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源流考辨
顧濤（洛陽師範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墓誌的源流問題是墓誌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目前仍存在著不少分歧。墓誌的起源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墓磚墓石萌芽期、墓碑過渡期和方形墓誌定型期。墓誌在南北朝時期定型以後，一千多年來其形制賡續不變，影響深遠，成為我國傳統墓葬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墓誌；源流；階段；特徵
墓誌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一種獨特的石刻形式，具有歷史、考古、文獻、民俗、藝術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它不僅起源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之前，而且存世數量極大，僅唐代墓誌已知的就有五千方以上，更遑論其它，何況直至今天仍不斷有新的墓誌出土面世，成為一座珍貴的民族文化藝術寶庫。關於墓誌的記載和研究最早起於何時，未有定論，但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中的《銘箴》篇和《誄碑》篇已經涉及到碑銘石刻的源流發展和文化作用，並提到蔡邕等人撰寫墓碑銘文之事，當然，劉勰還沒有明確提到墓誌這個概念，不過可以證明對碑銘石刻的研究在南北朝時就已進入學者的視野。比較確定的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金石學家趙明誠發金石學研究之濫觴，開始對墓誌有相當的關注，他們分別所著的《集古錄》、《金石錄》兩書收錄、整理了一定數量的墓誌，而且進行了初步的研究。
從宋代歐陽修、趙明誠把墓誌納入金石研究範疇到現在也已經近千年了，對於墓誌的記載和研究日漸增多，尤其是清代金石學大興之後，墓誌由於其珍貴的多方面的價值，在金石學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收集、整理墓誌的著作不斷面世，其中對於墓誌的文獻考釋一直是研究的重點，但墓誌文化涉及面極廣，學術界關於它的許多問題、包括一些基本問題到現在還存在著不少分歧和爭論。其中關於墓誌的起源問題，是學術界存在觀點較多、且分歧較大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學術界對此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雖然觀點仍然有不少分歧，但認識已經越來越明晰了，所以今天仍值得專門進行探究和歸納。總的看來，學術界對墓誌的起源大致有五種重要的不同看法，分別認為墓誌出現在秦代、西漢、東漢、魏晉、南朝等時期，［1］（p32）這些看法各有其理論依據，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已為學術界所熟知，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一個萌芽、準備和形成過程。我們考察墓誌的起源，同樣應該遵循這一規律。
結合眾多學者觀點，筆者認為，墓誌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墓誌的萌芽期：墓磚和墓石階段
一件事物的出現，往往在萌芽期，它的某些基本特徵就已經開始有所顯現。之所以把墓誌的萌芽期定為墓磚和墓石階段，因為，目前發現的墓磚和墓石大多具備了後世墓誌的一些重要特徵，正是它們的發現為墓誌的原初狀態提供了真實而必要的物證。據1994年6月19日《中國文物報》載，1987年山東鄒城出土了兩塊墓磚，這兩塊刻有銘文的墓磚大小基本相同，長25釐米，寬12釐米，厚5釐米，一塊兩面均刻有文字，另一塊一面刻有文字，內容涉及到死者的一些個人資訊。兩塊墓磚上的銘文內容並不多，只有寥寥的十餘字，但已標明墓中死者身份，已初步具備了墓誌的功能，把它們看作墓誌的最早形態和萌芽當符合歷史的真實。有學者認為它們是最早的墓誌，年代也較早，應屬於戰國時期。
洛陽刑徒墓墓磚拓片
