神愉悅，因為透過醜陋不堪的罪惡，你將看到真善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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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
別爾嘉耶夫以其獨特的宗教哲學視角，系統闡釋了陀氏的“世界觀”。火焰般的熱情、旋風般的思考，別爾嘉耶夫帶領讀者飽嘗“思想的盛宴”。
《地下室手記》
《罪與罰》
《卡拉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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