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朝陵墓神道石獸的名稱問題
楊曉春
原載於《東南文化》2009第3期
關於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獸的名稱，研究者說法不一。透過相關文獻以及考古資料的進一步收集和分析，可以認為帝陵石獸中的單角獸稱天祿、雙角獸稱辟邪，王侯墓所用無角獸稱獅子（或可因其生有雙翼而稱翼獅）是比較可取的說法。
一
現存南京、句容、丹陽一帶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是東南地區有數的年代久遠的地面文物，向為南朝歷史文化的研究者所重。其中的石獸，均作有翼的猛獸模樣，又大別為兩類：帝陵用獨角獸、雙角獸各一（圖一）；王侯墓用無角獸一對（圖二）。除了有角與無角的區別之外，帝陵石獸不伸舌、王侯墓石獸伸舌也是一個明顯的區別。而石獸的名稱，卻是眾說紛紜：
圖一 南京麒麟鋪南朝帝陵雙角石獸頭部側面及背面
圖二 南京棲霞山西南朝梁蕭景墓石獸
（一）1912年，上海徐家彙司鐸法國傳教士張璜（Mathias Tchang）出版了Tombeau des Liang， Famille Siao（《蕭梁家族墓》）一書，書還有個副標題——Siao Choen-Tche（《蕭順之》），並註明為第一部分。此書雖然是以丹陽蕭順之建陵的研究為主，但對南京地區的南朝陵墓也有介紹。此書也是對於南朝陵墓石刻進行現代研究的第一部著作。1930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了漢譯本，題《梁代陵墓考》。第七章《蕭順之墓》第八節《飛馬（Les chevaux ailés）》，談的是神道石獸，其中提到《梁書》稱之為麒麟，並追尋歐陽修、趙明誠、沈括關於南陽東漢宗資墓石獸銘天祿、辟邪的記述，得出有翼石獸有麒麟、天祿、辟邪三名；隨後檢尋《康熙字典》、《說文》、《續刻金石三例》等查考這些名稱的內涵，但指出：“應注意之處，即上述各家之記錄，麒麟、天祿、辟邪，及蕭順之墓園之石獸，均從未言及有翅，此項詳細的研究，則讓一歐洲人，即一九〇八年三月十日多祿氏（D’ollone）在成都之報告：一九〇八年十月之《通報》六三六頁記雲：在四川距雅州十里之一漢時墓旁看見‘二石飛虎，由其狀態觀之，使人驚之有似於（小亞西亞）阿西利（assylie）之飛牛飛獅，迥異中國各地之石獸形。’”大概因此之故，這一節才題為《飛馬》。節末有衛聚賢先生一注：”本書以有翼石獸為天祿辟邪，柳翼謀先生據漢景君碑說應名虎〔〕。”
（二）1935年，朱希祖先生專門撰《天祿辟邪考》一文討論南朝陵墓石獸的名稱問題，文章一開始就指出：“東漢及六朝陵墓，其有翼石獸，總名桃拔者；或稱天祿辟邪……或總稱辟邪……或稱麒麟……又稱獅子……”，“天祿辟邪，乃核實之專名，麒麟獅子，乃循俗之通稱。”並從角、尾、足三方面的形象著力證明了南朝帝陵石獸並非麒麟。文章末尾總結時再次說：“一角為天祿，二角為辟邪，總名桃拔，其無角者名符拔，或作扶拔，與桃拔同類，此正名也。”
（三）1935年，滕固先生《六朝陵墓石跡述略》一文中說：“今按照史傳裡通常的稱呼，在帝王陵的石獸，叫做麒麟；在王侯墓的石獸，叫做辟邪。”
（四）1935年，朱偰先生在《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書中提出獨角的叫麒麟、雙角的叫天祿、無角的叫辟邪。但他沒有完全確定，只是參照各說，假定如此。在《六朝陵墓總說》一文中則說：“帝王陵寢，其前左右皆列石獸，左者雙角，蓋為天祿，右者獨角，或為麒麟。”
（五）1979年，羅宗真先生提到六朝陵墓石獸“帝后墓前的均帶角，王侯墓前的無角。前者有雙角和單角之分，稱天祿和麒麟，後者稱辟邪”。但在敘述中則統稱有角石獸為麒麟。
（六）198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建築史》認為：“現存南朝陵墓大都無墓闕，而在神道兩側置附翼的石獸；其中皇帝的陵用麒麟，貴族的墓葬用辟邪。”即以為有角石獸稱麒麟，無角石獸稱辟邪。
（七）1981年，姚遷、古兵二先生提出獨角的叫麒麟、雙角的叫天祿（天鹿）、無角的為獅子。
（八）1984年，林樹中先生提出有角的叫麒麟、無角的叫辟邪（是獅子）。
（九）1985年，楊寬先生以為有角的叫麒麟，無角的沒有找到原來的稱呼，姑從一般的稱呼為辟邪。
（十）1991年，日本曾布川寬教授專門研究了石獸的名稱問題，肯定了南朝文獻中稱帝陵石獸為騏（麒麟）的記載，而又特別強調了麒麟的形象和功用從漢代到南朝的變化；另外，認為把王侯墓石獸稱為獅子是比較合適的。