這樣簡單粗糙的墓中刻銘，考古發現秦代和漢代的都有。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陝西出土了18件帶有文字的秦刑徒墓殘瓦，文字多在十字以內，有的只刻了一個地名或人名，簡單記載了死者的籍貫、身份和姓名等。“在內容上，可以作為後世墓誌的祖形來看待，也是值得注意的史料。”［2］（p145）建國後漢代墓磚時有出土，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上世紀60年代，在古都洛陽發掘了500多座東漢刑徒墓，竟然集中出土了800多塊墓磚，成為當年轟動考古界的一大發現。這些東漢刑徒墓磚大小不一，一般長約30至40釐米，寬20多釐米，行文與內容雖與秦墓瓦相似，但刑徒墓磚的銘文內容明顯豐富了不少，對於死者的個人資訊記錄的也比較詳細，除了交代死者的籍貫、姓名外，有些還註明了他們的身份、死亡時間，甚至有的還交代了死因。“這些刑徒磚雖然與後來定型的墓誌還有很大距離，但是它的埋設目的與墓誌基本相同，對墓誌的產生與普遍使用有直接的影響。”［1］（p37）
歷史發展到東漢中後期，墓葬文化在很多方面也在改變，尤其是厚葬之風導致人們更加註重墓葬材料的選擇。簡陋的墓磚相應地被堅固耐久的墓石所代替。從墓磚到墓石，表面看好像僅僅是關於墓葬材料的改變，但它實質上是墓葬意識的一次大的轉變，體現了人們對於生死觀的更深刻的思考和對於死者更深切的懷念。目前已知的刻於漢殤帝延平元年（106年）的《賈武仲妻馬姜墓石》、刻於漢安帝元初二年（115年）的《張盛墓石》、刻於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的《繆宇墓石》、刻於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年）的《徐州從事墓石》等使我們看到了墓磚到墓石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從墓磚到墓石的過渡符合歷史的自然發展趨勢，雖然這時的墓石多是粗糙的石料，刻寫也相當粗率，形制也未固定，但材料的不同仍然帶來了其他的變化，較為明顯的就是墓石的面積普遍超過墓磚，與之相應的是刻寫的內容自然也比墓磚大大增加了。如著名的《賈武仲妻馬姜墓石》，此墓石高46釐米，寬58。5釐米，隸書15行，每行13至19字不等，內容不僅記載了死者的姓名、身份、籍貫、死期，還詳細地敘述了死者的生平，並對其生前的功德進行了頌揚，“其內容、作用、製作意圖和文體格式與後世題名為“墓誌”者已經沒有太大區別，應該說已初具墓誌之實。”［3］（p108）
從上述考古資料可以看出，墓誌的最早源頭可追溯到戰國前後，但其萌芽階段主要在兩漢時期，尤其是東漢中晚期是墓誌萌生的主要時段。這個時期的墓磚、墓石等，從文字內容、形制、用途等已經簡單具備了墓誌的功能，但還只是初具雛形，各方面都還沒有固定的程式。
第二階段——墓誌的準備期：墓碑形態階段
這一時期亦可稱為墓誌的“準”形成期和過渡期。墓誌在發展過程中，從東漢、曹魏到西晉時期經歷了一個墓碑形態的階段。墓碑是碑的一種。碑起源很早，《穆天子傳》中就有相關記載。“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4］（p138）從上述可知，碑產生後經過長期的發展，直到東漢後期才出現碑碣蜂起、盛極一時的局面。而且碑不僅起源早，在演變過程中，其形制和作用也在不斷演變。以漢碑為例，漢碑就有各種樣式和用途，僅從用途看，就有功德碑、記事碑、紀念碑等，在許多廟宇、殿堂、墓冢都能見到。《說文解字》對碑的解釋是“豎石也”，可見古代的碑基本都是豎立形式。漢碑雖然有多種用途，但目前發現的眾多漢末碑刻，有相當一部分是立於墓前的紀念和歌頌死者的墓碑，如《孟孝琚碑》、《袁安碑》、《袁敞碑》、《景君碑》等。當時的墓碑主要是立於墓前地面上，形制一般為長方形，多有碑首、碑身和碑座，碑文內容比較豐富，一般多達數百字，對於死者的家世、生平、經歷、功績有比較詳細的記述，多為文辭優美的韻文，書體一般為隸書（有稱之為八分書者），也有少數為篆書，碑額多為篆書，從其銘文和作用看，它們基本可以看作是墓誌發展中的一種準形成形態。從墓碑的製作看，墓碑較之於墓磚和墓石，無論是石材的質地，或是製作的工藝，都有大幅的改進和提高，“東漢立碑，對碑石的質量、製作、書刻都十分講究。碑石要派人外出採集，要打磨平光，並加以雕飾，要請賃手藝高超的石工。”［5］（p145）
