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義氣——詩化江湖及其政治經驗》
作者： 馮慶
中信出版集團 2020-5
作者簡介
雷欣翰（1990 - ），男，江西南昌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還記得小時候，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往往被家長和教師們斥為“閒書”。《三國》《水滸》《隋唐演義》等帶有武俠色彩的“名著”，勉強能讀，但在較為傳統、嚴格的教育者看來，也絕無什麼教益。因為被禁止的緣故，喜愛武俠小說的朋友們，或者在學習時將書藏在課本、作業下偷看，或者犧牲睡眠的時間在被窩裡暗暗地瞧——總之都是偷偷摸摸，絕不能正大光明地閱讀。
不過，就我的閱讀經驗而言，在說書人的口中、小說家的筆下，武俠人物除了為了個人情誼而慷慨忘死，也會為了家國天下而捨生取義。種種各種帶有昇華意味的戲劇化表現，都足以感動人。因此，幼時的我雖不是“武俠迷”，卻仍然疑惑：既然武俠小說書寫的都是與家國、生死相關的大事，為何家長和教師們還總是斥之為“閒書”？難道關乎大義的錦繡文章一旦冠以“江湖”之名，就會墮入難登大雅之堂的街頭巷尾？
正因為具備這樣的童年經驗和實在困惑，當看到馮慶說他寫作《中國人的義氣——詩化江湖及其政治經驗》的目的是要把“從小切身體會的生活經驗及其反省呈現出來”時，我不免產生了一些興奮：莫非，我們的圖書市場上，又多出了一本把“偷偷摸摸”變成“正大光明”的“俠以武犯禁”之作？
與其他型別的小說相比，快意恩仇的江湖義氣，生死一線的打鬥場面，為武俠小說所特有，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恰巧，“義氣”涉及到倫理話題，而“打鬥”則牽扯到“血氣”。《中國人的義氣》上、下篇的線索，也分別是“義”和“氣”。上篇顯然有種牽引遊民大眾的“靈魂”往上走的道德擔當感，而以“暴力美學”為開端的下篇，則依據“身體”得以展開（論張徹）、嬗變（論徐克）和消亡（論香港幫會片的“喪服”色彩）的線索，串起了“通俗文化經驗史”。
這樣看來，馮慶似乎也具有我曾經具有的困惑：“江湖”一方面鼓勵好勇鬥狠，另一方面又崇尚家國大義，這兩者似乎一“邪”一“正”，究竟為何會同時出現在諸多武俠文化的表達中，甚至成為一種普遍常見的敘事線索？令我更感興趣的就是，馮慶似乎已經找到了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然他不會寫出這麼一部書來。這刺激我進一步閱讀《中國人的義氣》，想看看馮慶是否與我“所見略同”……
首先，在書的《自序》中，馮慶就說，他這本書裡要處理的“義氣”，並不是我們日常理解的那種單純質樸的“哥們義氣”而已。其實，其中還有“使‘氣’成‘義’”的深意。在下篇中，他又說，在崇尚男性氣概的“暴力美學”之上，還有倫理的正義。看起來，馮慶認為，離開了“義”的“氣”本身，並不具備任何正當性。否則，他不會堅持要讓“身體性的‘氣’化為倫理性的‘義’”，並認為這是“‘江湖’得以‘詩化’的一個重要工序”。
基於某種荀子式的“教化”動機，馮慶把民間文藝中常見的“義氣”主題視為一種特異的政治資源，並透過援引古典思想中關於“義”“氣”的各種表述，發明出一套對“義-氣”之倫理的理論。這種理論所針對的，是“遊民”這一現象，其現實旨歸，則大多源自社會史和人口學等現代學科。
這種傾向隨著討論的展開，逐漸成為一種貫穿全書的意圖。雖然《中國人的義氣》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關於遊民革命性的分析作為討論的一個前提，但可以從一些細節處看出，馮慶的目的，顯然不在於呼籲一種破壞性的革命潛能，而是思考如何對“血氣”進行秩序化的安頓。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義氣》在“文化研究”的外衣下，潛藏著荀子或者柏拉圖式的教誨。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曾經討論過靈魂中理智、血氣和慾望三種成分；而血氣是居於中間的核心成分。個人化的血氣如果服從於與政治智慧密切相關的理智，就可以管理如雜眾般喧囂的慾望。顯然，馮慶的寫作，事實上並不止於再現“從小切身體會的生活經驗”，而是在成年並與古代先哲相遇後，回憶起“當年情”，進而精心建構的“經驗史”。