（十一）1998年出版的《南京的六朝石刻》在綜合比較了幾種說法之後，認為可以將帝陵前的石獸統稱為麒麟，王侯墓前的石獸統稱為辟邪。
（十二）2006年，邵磊先生對於石獸名稱問題的研究做了一些總結，並肯定了帝陵石獸稱麒麟的意見，對於王侯墓石獸稱辟邪的意見，則認為“在實物形象乃至文獻記載上，都沒有可堪比照的依據，因而是不確切的。”
相對說來，有角石獸稱麒麟，無角石獸稱辟邪，是各種說法之中最為通行的意見。有角石獸稱麒麟這一意見，雖有文獻的根據，但是如果檢核更多的歷史文獻，再參之實物材料，卻可以發現此說並不能使人完全滿意；而無角獸稱為辟邪，在文獻上又最無實證。總之，南朝陵墓神道石獸名稱問題似仍應作進一步的研究。
二
關於南朝陵墓石獸的命名，最堪利用的材料當然是其自銘，可惜現在所知的南朝陵墓石獸無一有自銘。
雖然《南齊書》、《梁書》、《南史》中都以“騏驎”——也就是麒麟——稱帝陵石獸，這也是許多學者覺得理所當然可以把帝陵石獸稱作麒麟的理由，但這種意見實際上是難以讓人全然接受的。因為自秦漢以來麒麟的形象一直是類似於鹿、馬的有蹄類動物，而非獅、虎一類的猛獸。《三輔黃圖》、《西京雜記》都把秦始皇陵前的石獸稱作“麒麟”，最主要的特徵是頸長一丈三尺，其形象應是鹿馬一類的樣子，很可能就是指長頸鹿（西方學者勞弗爾（B。 Laufer）、費琅（G。 Frand）即持此說（常任俠）。這一見解，大概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未見原物的情況下，其形象有所變化也是可能的，所以也就不必拘泥於麒麟長頸的特徵）。除了文獻中的記載外，帶有“麒麟（騏驎）”形象的實物也多有發現。如江蘇邳縣（今邳州市）東漢元嘉元年（151年）繆宇墓畫像石中的瑞獸，似鹿一角，蹄足，長尾，旁題隸書“騏驎”二字；河南滎陽東漢晚期壁畫墓前室西壁北側繪的瑞獸，四蹄如馬，肩生雙翼，頭後隸體墨書“騏驎”二字；河南鄧縣（現稱鄧州）南朝畫像磚墓中銘“騏驎”的畫像磚，似馬獨角（圖三）。而形象類似但無題銘的更是屢屢見於漢魏兩晉南北朝的壁畫墓、畫像磚墓、畫像石墓中。可以說，漢魏兩晉南北朝古人認識中的瑞獸麒麟，是頭生獨角、肩生雙翼、似鹿馬一類動物的形象。所以，《南齊書》的記載是頗讓人費解的。
圖三 河南鄧縣南朝畫像磚墓中的“騏驎”
漢代作猛獸狀的石獸的自銘，現知有“天祿”、“辟邪”，有實物儲存至今，文獻記載的有宗資墓的例子（刻石或存）（林梅村先生《天祿辟邪與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一文考天祿來自符拔（西域的叉角羚）、辟邪來自西域犀牛，這都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宗資墓石獸即是反證）、有州輔墓的例子（刻石不存）。依沈括所見宗資墓石獸，獨角者為“天祿”、雙角者為“辟邪”（現存南陽的一般斷作是宗資墓的石獸，銘“天祿”者為獨角，銘“辟邪”者為雙角（李零）。三國時的孟康就是認為 “天祿”獨角，“辟邪”雙角（《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顏師古注“桃拔”引孟康說）。而根據漢鏡鏡銘，有以雙角者為“天祿”、獨角者為“辟邪”的（孫機）。銅鏡花紋細小，表現一角或是兩角很易致誤，因而，這一銅鏡中的材料，其可靠性是大不如前面的材料的）。那麼作為漢代的後繼者（楊曉春），南朝陵墓石獸應稱為“天祿”、“辟邪”是沒有問題的了。
也許東漢末年這麼稱呼是社會普遍的做法，但到了魏晉時期就不完全是這樣的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幾乎不見“天祿”的名稱，多見“天鹿”的名稱。但“天鹿”應與“天祿”同指一物（楊寬先生猜測天祿原作天鹿，但只是根據了一塊出於漢代天祿閣遺址的鹿紋瓦當，詳見《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