從墓碑內容的撰寫和書寫看，墓碑和以前的墓磚墓石比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洛陽刑徒墓磚，基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匠們隨手刻寫，不僅內容簡單，談不上文學性，而且書寫水平不高，筆畫平直粗率，結構誇張隨意，缺乏專門的訓練，是典型的民間日常書寫。而墓碑則和墓磚墓石有很大區別，從傳世的漢代墓碑看，大多墓碑的書寫者都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不少還是當時的碩學名儒，如蔡邕、崔瑗等常為人撰寫碑文。許多墓碑雖沒有留下撰寫者的姓名，但從文字內容看，大多文字典雅，韻律優美，有漢賦之風韻，應該多是一時的文人俊彥所撰，而墓碑的書寫同樣令人矚目，與墓磚墓石粗率的書寫相比則判然有別，漢代墓碑多采用規範的隸書書寫，這種規範的隸書也稱為八分書。“八分書在東漢是一種普遍用於碑刻的書體，所以又將其稱作銘石書。由於八分書在東漢中後期並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書體，故成了書法家有意去專攻而擅長的書體之一……蔡邕就是古代公認的以八分書成就之最高者。漢末魏初的鐘繇，擅長數種書體，而以銘石書最妙。”［5］（p144）可見，墓碑的書寫多請具有較高書法專業水平的書手書丹，這也是漢碑受後人重視的原因之一。從總體看，墓碑的各個環節、各個要素與墓磚墓石比，都有了質的飛躍，不再僅僅是儀式和形式上的喪葬器物，而是更多地具有了文化與藝術內涵的象徵物。
墓碑從地面轉移到地下墓室中，是墓誌形成的又一個重要環節。從考古發現看，東漢末期，就出現了把墓碑立於墓室中的情況，如1991年河南偃師發現的東漢肥致墓（169年），在墓室中就出土了立式暈首並帶有碑座的肥致墓碑。到曹魏、西晉時期，由於嚴格實行禁碑政策，人們不敢公開立碑，但長期形成的墓碑習俗已經根深蒂固，於是，人們採取了變通的對策，把立於地面上的墓碑轉移到了地下墓穴中，所以這時期的墓碑形制仍然繼承了漢碑的重要特點，諸多方面和漢碑如出一轍，如仍稱“墓碑”（也有稱“墓表”者），仍是長方形豎式立放，有碑首，而且不少還有底座。如1930年出土於洛陽、現珍藏於西安碑林的刻於西晉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的《菅氏夫人墓碑》，即是豎式長方形墓碑，有暈首與紋飾，其碑額為“晉待詔中郎將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這種墓碑考古中時有發現，如1925年出土於洛陽孟津、刻於西晉元康元年（291年）的《成晃碑》，1953年出土於洛陽、刻於西晉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的《徐義墓誌》等，都是此類墓碑的代表。
這種碑形墓誌大多已經具備題首、志文、頌辭，從墓誌文字的要求看，其內容已經非常完備了，除形制、擺放形式不同於後來正式的墓誌和缺少墓誌蓋外，其餘基本和後世墓誌比較一致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我國喪葬文化的發展歷史看，墓碑的出現是必然的，它是墓誌形成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而且“墓碑的影響畢竟不可忽視，它在文體上，刻制工藝上，銘文內容上等方面的特點都直接進入了墓誌，對墓誌的正式定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p51）
第三階段——墓誌的定型期：固定方形墓誌階段
此階段主要是南北朝時期，此時的墓誌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最後終於在文體、書寫、形制等方面完全確定下來，進入了固定的方形墓誌階段，並長期被後世沿承下去。
一般認為，從西晉末年到南北朝之交這個時期，墓誌開始進入固定的完整形態階段。學術界把這一時期的《劉賢墓誌》、《劉懷民墓誌》等志石的出現作為墓誌這一事物正式形成的標誌。《劉賢墓誌》仍是豎式的墓碑形制，下有龜形底座，銘文中沒有刻寫具體的年月，但依據其內容應大致刻於北魏承平至和平年間（452—465年），碑額刻寫“劉賢墓誌”四字，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確刻有“墓誌”稱呼的墓誌，預示著墓誌獨立階段的到來。刻於464年的南朝宋《劉懷民墓誌》在墓誌形成史上具有不尋常的意義，它不僅在題首中明確出現“墓誌銘”的稱呼，且擺脫了豎式的長方形狀的碑的束縛，不再有碑首，其“志高49釐米，寬52。