至此，我似乎明白了為什麼在成年人眼裡“閒書”會“毒害”青年。或許，他們和馮慶一樣認定，雖然武俠小說中不乏“義”的主題，但卻更多地縱容“血氣”的自由滋生，進而無助於他們走向“理智的正義”。
認識到這一點，我雖有如大夢初覺、醍醐灌頂的暢快，但心中留存的那點叛逆，卻又為馮慶試圖矯正的“血氣”——“江湖氣”——鳴起了不平，並隨之泛起了另一重疑惑：在與先哲相遇之前的曾經年輕過的馮慶，在讀到今天的馮慶所寫的這些話語時，是否也會有這種“不平之氣”呢？又或者，我還沒有完全把他文章中的“氣”給理順？
論述過以“義”治“氣”的必要性之後，馮慶似乎並未就此停留在道學教化的義理層面，還試圖向我們傳達某種不透過細讀就會草草略過的“細思恐極”的“經驗”。這種“經驗”，在上篇關於吳用和韋小寶兩個人物形象的討論中，得到了草蛇灰線般的渲染。
馮慶把吳用描述為一個權謀論者。作為“江湖知識人”，吳用拋卻了所有在生存困境中“無用”的德性和修養，成為“身處險惡江湖的知識人最宜師法的物件”。雖然文章肯定了這種“權謀”維度的“必不可少性和毀滅性”，但讀罷此篇後，難免讓人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這種“權謀”的“必不可少”，究竟是“難以避免”，還是“應該存在”？
中國古人恰恰認為，即便假設永世太平的烏托邦，也難以否定“權謀”在現實生存環境中的必然性。《中國人的義氣》引以為證的許多古典智慧，正是基於陰陽互轉、經權互補的思維模式，才得以成立。根據《水滸傳》的說法，吳用和宋江一手締造的“梁山”共同體，或許還有著某種“託天立義”的“神道設教”元素。“江湖”是現實生存處境釀造而成的“遊民社會”，但同時其中也會自發產生出某種更為現實、權謀化且自成體系的教化原則。
思索至此，我不禁啞然：吳用身上這種揮之不去的權謀性情，難道不正是基於本質上缺乏正當性的某種“氣”，轉而發明、創造和利用著“義”？那麼，這種並不具備正當性、但又能生產出正當性的“氣”，到底是什麼呢？馮慶身上，會不會也有這種“氣”呢？
留下這個詭譎的暗示之後，馮慶轉向了對金庸筆下韋小寶故事的分析。馮慶讓我們留意，雖然陳近南集一切武俠男主角的“忠孝仁義”於一身，但《鹿鼎記》的主角卻是那個譎詐、貪婪、沒有文化的韋小寶。雖然馮慶認為韋小寶身上經過“提純”的“義氣”，可能保留的是“儒家‘義’的血脈”，但其實，馮慶並非沒有注意到，一切帶有規範性色彩的“義”，在韋小寶身上都不復存在。韋小寶具備的，似乎只是一種模糊到難以言說的“正義感”，或者說本然的“氣質”。進而，“正義感”與玩弄機巧的“流氓氣”，正是在這種含混、曖昧的“氣質”層面，得到了有機的協調。這是因為，韋小寶本質上“跟著感覺走”，自然“無所為而無所不為”。有意思的是，同樣作為“江湖知識人”，那些想讓韋小寶當皇帝的“大儒”，同樣也有這種“無所為而無所不為”的氣質。言下之意，馮慶極有可能是想告訴我們，所謂的“大儒”，並不是單純“忠孝仁義”那麼簡單……
《老子》第四十二章說“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假設馮慶對《鹿鼎記》的分析旨在揭示“義-氣”理論的真意，那麼，這種“流氓氣”與“正義感”得以同時孕育的那種教化方式，顯然不僅是單純重複“仁義”之“義”就可以實現的。在某種意義上，當“義”需要“氣”來分娩時，我們自然會回想起“道德”的本意，及其所能開闢的真與信的政治空間：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