曹魏孟康談到西域動物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時認為“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顏師古注“桃拔”引孟康說），他認為天鹿、辟邪都是鹿的形象。孟康是由外來的符拔推測天鹿、辟邪的形象，一個“或”字說明他本是不知其形象的。所以，不能根據現在學者推斷符拔為叉角羚而反推孟康所知的天鹿、辟邪是鹿馬一類的形象。孟康所知只是天鹿有單角、辟邪有雙角，至於他將似鹿長尾的符拔認為可能是天鹿、辟邪，那和他受“鹿”字的誤導有關。其實，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多數人是知道“天鹿”乃是獅虎類猛獸的形象的。如《太平御覽》卷三四四引《石虎鄴中記》（《永樂大典》引《鄴中記》同）雲：“鄴中為石虎諱，呼白虎幡為天鹿幡。”可見十六國時所知的“天鹿”為類似於老虎的猛獸。北魏酈道元稱東漢墓葬神道石獸為“獅子”、“天鹿”（《水經注》卷二十三《汳水》載東漢熹平間某君在襄鄉塢設立浮屠，死後葬於附近，墓葬“隧前有獅子、天鹿”；卷二十八《沔水》謂東漢長水校尉蔡瑁墓前有石大鹿，楊寬先生考大為天之訛，可取），由現有遺存看，“天鹿”也應是猛獸的形象。但用了個“鹿”字，不免會讓人誤解。
而《隋書·五行志》又以“辟邪”稱南朝帝陵前石獸：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於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眾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為陰，臣象也。臣將為變之應。”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為意，君臣唯講佛經、談玄而已。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果致侯景之亂。（這條材料還說明石獸安置，雙角在左，獨角在右，石獸是在他處刻成後運至墓葬的，都值得注意）
《隋書·五行志》還用“騏驎”稱帝陵前石獸：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驎將為人所徙也。後竟國亡。（同一史事又見載於《建康實錄》卷十七：“（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為中大同元年。曲阿縣建陵隧口石壁邪起舞，有大虵鬥隧中，其一被傷奔走。”不同於前一段史料，稱石獸為“壁邪”，即“辟邪”。可見在唐代是用“麒驎”、“辟邪”這兩種名稱來稱呼南朝帝陵石獸的。《建康實錄》的這一記載最有可能出自《梁書》（卷三《武帝本紀》），卻改“騏”為“壁邪”，值得注意）
上引《隋書》的兩段文字所言均指建陵石獸，而一稱騏驎，一稱辟邪。這必定是唐初編纂《五代史志》時抄錄原始文獻未作統一之故。所以，可大致推斷唐代之前的文獻中本來也不僅僅用“騏驎（麒麟）”指稱南朝陵墓石獸，至少唐代初年是這樣的。
而晚至南宋的陸游，在他的《入蜀記》中記錄了他親見的丹陽南朝帝陵石刻：
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餘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為藤蔓所纏若縶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
所謂刻神道石柱“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的宋文帝陵實為梁文帝陵，張璜《梁代陵墓考》已辨其誤。有點使人不解的是接著又說到梁文帝陵，那麼應該是另外的一處帝陵吧！陸游提到的帝陵石獸的名稱，一處用“麒麟、辟邪”、一處用“辟邪”，似乎正是從前代正史的記載而來。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再拿《南齊書》等的記載來作為南朝帝陵石獸命名的完全依據了。首先，稱騏驎（麒麟）不符合麒麟的一貫形象；其次，文獻中關於石獸名稱的記載也不僅僅是騏驎（麒麟）一種。看來，還是因循漢代人的做法，把南朝帝陵石獸稱作“天祿”、“辟邪”的好。
據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一的記載：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麟（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餘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雲：“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大約可知根據自銘，宗資墓石獸，單角的稱“天祿”、雙角的稱“辟邪”，沈括是見到銘文的（雖然今南陽所存石獸有刻銘文者，但資料報道並不詳細，銘文又或為後代重刻，所以不作進一步討論）。