5釐米……正書，書體凝重圓潤”，［6］（p4）從形制上看，此墓誌已經是比較標準的方形石志了，書體也從隸書過渡到了正書（楷書），同時，“劉懷民志作於大明七年，適承元嘉之後，此志銘文字導源之時代也”，［6］（p5）因此，（在考古上沒有發現比之更早的新的實物之前），我們可以認為，《劉懷民墓誌》從形制、文體、書寫都可以視作固定方形墓誌的開端，其後這種形制就基本固定下來。除沒有發現墓誌蓋，它從形式到內容完全與後來標準的墓誌一樣了，可以說這是目前固定墓誌階段的早期的實物見證。而墓誌蓋的出現也是歷史的必然，在豎式的墓碑演變為方形墓誌以後，墓碑的碑首並未被拋棄，而是碑首與碑分離，變成了墓誌蓋，實際上是一塊長方形的墓碑進化成了一合帶蓋的墓誌。墓誌蓋和墓誌上下合為一體，標誌著天與地、陽與陰的相合與相通，其中墓誌蓋又以覆鬥形的最為典型。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帶蓋墓誌是洛陽出土的北魏正始二年（505年）的《寇臻墓誌》，志蓋上書“幽郢二州寇使君墓誌蓋”。可見，南北朝時期，墓誌已被作為墓葬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而日趨受到人們的重視，墓誌到這時完全成熟了。
隋唐以後，墓葬文化繼續發展，墓誌和當時的社會文化相結合，尤其是和當時的氏族、門第觀念緊密聯絡，官宦大族更加重視墓誌的地位和社會意義，這時的墓誌無論從製作或是從文字書寫都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單從出土資料看，唐代是我國古代墓誌存世最多的時期，就能反映當時墓誌的風行。從目前存世的大量南北朝和隋唐墓誌來看，成熟時期的墓誌一般都具有這些特徵：一、有固定的文體和格式，由題首（標題）、序文（墓主身世為主的傳記）、銘辭（多為四字頌文）、附註（夫人子女簡介）等幾部分組成；二、基本都是正方形（偶爾也可見少數長方形和異形墓誌）；三、標準的墓誌一般都有覆鬥形（又稱盝頂形）志蓋，這是最主要的一種志蓋形式；四、主要為石質（也有其它磚、瓷等材質）；五、主要使用標準的楷書書丹鐫刻（也有少量隸書、行書、草書等書體墓誌）。除這些特徵之外，在很長時期內，尤其是在南北朝至唐以後的長期階段，墓誌的製作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內涵和文化特徵，它往往根據志主出身、官職、地位等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尺寸要求，高官顯宦的墓誌還常繪有精美的紋飾，其中的許多紋飾具有複雜的文化資訊和藝術意趣。大量實物證明，南北朝時期的墓誌已經走向了成熟的固定期，具有上述重要特徵的墓誌形制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成為我國墓葬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墓誌的源流問題雖只是墓葬文化中的一個小問題，但探賾尋幽，仍讓我們看到了蘊含其中的許多令人駐足、令人動情的文化景緻。墓誌這朵石刻文化中的奇葩，需要我們穿過歷史的時空隧道，不斷地走近它、思考它，它的許多有趣而富有內涵的待解之謎，等待著我們去探索、去破解。我們相信，即使在今天，古老的墓誌中所蘊含的歷史、社會、文化、藝術等價值，也定將發揮它新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趙超。古代墓誌通論［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西林昭一，陳松長。新中國出土書跡［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第十二［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5］華人德。華人德書學文集［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8。
［6］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顧濤（1970—），男，美術學博士，洛陽師範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專案：河南省教育廳2011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案“北魏墓誌楷書與漢字結構定型研究”（2011—ZD—014）的研究成果之一。
轉載自 《湖北社會科學》 2013年第7期
配圖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