依以上分析，可見舊有諸家說法中，以朱希祖先生的說法最接近事實。而“符拔”一名則本無闌入南朝陵墓石獸命名的必要。
至於六朝以及唐代又用“騏驎（麒麟）”稱南朝帝陵石獸，我想應理解成“騏驎（麒麟）”在當時已經成為了一個泛指瑞獸/神獸的名詞的緣故。
三
關於王侯墓前的無角伸舌的石獸，我同意姚遷、古兵、林樹中等學者稱之為“獅子”的說法，考慮到生有雙翼，可稱“翼獅”。這是南朝新創的神獸模樣，大抵以獅子為模本，也可能還受到舊有神獸的一些影響。
南朝梁時的一部佛教類書《經律異相》卷四十七《雜獸畜生部上》“師子王有十一勝事二”條雲：
師子王生住深山大谷，方頰巨骨，身肉肥滿，頭大眼長，眉高而廣，口鼻畟方，齒齊而利，吐赤白舌，雙耳高上，修脊細腰，其腹不現，六牙長尾，鬉髦光潤，自知氣力，牙爪鋒芒，四足據地，安住巖穴，振尾出聲，若有能具如是相者，當知真師子王……（注：出《涅槃》第二十五卷，又出《大智論》）
其中所云的“吐舌”、“身肉肥滿”、“齒齊”、“雙耳高上”等等的特點，都是可用來概括王侯墓石獸的形象的。那麼可以說，南朝王侯墓石獸實際上是印度風格的獅子。又正如蔡鴻生先生所指出的，其吐舌的形象尤其具有特色，“按華夏文化的傳統觀念。舌是‘靈根’，宜藏忌露。到了唐代，‘吐赤白舌’的獅相已越來越罕見，常見的造型只是張口露齒而已。對‘吐舌’的修正，是獅子形象華夏化的重要步驟。”而吐舌的獅子形象，在南京、丹陽的南朝大墓中模印磚畫等考古遺存中也有發現。1961年南京西善橋發現一座大型六朝墓，甬道內磚壁上模印獅子的形象，西壁的獅子已毀，東壁的獅子“作蹲伏狀，頭部昂起，長尾上翹”，但頭部已損壞，有的磚上刻有編號文字，如“右師子下行第五”，與南朝王侯墓石獸頗有接近之處；1968年丹陽胡橋、建山發現的兩座南朝墓葬，兩墓均在第一重石門和甬道口之間的磚壁上模印獅子的形象，獅子“作蹲伏狀，張口吐舌，尾上翹”，磚背銘“獅子”二字（圖四）；河南鄧縣南朝畫像磚墓中也出土有吐舌形象的獅子畫像磚，銘“師□”二字（圖五）。同時期北朝的石窟中所雕的獅子形象作吐舌模樣的則有龍門石窟六獅洞中的佛座兩側的石獅子（圖六），此窟鑿於北魏孝明帝時期；鞏縣石窟寺第一窟中心柱南面佛座東側的石獅子（圖七），此窟鑿於北魏後期。
圖四 丹陽建山金家村南朝墓模印磚獅子
圖五 河南鄧縣南朝畫像磚墓中的“師□”
圖六 龍門石窟北魏獅子
圖七 鞏縣石窟寺北魏獅子
《洛陽伽藍記》講到佛像出行，“辟邪獅子導引其前”，以辟邪、獅子並稱。題漢東方朔撰《十洲記》謂“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裡，去東岸二十四萬裡，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魯迅先生認為《十洲記》乃偽作，但又說明《隋書》已經著錄，且齊梁文人又往往引以為故實。考慮到《水經注》已引有《十洲記》和今本《十洲記》中“天祿”寫作“天鹿”這兩點，可大致將《十洲記》看作是魏晉時的作品）以獅子、辟邪、天鹿並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袪惑》謂“（崑崙山）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所記與《十洲記》略同，而“鑿齒”與“銅頭鐵額長牙”並列較《十洲記》更易理解。據此，或許可作這樣的論斷：六朝時，獅子、辟邪非指一物（不過，後來也有把獅子稱作“辟邪”的，如南宋黃休復援引南朝梁時的一則故事中就是把畫的獅子稱作辟邪（《寺塔記·益州名畫錄·元代畫塑記》），這反映了這些名稱使用的混亂）。
四
所以，今天在介紹南朝陵墓石獸時可將其名稱大致確定為：天祿（單角）、辟邪（雙角）、獅子（無角，因其生有雙翼，或可稱翼獅）。另外也可進一步說明：在六朝時，天祿、辟邪這類神獸也通稱為騏驎（麒麟）；稍晚，則又統稱為辟邪。
而說到底，“天祿”、“辟邪”這樣名稱並非區別種屬的需要，乃是出於一種祈福的考慮。我們在考察南朝陵墓石獸名稱時，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當時人的稱呼，一是當時人的誤解（相對於南朝之前的稱呼）。這其實是名稱使用中一個談不上孰是孰非的問題，被大家接受了的就是有了足夠的理由，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島不就是這麼叫的嗎？然而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關鍵就是要揭示出名稱的來源。現在再作定名，當然也就要儘量做到來源有緒了，而不可僅因文獻中有某一種記載，便以為是定說。
轉載自 漢唐考古